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0年6月，天津河东盐坨之地，有人陆陆续续发现了被丢弃的死婴，每二三人一棺，尸骸暴露，很多被野狗啃食得残缺不全。

这事谁看谁火大，一时间群情愤恨，要查出个所以然来。而恰恰就在此时，一桩“迷拐儿童”的恶性案件进入了大众视野。

在静海知县刘杰的审问下，人贩武兰珍供述，自己也曾把迷拐来的儿童卖给过望海楼天主教堂。很快，人们将这两件事联系起来：教堂与人贩合作迷拐儿童，将孩子挖眼剖心来制药。

群众更加激愤。但以上还仅仅是猜测，指认现场、搜集证据在所难免。6月21日，静海知县刘杰同拐犯武兰珍到望海楼教堂对质。

一边是横行惯了的法国领事，一边是一点就爆的群众，还没等事情搞明白，双方就起了冲突。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一看势头不对，也赶来了想要劝解，但为时已晚。

在冲突中，法国驻津领事丰大业朝静海知县刘杰开枪，打死了一名随从衙役，群众则一拥而上，当场就乱拳打死了丰大业及其秘书西门，并冲进教堂打死了17名法国人、3名俄国人和30多名中国信徒。末了，还一把火焚烧了法国天主教堂。

震惊中外、牵动各方神经的“天津教案”爆发了。

怎么处置“天津教案”，这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慈禧思来想后，让老成持重的曾国藩去处理这件事。

曾国藩重病在身，明知这是一块烫手的山芋，无论怎样处置，各方都不会有满意的结果。无限悲观的曾国藩，早早交代后事，给儿子留下来遗书。

在曾国藩看来，“外人性情凶悍，津民习气浮嚣，俱复难和解，将来构怨兴兵，恐致激成大变。”他的担心不无道理。

曾国藩到天津后，故意拖延时间，足足调查了半个月，最后得出了三个结论：

一是武兰珍供词时供时翻，并无教堂指使的确据；

二是教堂中的儿童，由各自家庭送来养育，非迷拐而来；

三是亲自询问拦舆递禀的数百名百姓，所谓挖眼剖心之事，均无实据。至于采生配药，都是子虚乌有的事。

这可能就是事情的大致真相，毕竟当时天津瘟疫流传，法国教堂里收养的中国弃婴也出现了大量死亡。

曾国藩将以上情况奏报朝廷，征询处理意见。

慈禧的意思也很明确，“严拿凶手以惩煽乱之徒，弹压士民以慰各国之意，尤为目前要务。”其实，慈禧的意思又何尝不是法国人所想呢？

曾国藩给出的处理意见，总的来说就是“一命抵一命”：处死带头闹事的16人，缓刑4人，充军流放25人，将天津知府张光藻、静海知县刘杰革职充军发配到黑龙江，赔偿外国人的损失49万两银子，并由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出使法国道歉。

对于这个结果，朝野哗然，曾国藩过于示弱，一度成为人们口诛笔伐的对象和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曾国藩背负骂名，病情加重，被调回两江总督任职去了，一年多后，就病死在南京。

给曾国藩收拾烂摊子的就是李鸿章。李鸿章则打起了“痞子腔”。他所做的，只不过利用普法战争中法国战败的契机，再度争取，促使法国人减少死刑人数，俄国人以经济赔偿放弃抵偿人命。

在处死杀人闹事的民众时，李鸿章又耍了一个小心思：将原来收监在牢死刑犯找来，顶替在教堂杀人闹事的民众。

李鸿章的处理结果为他赢得了不错的口碑。天津教案后，李鸿章被调为直隶总督，后又兼任北洋通商大臣。至此，清廷的汉族权臣完成一次大换血。

这种转换，不能说全赖“天津教案”本身，还是慈禧的权谋。比如，慈禧故意将曾国藩奏折掐头去尾、断章取义，印发全国各级官员，直接造成了曾国藩形象的崩塌。

有时候，具体事务都是浮现在表面的，表明之下的则是异常敏感的政治。纵使你干事得力，但难捱背后波涛的汹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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