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是新中国的开创者，他的一言一行都受到了外界极大关注，有学者曾对主席的成功的原因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了其中一个值得重视的原因，就是毛主席有一种独特的人格魅力。
纵观毛主席的一生，他曾遭遇了无数的危难，也遇到了许多的敌人。可是令人不可置信的是，最初与毛主席毛主席针锋相对的“敌人”，在他们清楚毛主席之后，逐渐的也会被主席席身上的个人魅力所打动，从而成为一名“毛泽东思想”的忠诚卫士，其中便有凯丰同志。
1955年3月23日，49岁的凯丰同志在北京离开了人世，
听闻消息的毛主席沉默许久，才说道：“知错能改，凯丰他是一位革命的好同志”。
细细观看凯丰的所作所为，他也确实对得起毛主席的这句夸赞。
凯丰出生于江西萍乡，他原名叫何克全，虽说凯丰家境算不上富裕，可是他的父母可以深刻的意识到读书受教育的重要性，因此对凯丰的教育可谓是费尽心思，，无论如何都会让让凯丰上学，而年幼的凯丰也是聪慧好学，私塾先生对她更是赞扬其为读书的料子。
没过多久凯丰就考入了萍乡中学，他在读书期间受思想革命浪潮的影响，清晰的意识到如今的社会环境，存在着内忧与外患，自此他也萌生了振兴中华的想法，因此后来他毫不犹豫的加入到了学生运动中去。
1925年凯丰考入了武昌的高等师范学校。在求学期间，凯丰的知识储备量更加的丰富，他曾读过《语丝》、《莽原》等大量的进步思想书刊，这些书籍也对凯丰的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他于武昌求学期间，这时候国内革命也进入了大爆发的阶段，这个时间中国的局势最为动荡，四处燃起了战火，也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凯丰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队伍，他在队伍里号召众人参与各种学生运动。
有着丰富组织经验的凯丰没多久就被选为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的团支部书记。
然而在大环境革命失败的背景下，凯丰所在的党组织也是受到了影响，他在组织的安排下也去往了上海，没过多久，凯丰就被送到往苏联进行学习深造，
在苏联读书的日子里，凯丰与很多多能人志士相结识，他们彼此间都是心怀崇高革命理想的年轻人，这其中便包括着博古。二人一见如故，没多久便熟络得如同多年好友一般。
在学校学习时，凯丰对马列主义有了更深的理解，他也开始向着一名成熟的党员转变。
等到他从苏联回国以后就正式加入到了中国共产党内，成了我党的中坚力量。
在这段留学日子里，他化名“凯丰”，是开封”的谐音。也是自这天起，所有人都会称呼他为“凯丰”。
1933年是共产党历史发展中遭受重创的一年，在这一年国民党的形势相对我党形势来说较好，于是国民党就发起了围剿，此时外外部还有列强对中国虎视眈眈，视中国为盘中餐，随时会发起进攻，也就是在此背景下，蒋介石悍然发起了进攻。
1934年，在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红军踏上了长征之路。在这一时期，凯丰便担任起了红九军团的中央代表。
长征开始以后，因为博古太过听从从李德的指挥，想要让红二、红六军团汇合，然而在冲破防线时却是遭到重大打击，这一战红军损失了30000人。
1935年1月15日红军抵达贵州遵义，，随之而来的是，那场改变红军命运的会议召开了。
在当时尽管说红军的形势有所缓解，可是国民党的追击依旧十分凶猛，丝毫不给红军任何喘息的机会。
因此这次会议的召开也非常紧急，可是更为紧急的是要对党内存在的错误路线进行及时地拨乱反正。
为了这次会议毛主席几天几夜睡不着，他与陈云、聂荣臻等人，以及意识到了错误路线的领导人交流总结错误经验和教训。
在会议开始以后，毛主席作为这次会议的发起者，俨然成了很多人发难的核心人物，他们是那些坚持拥护博古、李德的人，这些人反对剥夺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和领导地位。
会议上，博古也竭力为自己开罪，他试图将自己与李德所犯的思想错误和以及红军的困境推到客观原因上，他不断直强调红军遭遇这样的险境，是因为敌人过于强大。
当时的博古企图以这样的理由和借口，把自己与李德在指挥上犯下的错误推脱干净，但是毛主席却是对她们犯下的错误全部总结了出来。
