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毛泽东是历史的唯一选项？

井冈山时期的毛泽东（油画）

1918年6月，未满25岁的毛泽东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毕业了。他以高中学力在这个学校读了5年半，在今天其实相当于本科毕业生。在那时候，应该算了不起的文化人了。但就学历成色这一块来说，却又远比北京大学学生要逊色多了。恩师杨昌济早在5年前就看中他“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因此，他一毕业，已经在北大出任教授的恩师立刻召唤他前往北京。

8月，毛泽东和当时湖南的一批杰出青年总共24人一起坐着火车赶赴北京。这是这个当年发誓要“出乡关”的年轻人第一次走出湖南，马上迎来他人生的第一次风云激荡。按照恩师的设计，本是要他像同行来京的好友罗章龙那样考进北京大学预科。但毛泽东并没有按照恩师的设计去报考，里面原因诸多，最关键的一个是，他已经没有再继续进校园读书的意愿了。

毛泽东从小就是极有主见的人，他内心已经不需要靠北大这样的敲门金砖来装点自己，他需要的是一个立足点，一个能够迅速撬动今后人生的立足点。好在恩师并没有因他不报考而对他心生嫌隙，仍然对他视如己出倾力相助，马上为他找好了一个能够迅速撬动今后人生的立足点——恩师介绍他到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手下当了一名图书管理员。

千万不要小看了恩师的这个安排，就是在这个岗位上，毛泽东才得以结识当时舞动时代风云的两个一代人杰——李大钊、陈独秀，30年后的1949年，毛泽东在由西柏坡进京的途中感慨，“在他（李大钊）的帮助下，我才成了一个马列主义者。”“他是我真正的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陈独秀对毛泽东的影响之大超过了所有人，18年后，回想起和陈独秀的第一次交往，毛泽东还对斯诺说：“陈独秀给我的影响超过了其他任何人。”在认识李大钊和陈独秀之前，毛泽东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无政府主义者，是李大钊和陈独秀改变了他的信仰，让他从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所以说，这里是撬动毛泽东今后人生的一个立足点。

但也是在北大，让毛泽东迎来他人生的第一次风云激荡。在毛泽东的思想里，大概是料想不到堂堂北大竟然也是壁垒森严的地方，他后来回忆，他通过他的签名簿认识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我曾经试图同他们谈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讲南方方言的图书管理员要说些什么。”

在北大图书馆，毛泽东也第一次认识了后来长征途中给他带来最黑暗岁月的张某焘，并领教了张某焘的眼高于顶，当时毛泽东正在向李大钊请教问题，张某焘进来找李大钊，李大钊忙给张某焘介绍毛泽东，可张某焘只是敷衍一下，立刻不理毛泽东，转而与李大钊高谈阔论起来，完全把毛泽东晾在一边。

张某焘比毛泽东小4岁，任北京大学学生会主席，是领导学生运动的风云人物，五四运动期间，张某焘向世人展现了自己出类拔萃的能力和才华，在北京大学学生中拥有极高的威望。毛泽东才刚刚从无政府主义跨入马克思主义的大门时，张某焘已经具有了相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且成为李大钊的得意门生，这种差距之大毋庸讳言。

油画作品《遵义会议》

1935年6月，毛泽东率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与张某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会师，本来，对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心存敬畏的张某焘，在亲眼目睹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以及红一方面军整个队伍令人吃惊的凄惨落魄景象后，一夜之间，张某焘的野心急剧膨胀，他认为，不足他八分之一兵力的毛泽东岂能代表中央？我自当取而代之！

从这时起，直到10月，率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抵达陕北，毛泽东在长征途中与张某焘的分裂行径进行了惊涛骇浪的斗争，在这斗争中，毛泽东既成功地让全党全军深刻认识到了张某焘的分裂主义错误，又最大限度地团结和争取到了张某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的支持，还极其巧妙地避开了若干陷阱，展现了毛泽东登峰造极的领导水平和斗争艺术。

毛泽东后来把长征途中与张某焘分裂主义斗争的日子称作自己人生中的至暗岁月，其惊涛骇浪和惊险无比可见一斑。其间，张闻天曾提出把自己的总书记一职让给向中央要官的张某焘，被毛泽东阻止了；张某焘另立中央后，不少人提出开除张某焘的党籍，也被毛泽东阻止了。事实证明，除了毛泽东，没有任何人能够在这场斗争中取得这种最圆满的结局。

如果说在与张某焘分裂主义的斗争中，能证明是历史选择了毛泽东。那么，在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同样能证明是历史选择了毛泽东。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这支部队是七拼八凑组建起来的，缺乏严格的军事训练，遭到强大的反动派部队围攻之后，损失惨重，毛泽东带着余部撤退到文家市并作出向井冈山一带进发的伟大决策。

