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八年夏天号称＂中国历史上最热夏天＂，当时到底热到啥程度？

世人皆道今年盛夏难熬，动辄高温红色预警，可要说真正的＂热死人＂，还得数清朝乾隆八年那个夏天。那一年，连乾隆皇帝都坐不住了，一日之内从内帑中拨出万两白银，只为了救治京城内外因酷暑而病倒的黎民百姓。据当时在华的法国传教士宋君荣记载，短短十几天内，京城周边就有上万人命丧黄泉。古人常说＂流金铄石＂，在那个没有空调电扇的年代，这句话竟然成了现实 —— 街边的铅锡真的在烈日下融化了。究竟是什么样的高温，能让一代英明天子如此惊慌失措？这个被称为＂中国历史上最热夏天＂的乾隆八年，到底热到了什么程度？

一、空前绝后的气温记载

乾隆八年的酷暑，不同于其他朝代模糊的气候记载，这一年的高温有着精确的数据支撑。这得益于当时在京城的法国传教士宋君荣的细致记录。宋君荣原名Antoine Gaubil，康熙六十一年来华，在北京一直生活到乾隆十四年。他不仅精通天文历算，还带来了当时欧洲最先进的气象测量工具——拉谋氏温度计。

这支温度计采用水银作为测温介质，以冰点为0度、沸点为80度。宋君荣每天都会在固定时间测量温度，并将数据详细记录在他的日记中。这些珍贵的观测记录后来被整理成册，成为研究清代气候的重要史料。

从七月十三日开始，京城就进入了一个异常的高温期。宋君荣记录的温度数据显示，连续多日气温都维持在拉氏温标的60度以上。经过现代气象专家换算，相当于摄氏40度以上的高温。

尤其是七月二十五日那天，温度计显示的数值达到了惊人的高度。这个数据经过现代气象学家换算，相当于摄氏44.4度。更令人惊骇的是，地表温度甚至高达65度，导致街道上的铅器、锡器在烈日下融化。

各地方志中的记载印证了这场酷暑的严重程度。《天津府志》记载：＂五月间，暑气如焚，行路难耐，土石皆焦。＂《高邑县志》中写道：＂午时阳光如火，墙阴处亦炎热难当，街市行人多有昏厥。＂山西、河北等地的县志也都有类似记载。

宋君荣的观测记录还显示了一个特殊现象：这场高温来得突然，且持续时间极长。从七月初一直到七月底，气温几乎没有明显下降。他在给巴黎的信中写道：＂即便是夜晚，城中的温度也高得异常，砖墙散发的热气让人无法入眠。＂

这些精确的温度记录，加上各地方志的佐证，让乾隆八年的这场酷暑成为中国古代气象史上有据可考的最严重高温事件。当时的测量方法虽然与现代有所不同，但其记录的温度值之高，至今仍让人惊叹。而这场酷暑带来的连锁反应，更是在随后的日子里逐渐显现。

二、朝野上下的应对之策

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酷暑，清廷的反应可谓迅速。七月十五日，正在避暑山庄的乾隆帝接到京城急报，立即下令从内帑中调拨白银一万两，专门用于救助因酷暑而病倒的百姓。这笔银子由户部尚书陈世倌负责调度，分配给京城九门的各级衙门。

在救灾措施上，清廷采取了分级施救的策略。首先是对重灾区的即时救助。顺天府下辖的大兴、宛平两县，由于地势低洼，加上人口密集，成为此次热灾的重灾区。府衙特意在这两县增设了临时医局，延请名医坐诊，并免费发放防暑药品。

其次是对贫困人群的重点救助。各区衙门按照＂极贫＂、＂次贫＂两个等级，对辖区内的贫困户进行登记造册。极贫户每户发放三钱银子的赈济银，次贫户则发放二钱。这笔赈济银专门用于购买冰块和防暑物品。

在具体执行层面，地方官员也各显其能。天津知府赵文楷一面组织人手从各冰窖中调运冰块，一面在城内设立二十四处避暑棚，供路人纳凉。同时，他还下令各街巷商户在店门口摆放清水，供行人解渴。

河北巡抚白钟山则采取了更为周密的措施。他派出快马传令各州县，要求在城乡交界处设立临时救助站。这些救助站不仅提供冰水和茶水，还准备了藿香正气散等常用药物，专门救治中暑的行人。

为了防止意外事件的发生，清廷还专门制定了《散赈条规》。规定赈济物资发放时必须按照户籍顺序，严禁哄抢。同时，各衙门要派出壮丁维持秩序，确保赈济工作有序进行。

在民间自救方面，各地也出现了不少互帮互助的场面。富户开放家中院落供邻里纳凉，寺庙也敞开山门接纳避暑的民众。一些商铺自发组织起＂送冰队＂，专门为居住在偏僻胡同的老弱病残送去冰块。

