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一则《北京正黄旗大妈，坐公交车辱骂外地人》的短视频，火爆于各大网络平台。
视频中，一位自称北京正黄旗的大妈，刚上公交车，就大喊着要求车上的人给她让座。嘴里还出言不逊，一口一个“臭外地人”，自称是清朝贵族。
这个大妈还说自己“生在红旗下，长在天安门，乃正统正黄旗人，手上还有通天纹”。都是这些“臭外地人”来到北京，和她一起挤公交，这才让她上车没有座位，由此发了好大一个牢骚。
得益于网络的快速发展，这则短视频的火爆，让无数网友义愤填膺。大家清一色地认为：“大清早已经亡了，还有一群自称满清贵族的跳梁小丑。”
最终，这位“正黄旗大妈”被处以行政拘留。
闹归闹，笑归笑。这位北京大妈炫耀自己的“皇族”身份，的确是个人素质低劣。那么，北京城为何会有那么多的“野生”皇亲国戚呢？
1911年，孙中山、黎元洪等人发动辛亥革命，迫使清末帝溥仪正式退位。至此，中国结束了2000多年封建专权，迎来新的民主社会。
辛亥革命后，为掩人耳目躲避祸事，不少满清旗人都将自己家族姓氏冠汉姓。统治大清270多年的爱新觉罗家族，改姓金，瓜尔佳氏改姓关（比如关晓彤），叶赫那拉改姓那（比如那英）。
时至今日，无论是爱新觉罗、叶赫那拉，还是瓜尔佳，这些曾经天潢贵胄的家族后代，已是普通中国公民，和其他姓氏并无任何区别。
去过北京旅游的同学应该会清楚，那些生活在三环里，二环内的旗人后代，其居住条件十分恶劣。经常一家五口人，挤在一间面积不超过20平方米的小房子。
当然，哪怕20平米，也是普通人一辈子可能都奋斗不来的。
随着短视频的火爆，有无数自称是“老北京爷”，整日里拿腔作势，张口闭口就是“地道”。由此网友调侃：“北京没有地面道路，有的全是地下通道。”这只是大家的调侃，算不得真。
再从历史渊源分析。清朝以前，北京城没有旗人（或很少）。1644年，清兵入关，满清八旗及其家属达百万之众随之进京。
自1649年，顺治皇帝为妥善解决旗人与汉人共同生存问题，避免重蹈蒙元王朝汉化之后堕落的覆辙，他在关内重要城市，及其它边疆地区设置了30余个“满城”。
（西安满城、潼关满城、宁夏满城、凉州满城、庄浪（兰州永登）满城、太原满城、右玉满城、绥远（呼和浩特）满城、归化满城、开封满城、青州满城、德州满城、荆州满城、广州满城、福州满城、江宁（南京）满城、京口满城、杭州满城、乍浦满城、成都满城）
（朕反复思维，迁移虽劳一时，然满汉各安，不相扰害，实为永便，除八旗投充汉人不令迁移外，凡汉官及商民人等，尽徙南城居住。）
建造“满城”，目的是为了防止满族人和其他少数民族通婚来往，保持八旗战斗力永远昌盛，与自身血统的纯正。
也就是说，顺治皇帝之所以建立“满城”，就是想让八旗兵保持极其高昂的斗志和凶悍的战斗力，这样可以更好地拱卫皇权。
随着八旗子弟进入关内，北京城内也涌入大批的旗人。在顺治帝的授意之下，清政府直接把原来住在北京内城的老百姓轰走，改让旗人驻扎。
依托原先明朝遗留的北京城墙，建立旗人驻防区域，人为在北京城内划分出内环与外环。原先北京城原住民要迁到外城，也就是今宣武、丰台区。即使是汉人官员，也不允许在内城居住。
平日里，居住于外城的汉族老百姓可以来到二环里上香，晚上必须走，不许留宿。距离紫禁城最近的核心区，由旗人守护。外一层是蒙古八旗，最外一层是被收编的汉八旗。
这样一种布局，使得北京城变成一座层层设防的军事大本营。现如今，北京许多小地名还保留了这种习俗。比如大家熟悉的三里屯、五道口，在明清时节都是军队驻扎时的地名。
从1649年后，北京城形成了旗人居住在内城，汉族及其他民族百姓居住在外城的城市结构。为防止内乱，北京城内部管理十分严苛。
比如，旗人不准私自离开满城。在京的旗人活动范围不超过50里，超出活动范围就要被问罪。
八旗军民的生活来源，主要依靠朝廷调拨的钱粮。清朝前中期，八旗子弟很少与外城居民接触，保留着独特的满族口音。（现如今，北京内城和外城的口音都有区别。）
起初，清政府财政阔绰，每年能从江南等富庶之地，收取一大笔真金白银的税款。对八旗子弟而言，他们也能按时足额从内库拿到俸禄。
清朝前中期，一个普通的旗兵，其薪资待遇可以轻松养活一家5口。如果一家有两个旗兵，那日子将会过得十分舒坦。