对博古、李德等人所犯下的错误以及其后果，毛主席在会议上全部一一列举了出来，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李德反复强调的短促突击战术。
这套战术需要在人员数量和火力配备上形成优势才可以发挥作用，但是当时红军的数量与火力根本达不到这样的条件，因此便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让红军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不过这一切都被博古和李德归咎于一线指挥官，甚至于还专门处罚了很多一线指挥官，这充分体现出了博古李德等人独断专行的错误行径和错误思想。
面对铁证，最后博古彻底哑口无言，此刻的他只好把最后的希望寄托于那些依旧支持他的人，可是此时支持博古的人，也清楚在这件事上不可以完全支持博古。
就在这时伴随着毛主席在会场上的发言，全场响起了雷鸣般掌声。这一切已然表明了人心所向。
1945年毛主席在党的“七大”期间谈到遵义会议讲道：“遵义的那场会议是一个关键，他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大。大家要清楚，假如没有洛甫（即张闻天）、王稼祥两位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那就不可能把会开好。”
张闻天和王稼祥二人是当时中央举足轻重的领导人，他们在会议上坚定的选择站在毛主席一边。有些讽刺意味的是，张闻天、王稼祥和博古都是有着相似的经历，几人都曾在苏联留过学，他们的立场在当时可谓是相当重要。
这一次他们之所以会在关键时刻转变态度，绝非是偶然的结果，毛主席做为此做了大量工作。
在长征开始以后，毛主席深受疟疾困扰，身体也变得虚弱了起来。王稼祥则是体内留有子弹，高烧不退；因此在最初博古和李德安排的是毛主席与王稼祥可以不参加长征，不过二人极力争取。
在长征中，毛主席王稼祥都坐在担架上，二人结伴行军、共同宿营。此时的张闻天身体也不太好，他距离毛主席王稼祥并不远，于是三人常常一路聊天。在宿营期间，三人更是拉开话匣子就关不住了。
伴随着彼此接触的深入，这时候张闻天也逐渐意识到了毛主席意见是正确的。
在与张闻天和王稼祥拉家常时，毛主席向两人讲述起了解自己对中国革命前途的看法，同时也诠释了自己的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渐渐的，二人对毛主席军事思想有了更加全面的了解，认为主席的观点是正确的。也坚定了只有毛主席才可以带领红军度过难关念头。
遵义会议召开时，王稼祥毫不犹豫的投出了最为关键的一票，赞成恢复毛主席的领导地位。
毛主席在遵义会议后常会去说：“他（王稼祥）是最早支持我的，也是他在遵义会议上投了关键一票。”
实际上遵义会议时是以鼓掌“投票”的方式通过恢复毛主席军事指挥权的，并没有投票这个程序，毛主席之所以后来说“投票”，其实是一种比喻，这是一种人心所向。之所以没有真正去投票，是因为参加会议的大多数同志态度是一致的，是赞成毛主席来掌舵。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一直关注会议情况的红九军团中央随军代表凯丰站了出来，他力挺博古道：
“你的军事战略不过都是从《孙子兵法》和《三国演义》中学来的，如今根本用不上了！”
凯丰当时立场还是博古的坚定支持者，在这次会议之前，他还曾在博古的授意下“规劝”聂荣臻等人继续支持博古，可是清楚意识到博古的错误的聂荣臻根本不为所动，这也让凯丰视作“顽固的人”。
然而凯丰没有意识到的是自己才是那个“顽固的人”，他选择继续继续支持错误路线，为此他还言讽刺毛主席，这一幕恰巧给毛主席以及与会的其他同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当时许多人对毛主席的偏见，是根据毛主席看书的爱好就把主席的的军事思想和战略思想归纳到《孙子兵法》和《三国演义》身上，可是这却是对毛主席贡献的否定。
在听完凯丰的话以后，毛主席情绪并没有因此而产生太大的波动，反倒是十分平静的问丰：
“你有读过《孙子兵法》吗？你清楚《孙子兵法》有几章？第一句话说的又是什么？”
毛主席的反问让气势汹汹的凯丰顿时变得哑口无言，
在过去许多年以后，毛主席依然记着这件事，主席笑着说：当年会议上有同志讲我只靠两本书来指挥打仗，一本是《三国演义》，一本是《孙子兵法》，这显然是没道理的。打仗如何能照本宣科呢？看过两本书能指挥战争？再讲，当时的我还未曾度过《孙子兵法》呢，这也让后来找到翻了翻。
凯丰的强硬如何能够改变遵义会议的结果呢？
