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分九等，渊源甚古。三国时期，陈群建立的选官制度之所以采用“九品”命名，应和我国古代很早就采取了九品之法，以及两汉时期盛行九品论人之风有着密切的关系。

以九品之法区分事物优劣，始见于《尚书・禹贡》篇，其文曰：“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书序》云：“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就把九州的土壤、贡赋区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个等级。例如，土壤的九品等级依次为雍州、徐州、青州、豫州、冀州、兖州、梁州、荆州、扬州；田赋的九品等级依次为冀州、豫州、荆州、青州、徐州、雍州、扬州、梁州、兖州。

西汉时期，人们已开始用九品之法区分人物优劣。《史记・李将军列传》载其评论李广及其从弟李蔡说：“蔡为人在下中，名声出广下甚远，然广不得爵邑，官不过九卿，而蔡为列侯，位至三公。”唐人司马贞《索引》注“下中”曰：“案，以九品而论，在下之中，当第八。”其说是。

这是司马迁将九品之法运用于人物品评之例，表明西汉时品第人物之风已开始流行。

东汉时期，九品论人之风依然盛行。

《后汉书・明德马皇后传》载，东汉初年，后之从兄马严求进马援之女于掖庭，上书曰：“援有三女，大者十五，次者十四，小者十三，仪状发肤，上中以上。皆孝顺小心，婉静有礼。愿下相工，简其可否。”

明德马皇后

按马严上书中的“仪状发肤，上中以上”一语，其“上中”一词，就是指称九品等第中的第二品，意思是说马氏三女的“仪状发肤”皎美秀丽，堪称上品。结果朝廷“选后入太子宫，时年十三”。

而据同卷序论记述东汉选妃之制云：“汉法常因八月算人，遣中大夫与掖庭丞及相工，于洛阳乡中阅视良家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已下，姿色端丽，合法相者，载还后宫，择视可否，乃用登御。”因知东汉后宫选妃，对于女子的姿色、仪状、发肤等都有严格的要求，而且由掖庭丞、相工等“择视可否”，区分优劣，“合法相者”乃选入后宫。其时太子、诸王选妃亦然。又同卷注引《东观记》曰：“明帝马皇后美发，为四起大髻，但以发成，尚有余，绕髻三匝。”可见马皇后有一头乌黑明亮的秀发，常梳成大髻，高盘在头顶。所以马严将其“仪状发肤”评为“上中”，确为有据而发，并非虚誉。这是东汉初年依然流行九品论人之明证。

东汉中期，在民间盛行九品论人之法的同时，著名史学家班固又将此法移植于《汉书・古今人表》，并把九品之法由今人推及于古人，其所评论人物上起伏羲、神农，下至陈胜、吴广，分别按照时代先后和九品等级入表，从而集品评往代贤智和古今人物之大成。

班固在《古今人表》序中说：凡是“著在篇籍”的人物，皆“归乎显善昭恶，劝戒后人”，所以乃“列九等之序，究极经传，继世相次，总备古今之略要”。

在《古今人表》中，他还依据孔子“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的儒家观念，把古今人物区分为上智、中人、下愚三类，其崇儒尊圣的思想十分明显。如在九品等级排序中，班固明确标示上上品为“圣人”，上中品为“仁人”，上下品为“智人”；自中上至下中五品，虽无标示其对应名称，实则一律以“可以为善，可以为恶”的“中人”目之；而下下品则被贬斥为“愚人”。故唐人颜师古曰：“盖班氏自述所表先圣后仁及智愚之次，皆依于孔子者也。”据学者统计：《古今人表》将上古传说时代以至秦代的1954位人物分列于九品之中，其中：上上品14人，上中品173人，上下品207人，中上品314人，中中品343人，中下品298人，下上品241人，下中品233人，下下品131人。其上、中、下三品人物之和分别为394人、955人和605人。九品之中，以上品人数最少，中品人数最多，下品次之。

《汉书》

《汉书・古今人表》采用的九品论人之法，不仅继承了西汉以来品第人物的风气，而且也对汉魏之际的人物品评和王朝选官产生了重要影响，开创了此后九品选官之先河。

《太平御览》卷二六五引《孙楚集奏》曰：九品汉氏本无，班固著《汉书》序先往代贤智，以为九条，此盖记鬼录次第耳，而陈群依之以品生人。又魏武拔奇决于胸臆，收才不问阶次，岂赖九品而后得人。今可令长守为小大中正，各自品其编户也。