这场酷暑也促使官府改进了救灾机制。在随后的几年里，清廷陆续颁布了多项防暑救灾的规定。如要求各地建立固定的避暑棚，在城门处设立专门的救助点，并要求当地富户参与救助工作。这些措施为后来的救灾工作提供了重要经验。

到了七月底，随着气温逐渐下降，这场声势浩大的救灾行动也告一段落。据统计，仅京城九门就发放了近三万斤冰块，救治中暑患者上万人。这次救灾行动，展现了清廷的行政效率，也体现了朝廷与地方官员在面对自然灾害时的应对能力。

三、清代制冰储冰的独特系统

在这场空前的酷暑中，清代完备的冰政制度发挥了重要作用。早在康熙年间，朝廷就建立了一套严密的冰政管理体系。京师地区的冰窖分为三类：御用冰窖、官用冰窖和民用冰窖。其中御用冰窖主要分布在紫禁城西北角和南海一带，由专门的太监管理。

御用冰窖的规制最为讲究。每个冰窖深达十余米，四壁由青砖垒砌，顶部采用双层结构，中间填充稻草和炭屑作为保温层。冰窖底部设有排水系统，避免融水浸泡冰块。每年冬季，专门的采冰人要在什刹海等地采集冰块，经过严格挑选后才能入窖储存。

官用冰窖则分布在各衙门驻地附近。这些冰窖规模略小，但也遵循严格的工艺标准。每个冰窖都配备专门的＂司冰官＂，负责冰块的采集、储存和分发。据《内务府清档》记载，乾隆八年时，京城共有官用冰窖二十八处，平均每处可储存冰块三万斤左右。

民用冰窖多由富商经营，主要分布在前门、崇文门等商业区域。这些冰窖除了供应茶馆、酒楼等商户外，也向普通百姓售卖冰块。每到夏季，冰商们会雇用挑夫，沿街叫卖冰块。一般百姓买不起整块冰，就买些碎冰解暑，俗称＂冰片子＂。

冰块的使用也有严格的等级制度。御用冰块必须取自什刹海最深处，冰质最为纯净，俗称＂贡冰＂。这些冰块主要用于御膳房制作冰镇食品，以及皇室成员消暑。其次是＂官冰＂，用于各级衙门公务之需。最后是＂民冰＂，质地略差，价格相对便宜。

储冰技术也十分讲究。入窖时，冰块之间要用稻草隔开，防止冻结成整体。窖顶要设置通风口，及时排出热气。冰窖四周要挖设排水沟，防止地下水渗入。据《工部则例》记载，一个标准的冰窖至少要配备十名工人，分别负责搬运、整理和看守等工作。

乾隆八年的酷暑，使得冰块价格飙升。据《京师市价录》记载，七月中旬时，上等冰块价格达到每斤六分银子，是平常的三倍。为了稳定物价，顺天府不得不出面干预，规定冰商不得借机哄抬价格。同时，府衙还组织人手巡查各冰窖，防止有人囤积居奇。

这场酷暑也暴露出了冰政系统的一些问题。由于天气异常炎热，很多冰窖的冰块提前融化，导致后期供应紧张。为此，朝廷在次年增加了冰窖的数量，并改进了储冰工艺。在冰窖顶部增加了第三层隔热层，采用麦秸和细沙混合填充，大大提高了保温效果。从《户部清档》的记载来看，这些改进使得冰块的储存时间延长了近一个月。

四、酷暑下的京城百态

乾隆八年的这场酷暑，不仅带来了严重的灾情，也在京城掀起了一场特殊的＂避暑运动＂。随着气温节节攀升，各个阶层的人们都在寻找避暑的方法，由此形成了一幅独特的城市风情画。

当时的《京报》记载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富贵人家纷纷搬到地下室居住。这些地下室原本是用来储存物品的，但在酷暑中反而成了避暑的好去处。一些有条件的人家还在地下室铺设冰块，用帘幕遮挡，营造出一个清凉的环境。据《宛署杂记》记载，当时最大的地下室可以容纳十几口人同时居住。

普通百姓则想出了各种简单的避暑方法。有的人在院子里搭建＂草棚子＂，用湿草帘遮挡阳光；有的人在屋顶上泼水降温，俗称＂淋房顶＂；还有人把床搬到院子里，等到夜深人静时才入睡。街坊邻里之间还会轮流值班扇风，形成了一种互助纳凉的习俗。

