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虽然有五千年的伟大文明，但真正的信史时代，以及真正的国家形态，是形成于春秋时期的，之前的历史，包括东周在内，恐怕还是属于宗族公社式的半信史时代。所以我们读历史，讲文化，以至于研究国学，如果不了解春秋，那么一切都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比起商代的甲骨文记载与东周的铭文记载，春秋时代流传下来的由各国史官编修的正史《春秋》，才是真正详实的体现了中国历史与思想文化的发源。而比起后世的二十四史，各国史官写《春秋》才是真正秉持了真实与客观的精神，不虚美，不隐恶，秉笔直书，从不因任何逼迫与威胁而掩盖史实，比如著名的“崔杼弑其君”和“赵盾弑其君”，都是因为史官不畏强权而流传下来的。直到如今，《春秋》《左传》《国语》等春秋史书，仍然是中国史书中最经典最有价值的一部分。

外国人常说没去过长城与故宫，就等于没来过中国；我说如果不了解春秋的历史，就等于不算真正的了解中华文明。

春秋时代的特色，概括起来其实就两个字，一个字是“乱”，一个字是“霸”。正因为“乱”，所以需要“霸”来维持秩序，但正因为大家都想要“霸”，所以才会你方唱罢我登场，城头变换大王旗，霸中有乱，乱中有霸，乱的精彩纷呈，霸的波澜壮阔。

在春秋时代刚开始的时候，天下是非常混乱到极致的。平王东迁之后，周室衰弱，王纲解纽，诸侯争强，先有郑庄公箭射王肩，后有楚熊通自立为王，昔日华夏民族的最高领袖周天子威严扫地，渐次沦为名不副实的泥塑菩萨。从此，春秋时代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序幕被缓缓拉开，旧秩序轰然崩溃，而新世界的影子，却还遥不可及，整个天下，陷入了一片混乱与迷惘之中。

但是事实上，周室的衰弱，只是礼崩乐坏的外因，真正的内因，源自整个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变化。春秋为铜铁递嬗之时代，相较珍稀难得的铜矿，铁矿可说是遍地皆是，遍地足用，价廉、易得的铁制农具日益增多，代替了价贵的青铜农具与劣质的木石农具，农业遂日渐发达，人们便逐渐摆脱了半农半牧的生活而定居下来专门从事稼穑，这就直接导致了人口膨胀，土地不敷使用；于是冲突日剧，无法疏解之下只好向四周的蛮夷戎狄发动战争以转移矛盾，拓殖耕地，争夺生存空间（同时在内部也开始改革田制、酝酿变法）。

在这种情况下，华夏与戎狄之间终于爆发大战，申侯勾结犬戎入侵，周室东迁，日渐衰弱，再无实力统御诸侯，于是诸侯兼并，周礼沦丧，乱相横生，社会秩序大坏。据不完全统计，春秋时诸侯大小战事四百八十多起，弑君逐君事件一百余起，基本每两三年就有一个国君逃亡或死于非命，于是东周列国急剧减少。顾栋高《春秋大事表》中春秋列国爵姓及存灭表载208国，但到了战国初年，天下就只剩下二十余国了，一百七十多个都市国家就这样悲惨的被历史淘汰了，很多小国被灭后甚至连一点叹息都来不及发出。

好在，春秋时的战争大多是一种均势战争，主要目的是为了维持列国局势的均衡，所以战争虽多，但并不酷烈，大家都伏膺“适可而止”的道理，也都愿意遵从一定的上古军礼。这样的战争，与其说是厮杀，不如说更像一种游戏或竞赛。因此，同样是几百年的列国纷争，春秋时代的百姓过的要比战国与魏晋南北朝时的百姓好得多。

但这样的战争一般只发生在华夏之间，一旦碰上异族可就没那么幸运了，就在华夏乱成一锅粥的时候，四方的异民族亦趁机交相入侵中原，很多实力弱小之诸侯，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国破家亡，人民离散，宗庙隳怀，社稷成墟了。

于是，在这内忧外患、岌岌可危的局面之下，人们终于抛弃了风光不再的周天子，转而期待各国诸侯中能出一位真正的大英雄，将已一盘散沙的华夏诸侯重新团结起来，攘除侵入中原的四方异民族，带给天下新的政治秩序，致以天下真正的太平。

