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帝号神农氏，在轩辕黄帝入主中原之前，神农氏部落是最早的天下共主，其对应的考古学文化类型是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这一时期华夏先民由原始的居无定所的狩猎模式向固定的农耕模式过渡）。

按照《逸周书》“神农之时，天雨粟，神农耕而种之”和《周易》“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等记载可知，神农氏的共主地位的取得，靠的不是军事威慑，而是对农耕文明的开创。

史书记载绝非虚妄之词。考古学成果表明，我国的农业产生时间大约在距今1万年前后，即新石器时代开端，普及于距今5000年前后，即新石器时代中晚期。

彼时的华夏大地分别出现了以黄河流域的粟、黍作物和长江流域水稻作物为主的两大农耕区域，如河北徐水的南庄头遗址、南方的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都有粮食作物的考古发现。

在仍然以采集和狩猎为主要食物来源的史前时期，神农氏部落率先进入农业经济，其产生的直接影响便是部落人口的迅速壮大、居邑的产生以及粮食盛放用具—陶器的发明。

文献记载中神农氏“作为陶冶，合土范金”恰恰与考古发现的仰韶文化时期农业和制陶工艺的相继出现吻合，毫不夸张地说，仰韶文化是我国农业发展的第一个高峰，亦是当时整个东亚地区最发达的文明之一。所以，神农氏自然而然就成了天下万国的中心（共主）。

《吕氏春秋》记载“神农十七世有天下”，按照每世30年粗略推算，神农氏成为部落联合体领袖的时间延续有500年之久，也正是得益于“教民农作，神而化之”的巨大功劳，神农氏被诸侯奉尊号炎帝。所谓“炎”即红色，考古发现的仰韶文化类型的陶器恰恰以红陶为典型特征。

而打破固有天下秩序的，是黄帝的出现。

黄帝与炎帝同出少典氏，《国语》这段记载说的是炎黄两大部族同源，而并非是说黄帝和炎帝个人之间有直接血缘关系。

事实上，综合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来看，同出泾渭流域的炎帝部族最先东迁进入广袤的中原地区开展农业生产，而黄帝部族直到与蚩尤大战前夕，都仍然是过着“迁徙往来无常处”的游牧生活。

黄帝与炎帝的交集，出现在阪泉。

据《史记》记载：“轩辕之时，神农氏衰……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

这是关于炎黄阪泉之战最完整的记载。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黄帝通过阪泉之战，击败了炎帝。此战过后，黄帝部族成为新的天下共主，而炎帝则丧失帝位，退居为黄帝治下的联盟部族。

而关于战争的起因，所谓“炎帝侵陵诸侯，黄帝主持正义”，不过是史家惯用的成王败寇的理论罢了，真实的原因，不过是上古部族在迁徙过程中争夺更适宜的生存区域罢了。

对于世居中原地区的炎帝部族而言，黄帝无疑是个外来户，但阪泉战后的炎帝，却死心塌地做起了黄帝的臣子，甚至与黄帝组成联军，去讨伐自己的同宗：蚩尤。

“蚩尤姜姓，亦炎帝之苗裔”，与姬姓的黄帝相比，同为姜姓的蚩尤与炎帝之间的关系更为亲近，蚩尤与炎帝是同宗不同支，从考古文化类型上讲，蚩尤属于仰韶文化大司空村类型，其直接源自炎帝的庙底沟类型。

《逸周书》曾有记载：“蚩尤宇于少昊（皞）”，后来考古工作者果然在冀鲁豫三省交接地带发现了仰韶文化大司空村类型遗存，证实文献所言非虚。

可见，在黄帝未涉足之前，炎帝和蚩尤两大部族集团都居住在黄河中下游一带，炎帝居北，蚩尤居南，依托肥沃的土壤和适宜的气候，创造了发达的农业文明。

但与炎帝相比，蚩尤显然更难对付，这不仅是因为蚩尤所代表的九黎部落比黄帝更早步入农耕模式，拥有庞大的人口基数，更率先在军事作战中应用了金属兵器。

《吕氏春秋·荡兵》云：“未有蚩尤之时，民固剥林木以战矣，胜者为长”，在部落战争仍然普遍使用木棍、石头做武器的时代，操持金属兵器的蚩尤军队，堪称是那个时代装备最精良的武装。

所以，黄帝九战九不胜，多次被蚩尤击败，以至后世讹传蚩尤“铜头铁额，食沙石子”。

但这其中最让人感到困惑的是炎帝的态度。

在被黄帝武力夺走帝位后，炎帝部落再未有过任何反抗行为，甚至在黄帝处于九次与蚩尤作战却九次战败的不利态势时，炎帝部落仍然不离不弃地追随黄帝与蚩尤死战。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炎黄部落联盟能得以如此稳固？

如果我们把炎黄蚩“三祖大战”置入同时期的考古发现进行比对，就会有清晰的认识。

上文已述，神农氏所对应的是仰韶文化考古类型，而仰韶文化的取代者则是以黑陶为典型特色的龙山文化，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鼎革时间分界点在距今5000年左右。

不过，龙山文化并非由仰韶文化直接发展而来，而是经历了一个突变，在融合了包括大汶口文化、红山文化在内的众多考古学文化类型后，龙山文化形成，并终结了仰韶文化。

同样是在距今5000年左右的时间节点上，华夏大地还遭遇了千年一遇的气候突变，华北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次冰期冷锋，气温波动剧烈，降雨集中，受影响最大是华北一带的农耕部族。

为了争夺更适宜种植的土地，炎帝和蚩尤爆发了九隅之战，“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阿，九隅无遗”，古时以“九”为多，“九隅”意指炎帝所拥有的大片疆域。

由于蚩尤集团的生产力高于炎帝，所以炎帝被迫撤离“九隅”，撤退过程中在阪泉遭遇到东迁而来的黄帝族，于是爆发了上文提到的炎黄阪泉之战，炎帝被迫让出帝位，与黄帝联盟。

炎黄结盟的背后，是游牧和农耕两种生存方式的融合，在气候异常的特殊历史地理环境下，这种融合反而让两大部族可以优势互补，共同应对异常的气候环境，客观上“迫使”炎帝甘愿留在联盟当中，以避免部族面临无法获取食物来源的绝境。

而最终帮助炎黄联军击败蚩尤的，也恰恰是天气。

涿鹿之战的文献记载当中，充斥着“黄帝使应龙蓄水，蚩尤纵大风雨”等神话内容，剥去神话外衣，其背后反映的正是三祖大战时降雨频繁、气候异常的自然环境。

最终，蚩尤部落没能敌过更适宜当时生存环境的炎黄“耕猎”模式，战败被逐。考古工作者在对涿鹿桑干河一带考古发掘时，也发现了仰韶文化被其它文化叠压的情况，证实了龙山文化全面取代仰韶文化的起源地正是涿鹿。

正是在独特的历史地理环境当中，炎黄联盟得以巩固，其创造的共同文化传承至今。唯一让人感到遗憾的是另一位华夏始终—蚩尤，在“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著史理念影响下，蚩尤被污名化了，当然，这并非本文论述重点，不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