在清朝的时候，江南贡院是清代规模最大的一个贡院，那儿有26040间号舍，由此可见，江苏和安徽两省的考生数量多得让人吃惊。那在竞争特别激烈的乡试里，到底有多少人可以成功胜出呢？
实际上，以江南贡院的号舍来看，安徽大概有一万名生员去参加乡试，可最终录取的仅有45人。这表明，举人的录取比例仅为百分之零点四五。也就是说，在参加乡试的222个生员里，只有一个人最后可以顺利考中举人。此数字体现出了乡试竞争的激烈状况。
在康熙年间，清朝的科举考试章程较为固定，生员录取的名额规定得更为清晰。拿徽州府来说，其所辖的歙县在当时属于大县，乾隆时期的县试中，大概有1300人参加考试，然而歙县每次县试仅仅招收15名生员，录取比例仅为1.1%。那时候，差不多每400人里才能出一位生员，这些生员的水准跟现代清华、北大以及华东五校的优秀学生差不多。
在清代整个国家范围内，进士的总数大概是2.7万人，举人则有15.7万人之多。到晚清的时候，全国的生员数目已经超出了三百万。从这能看出，虽说举人不算少，可想要考取举人那也是百里挑一的难事。和生员比起来，举人的竞争要更加激烈，这表明他们在整个社会中依然有着很高的尊贵地位，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对地方官员的选拔任用产生影响。
各省乡试的情形存在差异。拿云南和广西来讲，这两个地方的乡试录取率比其他省份稍微高一些。云南的号舍有4865间，录取的有54人，录取率是1.1%；广西的号舍超过5500间，录取的是45人，录取率为0.8%。虽说录取率略高一点，可终归是少之又少的。
安徽的情形也是这样。安徽没有单独的乡试贡院，所以安徽的考生只得去江苏省参加乡试。在历届考生当中，能够顺利胜出的人着实是少之又少的杰出人才。据相关统计，从清代全国知县的出身情况来看，科甲出身（进士、举人）的知县所占比例为 44.7%，单单举人就占了 20%。这表明，举人仍然是选拔地方官员的一个重要途径，那种说举人没什么用的观点是不对的。
在这儿，咱们能清楚当时社会在读书氛围以及教育水平方面存在的差别。拿江苏和贵州两省来讲，乾隆年间，江苏的人口有3200多万，可贵州仅有567万。这两省不光经济文化方面的差距很明显，读书人的数量或许也能差个十几倍甚至几十倍。
在清代科举考试中，得先过童试，接着是县试，然后是府试、院试，每个环节都得让考生一次又一次地接受考验。然而，每一个考中者的身后，都有成千上万的人落榜。当费尽周折终于考上举人的时候，这不仅意味着个人在学术方面达到了最高水准，更标志着在当时的社会中，在权力和财富的阶梯上实现了一次重大的跨越。
这般严格的筛选制度，让每一个考中的举人都变成了社会的杰出人才，他们在成长期间都历经了异常艰辛的竞争。所以，能从众多的考生里面崭露头角成为举人，不管是在学术方面的成果，还是个人方面的成果，都完全配得上“凤毛麟角”这个说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