这个新的政治秩序，就叫做“霸道”；这个真正的大英雄，就叫做“霸主”。

在中国历史上，其政治大体可分为三类，一是王者之政——靠的是人文教育；二为霸者之政，靠的是恩威并施；三乃强权政治——靠的是暴力酷刑。

尧舜禹汤，用的是王者之政；秦皇汉武，用的是强权之政；而春秋霸主，用的则是霸者之政；本系列要讲的，就是春秋时代那些霸主，那些带头大哥们，他们是春秋时代的最强音，如果没有他们，整个华夏文明恐怕都会沦于戎狄，不复出现。王明珂甚至指出：北方混合经济人群南下争夺农牧资源，强化了南方周王朝诸侯国上层贵族之间的一体感——这是华夏认同的萌芽。“华”有众多或繁盛之意，“华夏”原与“诸夏”意义相同，都指的是一个“保护及垄断南方农业资源的认同群体”（注1）。

换句话说，华夏文明虽肇始于王者之政，凝结于强权之政，但其真正奠基，却靠的是霸者之政所建立的这个“内诸夏而外夷狄”的“共同体”政治体系。

当然，“霸者之政”并不是一个绝对公平正义的政治秩序，霸主对于属下小国是拥有着强大控制权的，否则便要予以军事打击。但是当时，王者之政已然崩坏，强权政治更不可取，那么对于这样一个没有权威、社会动荡、四夷入侵、弱肉强食的状态来说，霸权秩序总比没有秩序要强。

事实上，正是在这种乱中有霸，霸中有乱的霸权秩序之中，宗族公社开始瓦解，中华民族开始形成，社会经济与风俗礼仪开始了大变革、大变迁，唯理的思想更发展到极峰。所以春秋时代的特色其实还得加上一个字，那就是“变”。没有孙悟空七十二变，也有猪八戒三十六变；没有面目全非，大概也焕然一新了。总之，当时各国都在这个霸权秩序的框架下积极求变，都在努力改变自己的内部结构，努力吸收新的资源、新的人才，以适应新的环境，新的竞争。

所以，只讲春秋是个乱世，其实很肤浅，春秋以前的夏商与西周，本就只是一个部族或城邦的联盟，与当时古希腊古印度所不同的，不过拥有一共同尊奉的共主（或盟主）而已，其实仍可称作是分裂的局面。事实上，正是到了春秋时代，这些分裂的城邦，才逐渐发展为列国，而这些分裂的列国才开始向外扩张，收纳许多本来处于边陲的人口和资源，从而将整个华夏的范围扩大了。而且，正因为列国的战争、竞争与求变，他们在政权的制度和结构方面互相模仿，以求更有效地掌握资源。互相模仿的后果是，到了战国晚期，列国在政治和社会方面的特性几乎已经趋于一致，为秦汉郡县制度建构了统治的机制（注2），同时也为秦汉真正完成天下大一统打下了基础。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春秋时代为华夏奠基，中国必将是一个四分五裂的地区，而绝无可能产生统一的国家与文化。比如新几内亚的面积不到中国的十分之一，它的人类历史也只有大约40000年，但它却有1000种语言，包括几十个语族，这些语族之间的差异要比中国8种主要语言之间的差异大得多。而西欧在印欧语传入后的6000-8000年中，逐步形成或获得了大约40种语言，包括像英语、芬兰语和俄语这样不同的语言。还有印度，至今仍有17种文字，上千种语言。只有经历了春秋奠基的华夏文明，才可以将如此广大地域内如此众多形形色色的族群，在古代的民族大熔炉里迅速中国化，并对日本朝鲜以及可能还有印度发挥重大的影响（注3）。

总之，春秋并非后世所谓“率兽食人”之大乱世，而是华夏大扩张与大趋同的时代，是边缘族群与华夏文明的大融合时代，是大融合大变革下思想空前解放的时代，是伟大人物与伟大思想频出的时代。中华文化对于宇宙人生的伟大解释与伟大答案，都产生于此时。伟大的哲人与圣贤，也都是此时的人物。雷海宗先生甚至说：“春秋时代，在任何高等文化的发展上，都可说是最美满的阶段。它的背景是封建，它的前途是战国。它仍保有封建时代的侠义与礼数，但已磨掉封建的混乱与不安；它已具有战国时代的齐整与秩序，但尚未染有战国的紧张与惨酷。人世间并没有完全合乎理想的生活方式与文化形态，但在人力可能达到的境界中，春秋时代可说是与此种理想最为相近的。”（雷海宗《中外的春秋时代》）