茶馆、酒楼等场所也因应时势推出了特色服务。位于前门大街的＂德盛斋＂率先推出了＂冰镇绿豆汤＂，很快就在城中风靡。其他店铺纷纷效仿，相继推出各种冰镇饮品。当时最受欢迎的是＂冰碗＂，就是在碗底放一小块冰，上面浇上糖水，配以各种果料，价格便宜，深受平民百姓欢迎。

寺庙也成了避暑的热门去处。法源寺、广济寺等大寺院都开放大殿供人纳凉。这些寺庙建筑高大通风，加上树木成荫，自然清凉。一些寺庙还在院内设置木桶盛水，供人们洗手降温。据《燕都杂记》记载，法源寺的大殿每天都挤满了避暑的百姓，僧人们不得不在殿外另设座位。

为了应对持续的高温，人们的作息时间也发生了变化。许多商铺改为清晨和傍晚营业，中午则歇业避暑。街头小贩也改变了叫卖时间，多在天未亮时就开始营生。据当时的＂市声图＂记载，凌晨三四点钟，街上就能听到卖早点的吆喝声。

官员们的办公方式也有所调整。各衙门将早朝时间提前到寅时（凌晨三点到五点），避开烈日当空的时段。一些不紧要的公务则推迟到傍晚处理。据《吏部章程》记载，这种特殊的作息制度一直持续到八月初才恢复正常。

这场酷暑还催生了一些特殊的职业。比如＂送凉人＂，专门为富贵人家送冰块、荷叶等避暑用品；＂洒水夫＂，负责在街道上洒水降温；＂扇车夫＂，在客人乘坐人力车时为其打扇。这些临时性的职业虽然收入不高，但在当时也算是一种谋生的手段。

值得一提的是，这场酷暑还改变了一些传统习俗。比如原本在七月举行的＂中元节＂祭祀活动被迫推迟，一些需要在室外进行的民俗活动也改在室内举行。这些变化被记录在《岁时杂记》中，成为研究清代民俗变迁的重要资料。

五、灾后社会改革与制度变革

这场持续近月的酷暑之灾，促使清廷在多个领域进行了制度改革。首当其冲的是救灾机制的重建。乾隆八年八月，户部尚书陈世倌向朝廷呈递了《救灾章程》，对救灾制度进行了全面改革。

这份章程的核心内容包括三个方面：其一，在京城设立固定的救灾仓储点，平时储存防灾物资，遇灾时可立即调用。其二，建立分级救助制度，将救灾对象按照贫困程度分为三等，实施差别化救助。其三，设立专门的救灾基金，由户部每年从税收中提取一定比例，专门用于救灾。

在城市建设方面，工部也进行了相应的改革。根据《工部则例》的记载，自乾隆九年起，京城新建房屋必须预留通风口，并要求沿街店铺建造挑檐，为行人遮阳。同时，在主要街道增设了固定的避暑设施，如凉亭、水池等。这些措施大大改善了城市的防暑条件。

医疗制度也随之改革。太医院在各城门设立了永久性的救治站，配备专门的医生和药品。这些救治站不仅在夏季救治中暑患者，平时也为贫困百姓提供医疗服务。据《太医院档案》记载，到乾隆十年时，这些救治站每年能救治病患数万人。

在民生保障方面，清廷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物价监管制度。顺天府专门设立了＂市价司＂，负责监控市场物价，防止商人趁灾哄抬物价。同时，对于冰块、防暑药品等重要物资，实行限价销售。这些措施有效地维护了市场秩序。

商业管理制度也有重大变革。为了保障夏季物资供应，清廷允许商人在城外设立＂夏市＂，专门经营防暑物品。这些夏市通常在清晨和傍晚开市，既方便百姓采购，又避开了炎热时段。这一制度后来成为清代城市商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基层治理方面，清廷推行了＂坊邻互助＂制度。每个街坊都要选出＂坊正＂，负责组织居民互帮互助。遇到灾情时，坊正要及时向官府报告，并组织居民开展自救。这种自治组织形式，大大提高了基层应对灾害的能力。

行政效率的提升也是改革的重要内容。乾隆帝下令简化救灾审批程序，地方官员可以先行调拨物资救灾，事后再补报朝廷。这项改革大大提高了救灾效率，成为后来清代救灾制度的重要特点。

财政制度方面，户部建立了专门的救灾储备金制度。各省每年要按照定额上缴救灾银两，存入内帑，专门用于救灾。同时，也鼓励地方设立救灾基金，形成了中央和地方互补的救灾财政体系。

这些制度改革不仅对当时的社会治理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经验。从《清实录》的记载来看，这些改革措施在后来的自然灾害中多次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清代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