到了雍正年间，勤政节约的雍正皇帝，看不惯大手大脚花钱的旗人。认为他们不从事生产活动，却能得到如此多的粮饷和米粮。为此还大发雷霆，削减满清旗人的薪资待遇。
皇考（指康熙）轸念兵丁效力行间，致有债负，曾发帑金五百四十一万五千余两，一家获赏俱致数百，如此厚赏，未闻兵丁等置有产业，生计滋益者，悉由妄用于衣食，徒令贸易之人得利。
乾隆皇帝执政后期，大清朝国库空虚。加上各地税款欠收，居住在北京城内的数十万旗人的生活来源，成为清廷极大的财政负担。
最后，乾隆采用“减员增效”手段。他陆续开除20多万汉八旗的旗籍，只保留少部分满族旗人，大大缓解了财政压力，总算没亏待自家人。
嘉庆年间，连满族旗人生计都出现问题。嘉庆十七年，嘉庆皇帝决定让满族旗人回到吉林老家种地。
当时旗人已迁往各地满城100多年，这100多年时间里，大家既不种地，又无法从事手工业，经商。反正每年都能足额领到一笔不菲薪资粮饷，这导致满八旗人口愈发膨胀。
过惯了好日子，他们也不愿意回到关外苦寒之地，去种地为生。嘉庆为此还花了数十万两白银，去吉林建设房屋，置办农具，却没有满族旗人愿意回到老家。
后来嘉庆皇帝驾崩，道光即位，清政府再也无力承担起这些旗人的生活来源。只得不断挪用修筑基建或国防支出的税款，用于养活八旗子弟。
1900年之后，在京旗人已经无法像从前一样，按时按量从内库中领取足额的米面俸禄。因为缺钱，其他地区的旗人开始偷着去做些手工艺品，或者蓄养牲畜，补贴家用。
庚子国变时，北京城内的八旗兵就曾去盗掘圆明园，砍伐园中古树出售，还和土匪大打出手。
民国时期，各地满城旗人纷纷改名换姓。加上各地遭遇战火动荡，致使满族人口大减。以北京为例，清朝末年，在京旗人数量共达到24万人。
新中国成立时，在京的旗人仅剩下3万余人。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全国满族人口数量从500多万下降为150万。
随着清朝逐渐衰落，旗人们早就腐化堕落。老北京的爷平日里只会斗鸡、斗蛐蛐、吹牛、打牌、抽大烟。
无论到什么时候，这些“爷”始终打肿脸充胖子。即使家里一贫如洗，还要维持基本的尊严，到哪去都得享受前呼后拥的服务。
譬如，著名文学家老舍，就是在京的旗人（正白旗）。老舍先生在其著作《我这一辈子》和《茶馆》里，明确写下清末时期旗人的真实心态。
（老舍《茶馆》：常四爷(正派商人)：“大清国要完！”
宋恩子(清朝特务)：“你还想拒捕吗？我这儿可带着‘王法’呢！”(掏出腰中带着的铁链子)
常四爷(正派商人)：“告诉你们，我可是旗人！”
吴祥子(清朝特务)：“旗人当汉奸，罪加一等！锁上他！”）
可见，这些旗人虽然察觉到自己赖以生存的大清国灭亡了。他们却并不清楚，清朝为何会灭亡？也不懂得图强求存，依旧整日贪图享乐。
从旗人在清朝灭亡之后的变化，也能看出，整个封建社会进入衰亡的缩影。
总的来说，清朝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由于其特殊的民族背景，到清兵入关后，在北京城内豢养了数十万旗人。
在清朝统治者看来，汉人绝对靠不住，只有八旗军和满洲八旗，才是真正的“自己人”，与国同休。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这些在京旗人守着大清朝这个“铁饭碗，平日里吃喝无忧，养成了骄奢淫逸，思想堕落腐化的坏习惯。
在京旗人大多又隶属于满洲八旗，与爱新觉罗、瓜尔佳、叶赫那拉有着紧密的联系。
时至今日，北京内城中的确还有不少八旗的后裔，甚至很多人的父辈祖辈，都曾在清朝当过官，或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所谓的血统和家族出身，只能代表祖上曾经阔过。小日子过得好不好，还是要看后人的努力拼搏。
真正的贵族往往十分低调，与溥仪皇帝沾亲带故的爱新觉罗·启功，乃我国近现代著名的书法家、画家。
启功先生是真正的帝室之后，他却多次对人说：“自己不姓爱新觉罗，姓启名功。”与那个北京正黄旗大妈，形成鲜明的对比。
当然，我们都是炎黄子孙，大家500年前是一家，没有必要仗着姓氏或者出身，就自觉高人一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