雷海宗对春秋时代无疑是偏爱过头了，但毋庸置疑，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这是一段充满了侠义精神与贵族风范的历史。它包蕴了我们遥远祖先的理想与信念，它包蕴了我们古老英雄的铁血与柔情，它的叱咤粉碎了一个枯朽、僵硬的时代，它的精魂浴火重生，渗入神州的万里河山，最终孕育出了中华民族腾飞蜿蜒的图腾，两千后，依然华美绚烂，耀眼夺目。

而说到春秋变革与春秋霸政，就不得不提到春秋五霸。关于这五霸具体所指何人，两千多年来却一直是众说纷纭，直到今天还是莫衷一是。关于五霸组成的说法竟有十数种之多，归结起来，“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这七位带头大哥是提得最多的，所以本书便决定以此七人为关键线索，讲讲这春秋历史上最重要的七次时代转弯，每转一次，这个时代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思想就都在跟着变。齐桓公一变则尊王攘夷，中原诸夏（注4）有了攻守同盟；宋襄公一变则旧战礼（注5）崩溃，战争方式陡然激烈；晋文公一变则大国霸权建立，新型政治层出不穷；秦穆公与楚庄王一变则边缘族群纷纷融入华夏，主动接受华夏意识形态，使得华夏的外缘大大扩张，终于构成了我大中华的基本框架。

而到了春秋后期，当传统霸主疲惫的时候，吴、越两国突然登上了历史舞台，从东南的海滨小国迅速崛起，犹如直刺青天的两把利剑，造成了霸权迭兴的最后一个高潮。此时战国时代已将来临，所以春秋时代的温情已渐渐消失，而呈现出来的新景色，那是血腥与残杀齐飞，国仇并家恨一色；匹夫一怒，血溅五步，君主一怒，血流千里；结果，这春秋时代这最后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内，兵燹荼毒江南，壮士饮剑沙场，逃亡、屈辱、怨毒、暗杀、鞭尸、隐忍、阴谋、反间、背叛、自刎，这一个个血淋淋的字眼充斥在这段史简之中，简直就如一个暴力美学大师构思出来的好莱坞巨片，一次次击打着两千年后我们的脆弱灵魂。但不管怎么说，他们的出现廓清了弥漫在东周以来的沉闷气氛，为社会结构的变革和政治的发展注入了活力，他们如江河波涛，一浪高过一浪，跌宕起伏，带着一往无前的勇猛气势，冲向战国，冲向大时代的来临！

注1：参阅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15页。

注2：详见许倬云：《说中国——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208页。赵鼎新也认为，国家之间的战争愈是频繁且不具有彻底的摧毁性，那么战争就愈能有效地激发参战国家寻求变化以能在军事竞争中取胜。参阅赵鼎新著，夏江旗译：《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0年，27页。他在该书中还用大量的篇幅，讨论了战争在春秋战国时期是如何促进效率导向型文化的兴起，从而推进了某些诸侯国政府职能的专业化与行政结构的科层化，由此带来的内政外交上的差异又促进了诸侯列国之间的互相学习和借鉴活动，科层体制也因此而逐渐得到推广。

注3：参阅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345页。

注4：胡鸿认为，“诸夏”与“蛮夷”的概念，是直到春秋年间，才以复古面貌打出的一面新认同旗帜，首倡者很可能就是齐桓公。“诸夏”的概念，比“周人”具有更大的包容性，着眼于共同的礼乐文化和政治立场，开始超越一族一姓的狭隘血缘关系。参阅胡鸿：《能夏则大与渐慕华风——政治体视角下的华夏与华夏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42页。

注5：所谓礼，初衷就是要维持秩序；这就像乐的功能，最终是缔造和谐。所以，作为守礼的华夏贵族，交战双方必须遵守周朝的战争规则或者说“国际法”。

目录（本书只有前三篇，后面三篇要放在下一本书）：

第一篇：齐桓受胙，“尊王攘夷”新秩序的建立

第二篇：宋襄之仁，旧信仰与旧战礼的崩溃

第三篇：晋文践土，新型政治家与外交家的诞生

第四篇：秦穆霸戎，边缘族群的发展探索之路

第五篇：楚庄问鼎，边缘族群与华夏文明的融合之路

第六篇：吴楚争雄，新型战略、战法与战术的诞生

第七篇：卧薪尝胆，兼并大国的序幕拉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