不难想象，如果不是毛泽东及时作出这一伟大决策，这些部队在国民党军的围攻下必定会遭到失败。秋收起义余部和后来朱德上井冈山会师时带来的南昌起义余部，都是中国革命和人民军队的星星之火，一旦秋收起义余部被国民党军扑灭，也就没有了后来朱毛在井冈山的会师，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只怕也是独木难撑。

紧接着，毛泽东在率领秋收起义余部向井冈山进发的途中，行进到永新县三湾村，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这一改，就改出了扭转乾坤的全新的人民军队，彻底清除了拿钱卖命的旧军队习气，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也保证了这支军队的无产阶级性质。可以说，三湾改编才是人民军队建设的伟大开端，而这完全是毛泽东自己的伟大创举！

在毛泽东和朱德的指挥下，红军取得前三次反“围剿”的胜利，毛泽东被“左”倾中央剥夺军事指挥权后，由朱德和周恩来指挥红军取得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但第五次反“围剿”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原因很简单，本来在上海遥控的“左”倾中央迁移到中央苏区来了，他们一来就直接剥夺了朱德和周恩来在军事上的最高指挥权，红军的仗也就跟着打得越来越烂。

红军原本在毛泽东、朱德手里经营得越来越好，兵力多达十余万人，革命根据地也形势一片大好，但“左”倾中央来了之后，就以飞快的速度开始败掉了毛泽东和朱德积攒下的资本，仗打了一年左右，根据地迅速被国民党军蚕食掉大半，每一场战役之后，红军都要遭受惨重损失，最后被逼无奈，只好全部撤出毛泽东和朱德苦心经营了几年的中央苏区。

红军时期的周恩来

更糟糕的还在后面，红军开始战略转移后，在突破敌人封锁时遭受重大损失，湘江一战，打得红军上上下下肝胆俱裂，86000多人的部队，最后只剩下3万人左右。而蒋介石又已经察觉了红军的行军意图，组织好了数十万部队围追堵截。在这个性命攸关的时刻，“左”倾中央居然还要一意孤行，带着红军按原计划行进，这意味着等待红军的是覆灭的命运。

毛泽东坚决不同意“左”倾中央再这样把红军往绝路上带，坚决提出要改变原计划，带着部队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贵州地区行进。毛泽东并不只是单纯提出反对意见，而且主动在行军途中争取红军领导高层向他的意见靠拢。在毛泽东的努力争取下，红军上上下下亲眼目睹“左”倾中央快要葬送红军了，大家自然都对毛泽东的意见表示支持。

红军上上下下都已经不能忍受“左”倾中央的瞎指挥了，时机成熟了，周恩来作为红军暂时的最高指挥者，对毛泽东给予了坚决的支持，于是，通道转兵，红军的命运在毛泽东的干预下开始出现转机。接下来，在周恩来为首的红军领导层的支持下，红军终于按照毛泽东的意见，踏上了一条全新的生机之路，并且召开了伟大的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终于进入了核心领导层，但这个时候，他的影响力并不强。在要不要攻打打鼓新场这个问题上，除了毛泽东，几乎所有人都支持红军攻打打鼓新场，毛泽东坚决不同意，但他苦口婆心仍然没能说服大家，他又急又气，最后想以辞职逼迫大家考虑他的意见，但没想到大家竟然当场同意了他辞职，这场较劲，毛泽东输了。

可是毛泽东从来就不会计较这样的较劲自己是输还是赢，他在乎的是红军的命运，革命的成败。当天晚上，毛泽东左思右想，总是觉得不放心，又提着马灯去找周恩来，这回一对一的交流，毛泽东很顺利就说服了周恩来。第二天一大早，周恩来再召集大家开会，他又说服了大家，终于收回攻打打鼓新场的决定，若不如此，红军很有可能在这次就被葬送掉了。

总有人认为，毛泽东在革命战争年代作出的若干正确决策，都是集体领导的结果，实际上并不是这么回事。如果说集体领导就能作出正确决策，那么，“左”倾中央难道不是集体领导吗，怎么会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险些把红军拖入绝境？怎么会在这么多次战斗中总是失利，几乎就没有打过一场像样的仗，除了损失还是损失。

其实，就在遵义会议结束后，到关于攻打打鼓新场问题的争论上，这段时间一直都是采取集体领导，而且这个集体人数多达20人左右，每逢要打仗，就20人坐一起开会讨论研究，可是讨论来讨论去，20个人的意见还不如毛泽东一个人的意见正确，更麻烦的是，每逢打仗就这样集体开会，战事瞬息万变，这种集体领导完全是瞎耽误工夫，还误事。

所以，也还是毛泽东向党的总书记张闻天提建议，他认为战事如此频繁，往往一战关系红军生死，不能再用20多人集体开会来研究作战问题。张闻天和周恩来等人都觉得毛泽东说得有道理，也就是此次讨论后，废止了这种乱哄哄的集体领导，形成新的“三人团”，由毛泽东、周恩来和王稼祥组成，但作决策的还是毛泽东，毛泽东是核心，这才是胜利的关键和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