孙楚是魏晋之际人，历任佐著作郎、骠骑参军、冯翊太守等职，晋惠帝元康三年（293年）卒。《孙楚集奏》当是他在西晋时所作。所以若论陈群创立的九品中正制，其源头自可上溯至西汉流行的九品论人之风，非独承袭班固《古今人表》而已。

陈群出自于颍川学门，是汉魏之际的大族、名士。其祖父陈寔，“有志好学，坐立诵读”，曾“受业太学”，德冠当世，卒后被谥为“文范先生”。其父陈纪早立声誉，“及遭党锢，发愤著书数万言，号曰《陈子》”。陈群叔父陈谌，“与纪齐德同行，父子并著高名，时号三君”。陈群出身于儒学之家，又是曹魏一代名臣，故其谙熟经史典籍，自亦不在话下。

魏晋之际，人们对“九品”选官究竟是始于曹操，还是始于陈群，曾经有过不同的看法并存在争论。

事实上，在汉末建安年间，曹操在选拔官吏时确已“权立九品，盖以论人才优劣”，并由此催生出九品中正制的萌芽。

《汉书》

从历史渊源上说，曹操用“九品”之法选拔官吏，固然是对西汉以来品第人物方法的继承与发展，但从近因来看，也明显受到班固《古今人表》的影响。

据学者研究，在汉魏之际，《汉书》与《史记》、《东观汉记》并称“三史”，人们对之的研究已蔚成显学。“当时对于班固《汉书》的兴趣，似乎大于《史记》，所以注《汉书》的特别多。”

正因为《汉书》在汉魏之际流传较广，影响很大，再加上《古今人表》将九品论人之法的褒贬功能发挥到了极致，以致传统的九品之法经过《汉书》的成功运用，成为世人皆知的一种经典的人物评论方法。所以在汉末建安年间，特别是在传统的乡里清议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九品论人之法为一些政治家所模仿、效法乃至成为王朝选官的借鉴与依据，自然也就不足为怪了。

换言之，班固所著《汉书・古今人表》，不仅影响到陈群等一大批士族、名士，而且也对一代枭雄曹操产生了重要影响。正因如此，曹操统治时期业已出现了九品中正制的萌芽，并且最终发展为九品中正制度。

“中正”之官，古已有之。《史记・陈涉世家》载秦末农民起义时，陈胜自立为楚王，“以朱房为中正，胡武为司过，主司群臣”。是为“中正”之始。而《通典・职官十四》“中正”条也说：“中正，陈胜为楚王，以朱房为中正，而不言职事。两汉无闻。魏司空陈群以天台选用不尽人才，择州之才优有昭鉴者，除为中正，自拔人才，铨定九品，州郡皆置。”

实则，曹魏创置中正制度，与秦末张楚政权所置“中正”无关，却与汉末名士清议及“乡里月旦评”有着密切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九品中正制的萌芽、形成及其确立，就是“乡里月旦”官方化、制度化的必然结果。

如众所知，汉末桓灵之际，宦官专权，主荒政缪，政治黑暗，选举腐败，以致清议之风一时大盛。

所谓“清议”，就严格意义上讲又有党人清议与名士清议之分。

党人清议是指汉末世族官僚与太学生广行交结，操纵舆论，激浊扬清，针砭时政，其矛头直指宦官集团和当朝权贵，因而被后代史家誉为“浊世清流”。

汉末党人清议的兴起，对当时的腐败政局起到扬清激浊的作用，具有一定的正义性，因而遭到东汉朝廷和宦官集团的残酷镇压，史称“党锢之祸”。

名士清议则是泛指东汉末年出现的臧否人物、品评人物的社会风气。其时善清议者被目为“好人伦”、“善人伦”、具有“鉴识之能”。他们不仅善于品鉴人伦、臧否人物，而且专以奖拔士类，旌别淑慝为己任，因而被目为“名士”，在社会上享有极高的声誉。

郭泰

如郭泰是汉末著名人才评论专家、大名士，“性明知人，好奖训士类”，他对人物的批评以恰当公允著称于世，史称“泰之所名，人品乃定，先言后验，众皆服之”。又汝南大族、名士许劭，“少峻名节，好人伦，多所赏识。若樊子昭、和阳士者，并显名于世。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称许、郭”。

由于许劭善于奖识人物，一些人为了博取声名也多慕名而来。据说“曹操微时，常卑辞厚礼，求为己目。劭鄙其人而不肯对，操乃同隙胁劭，劭不得已，曰：‘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操大悦而去”。

