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官员的最高职位是什么?当然是内阁辅臣大学士。
然而,崇祯朝的大学士竟然是用抓阄的方式产生的,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
崇祯皇帝刚刚登基,最得意的事情就是铲除了阉党,扳倒了魏忠贤。
年仅十七岁的崇祯觉得自己智计深沉,手段高明,谈笑间便将阉党灰飞烟灭,这似乎是一个伟大圣君故事的开端。
于是,他常言欲法尧舜,经常说将来要成为像尧舜一样的圣君。
有人拍马屁说他堪与汉孝文帝相媲美,崇祯却说汉文帝(刘邦之子,文景之治的汉文帝)只是中等水平的皇帝,哪里配得上跟他相比。
还有一次,大臣们商讨国事,提及唐太宗李世民,崇祯则表示,论扫荡群雄,自己确实不如李世民;但若论治理家事,自己也懒得与他相比。
崇祯认为,在他的统治下,大明王朝一定能够一扫颓势,恢复中兴盛世。
然而,任何盛世都需要圣君与名臣的组合,比如唐太宗有房玄龄、杜如晦、魏征等名臣辅佐,刘备有诸葛亮,朱元璋有刘伯温,而自己却缺少名臣。
要成为与皇帝匹配的“圣君名臣”组合,这些大臣必须是皇帝身边的人,最好是内阁辅臣。
明朝内阁大学士虽然品级很低,通常是正五品,与翰林院学士同级,但权力却极大,相当于皇帝的秘书,负责草拟建议、票拟大臣奏折。
后来,为了提高大学士的品级,便由六部尚书侍郎等高级官员兼任,使其成为品级很高、权力也很大的职位。
明朝没有设置宰相,内阁大学士实际上就相当于宰相,人们私下里称他们为“相爷”或“相国”。
崇祯在位十七年,朝廷权力中枢的动荡也预示着整个崇祯朝的动荡。
崇祯登基之初,内阁大学士有黄立极、施凤来、张瑞图和李国普四人,都是魏忠贤时期留下的人,崇祯自然看不上他们。
天启七年十一月,崇祯登基三个多月后,决定重新选拔内阁大学士。
由于对官员不甚熟悉,他决定采用廷推的方式,由大臣们共同推荐。
大臣们推荐了十二位人选,但内阁一般只有四五位大学士,于是按照推荐顺序依次选择。
然而,崇祯并没有照此办理,而是决定采用“枚卜”(抓阄)的方式。
抓阄仪式非常隆重,五府六部十三科道官员以及朝廷重臣都参加了。
众人先拜天祈福,然后将十二位候选人的名字写成纸条,放入金瓶中,由崇祯用象牙筷子夹取。
结果,钱龙锡、李标、来道宗、杨景辰四人首先被选中。
大臣们认为四人可能忙不过来,建议再增加两人。
于是,崇祯又夹取了两位,分别是周道登和刘鸿训。
值得一提的是,最初夹出的其实是王祚远,但由于一阵风吹跑了纸条,最终作罢。
仪式结束后,人们在施凤来身后找到了王祚远的纸条,但由于已经祭天,便认为这是天意,不再补选。
崇祯当场任命这六人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值文渊阁。
诗人赵维寰对此曾评价道:“论相须凭品望,拈枚非体。”
他认为选择宰相应该凭个人资历和能力,抓阄这种方式不妥。
这种做法并非没有先例,五代十国时期,后唐皇帝李从珂也曾用类似方法选择宰相卢文纪,但卢文纪的表现并不出色。
崇祯之所以采用抓阄的方式,是为了打破党派之争。
当时,阉党被扳倒后,东林党复起,此外还有浙党、齐党等,党派林立。
崇祯最初提出的十二位人选,每位背后都代表着不同的利益集团,选谁不选谁都牵涉到复杂的利益关系。
因此,他决定用抓阄的方式,避免党争。
然而,这种方式选拔出来的内阁班底并不尽如人意,例如,杨景辰曾是阉党成员,周道登学识浅薄,大学士们在皇帝面前常常闹出笑话。
例如,崇祯问周道登“宰相须用读书人”这句话该如何解释,周道登竟让他回去查书再答复。
过了一会儿,崇祯皇帝又问他一个问题,说:“近来诸臣的奏章里边,多有‘情面’二字,何谓‘情面’?”周道登回答道:“这‘情面’二字,不用‘准备情面’,‘面情’之谓也。”
左右侍臣皆匿笑,旁边的人都忍不住捂着嘴偷笑。
所以,不光刚才说的这两位大臣,诸臣每有不足之处,崇祯皇帝对这几位内阁大臣越看越不痛快。
有一次召对诸臣,无一语合乎圣意。
从开始聊天到聊天结束,就没有一个话题是让崇祯皇帝满意的。
最后,崇祯皇帝不高兴地说:“此就是召对了么?咱们这个平台召对,怎么跟闹着玩似的?你看看你们几个,这是什么水平?这根本就不符合我们君臣的身份,怎么变味了?”
反正崇祯皇帝很生气。
于是,在崇祯元年的六月,来宗告老还乡;同一个月,杨景辰被罢官;这一年的十月,刘鸿训被弹劾下狱;第二年的正月,周道登被弹劾罢官。
才一年多点,内阁就没了四个大臣,内阁办不下去了。
于是,崇祯皇帝又举办了第二次“抓阄”(组阁)。
在这第二次组阁的时候,发生了一场著名的辩论,在这场辩论中,东林党暴露了他致命的缺点。
这个事情，我们后面有时间再聊。
今天就聊这么多，喜欢就一键三连。
本文图片来自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