最后博古、李德的军事权利被剥夺，由闻天暂代博古的职务，同时在这一次会议上正式确立了以毛主席为核心的重要决定。
在遵义会议结束后，红军在之后的战斗中接连取得大胜，毛主席用自己的才能证明了党中央的决策是正确的。
也就在这时，共产党依旧没有弃博古等同志，而是用心帮助这些同志认识自己的错误并及时改正，这是共产党的一贯原则，对待党内同志要有耐心。
看着接连在毛主席取得胜利的红军，这时候的凯丰心里也出现了后悔，他开始极力为自己犯下的错误进行弥补。
1935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中央否定了张国焘向川南地区退却的主张。凯丰也在会议上明确的支持毛主席提出的北上，同时他下了长文批评了张国焘的主张。
对凯丰这样一位有能力的同志，我党自然不会抓着他的错误不放。中央还是很重视凯丰的，并且让他继续工作在熟悉的宣传阵地上。
1937年，日军大举入侵中国，不久共产党就在洛川召开了会议，对于当时的抗日的形势以及如何加强与国民党的合作，在会议上进行了充分地讨论。凯丰也参加了会议，会上他提出了许多颇具建设性的意见。
之后抗日军政大学在延安成了了，无数的爱国青年奔赴到延安。这时候凯丰临危受命，他担任起了编写校歌的重任。
为了能够完成这个任务，凯丰来到了学员中间，每当他见到学员们的抗日热情后，他心潮澎湃，没多久便写出了歌词。
在交给毛主席看过后，主席忍不住的夸赞着凯丰，然而此时的凯丰依旧为当初自己犯下的错误而感到内疚。
伴随着日本的进攻，共产党为加强同国民党合作，最终决定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的基础上，再去组建中央长江局，这件事交有周总理来负责。在此等危险的情况下，凯丰主动请缨，他积极地进行宣传，为巩固国共两党的合作做出了巨大贡献。
1940年，凯丰回到延安，担任起了中央宣传部的代理部长。在他任职期间，积极参与延安整风运动，做出了很多成绩来，还曾受到毛主席的表扬。
1945年8月，日本人宣布了投降，中国获得了这场伟大胜利，然而就在全国沉浸在喜悦中时，蒋介石却是在这个时候调集重兵，妄图对解放区发动进攻。在这一年凯丰担任了中共东北局宣传部的部长，参与到了即将到来的解放战争。
新中国成立以后，凯丰先是来到东北工作，之后又回到中央担任起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一职，凯丰也算的上是这个部门的元老级人物了。
不论他被安排到哪里工作，他都会保持着勤勉工作状态，与毛主席之间也保持着往来，然而遗憾的是，在长年的革命斗争中，他也积劳成疾，身体变得愈发的差了。
此时的凯丰很是担忧自己的儿女们，他一生牢记共产党员宗旨，从不搞特殊化，即便是二女儿在老家务农，想找他安排一份工作，可凯丰还是毫不犹豫的拒绝了，在送走女儿时。清廉的凯丰甚至拿不出礼物，只是让女儿带走了两件打着补丁的衣服。
凯丰的女儿也清楚自己父亲苦心，再未向父亲提过类似的要求，之后更是凭借自己的努力考上了会计，得到消息的凯丰没有想象中高兴，反倒是充满了担忧。
他不断叮嘱女儿千万不要犯错误，在给女儿信中还特意在“廉洁奉公守法”上加了着重号，这位一心为公的老革命家其风骨，在无形中已是范跃然纸上。
1955年，凯丰如往常一样工作。可就在这时，他忽然出现了腹泻、腹胀等现象，开始他还以为是自己吃坏肚子了，就找来一些药吃了。
然而没过几日，，凯丰的身体依旧没有好转，于是他就去往医院进行检查，在医生诊断后发现，这时候的凯丰已经换上了肝癌，必须马上治疗。
医院立即将这一情况上报给了党中央，不久北京专门找来国内外的顶级专家为凯丰进行会诊。
等到会诊结束以后，众多专家一致认为此时的凯丰病情已经非常严重了，再如此发展下去后果不堪设想。毛主席在知晓以后，立即做出批示：“抓紧治疗，那里的条件好就去哪里医治，必须全力以赴地进行治疗。”
在凯丰得知毛主席后，心中也是十分的感动，这时的他也不由想起了当初遵义会议上的事，一时间顿感羞愧万分。
毛主席做事向来细致，他清楚凯丰会这么想，于是毛主席专门让人给他带去花：以往不愉快的事情，就让它随风散掉吧。现在的你要好好休养身体，无论如何不可以疏忽大意呀。”
最后在毛主席的关注下，党与国家给予了凯丰最好的医疗条件，然而凯丰的病情却是没有任何好转的迹象。1955年3月23日，49岁的凯丰离开了人世。
几天以后，中央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他的追悼会由时任中央秘书长邓小平亲自主持的，众多领导让皆来到了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