汉末名士操纵舆论，褒贬人物，对当时的王朝选官产生了很大影响。名士口中的品题，往往可以左右士大夫的仕途进退，成为朝廷选举的风向标。士人如果获得好的评语，则前程优越，仕途为之洞开，或公府争辟，或州郡竞举，进而飞黄腾达，平步青云。如李膺卓有“识鉴”，时人以列身其座上为“登龙门”，一旦经其品题，便身价陡增。更有甚者，一些名士依其虚名，嘘枯吹生，竟至隐操三公辟举之权。

可见名士的品评、品题，已经干涉朝廷用人权，在察举、征辟时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汉末名士清议之风的兴起，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乡闾舆论，影响到士大夫的仕途进退，而且还对九品中正制产生了重要影响，以致成为曹魏设置州郡中正的历史渊源。

首先，汉末名士品藻人物，其评论对象大都以自己所熟悉的乡党人士为主。如郭泰具有人伦识鉴，好奖训士类，但其品评对象多为本州郡人士。郭泰同郡人王柔、王泽兄弟，以及郭长信、王长文、王子师、韩文布、李子政、曹子元等人，均为郭泰所识拔，而定襄、西河、云中诸郡也皆属并州。

郭泰

由此可见，经郭泰奖识的乡党人士之多，其中不少人后来获致高位，并有位至三公者。

汉末之时，由许劭、许靖兄弟主持的“汝南月旦评”，更是由少数名士主持乡里清议的典型事例。

所谓“汝南月旦评”，就是由当地大族、名士许劭兄弟主持的乡里清议，它以评议本郡人士为主，于每月初一（即月旦）公开举行。

名士对人物的评语称为“品题”，每月初一重新评定一次，目的是对“乡党人物”进行经常性的考察，以便根据情况随时调整，不以人之一言一行、一时一事而定其终身优劣。

下及魏晋，中正在定品之后仍须对乡里人士实行追踪考察，并根据其道德表现和乡论清议，随时提升或是贬降士人的品第，就是沿用此法而来。

汉末盛行的乡里清议及“汝南月旦评”，就是后来州郡中正的雏型。

像郭泰、许劭、许靖、陆绩、顾邵之流，他们不仅是当地的大族、名土，而且还主持乡里清议，“核论乡党人物”，俨然是乡里清议的代表和此后州郡中正的化身。这正如唐长孺先生所说：“他们虽然没有中正的名义，但却有中正的威权。”

月旦评

当然，像“汝南月旦评”这样典型的例子在其他地区不一定都有，但当时的乡里清议一般都由少数地方大族、名士所主持，则是比较普遍的现象。

正因如此，《资治通鉴》卷五八汉灵帝中平元年（184年）条胡三省注许劭、许靖兄弟主持“汝南月旦评”一事说：“后置州郡中正本于此。”一语道出名士“月旦”与州郡中正的历史渊源。

其次，汉末名士的人才观念及其评论方法，对此后的中正品评及其所作之“状”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学说的地位大为提高，儒家思想也成为我国封建社会占据统治地位的指导思想。

儒家主张的伦理道德规范及其实践，一个重要特征就在于“经明行修”。“经明”涉及经学水平，“行修”强调人的外在行为规范，如孝行是否著于家门，仁义是否称于乡党，这些都属于道德品行方面由内及外、由亲及疏的扩展，是乡闾舆论和士林清议考察的重要内容。

由于汉代注重道德规范，不注重才能、品性与精神气质，所以东汉时的风谣品题与人物评论，也多侧重于个人的经学水平和道德品行两个方面。

《后汉书》

如据《后汉书》列传所载：“《五经》从横周宣光。”“《五经》复兴鲁叔陵。”“《五经》无双许叔重。”“《五经》纷纶井大春。”“解经不穷戴侍中。”“说经铿铿杨子行。”“道德彬彬冯仲文。”“德行恂恂召伯春。”“关东觥觥郭子横。”

上述标榜个人的风谣品题，有的涉及被品评人在经学方面的成就与风格，有的涉及个人道德品行方面的优点，大多属于外在的学术水平和行为规范。

如“五经纵横”、“五经无双”是称赞其经学知识渊博、深厚，“说经铿铿”是称美其说经时音调的宏亮、清朗，“道德彬彬”、“德行恂恂”则是赞美其道德品行文雅、诚实。

这些标榜韵语大多出自于太学之中，即所谓“京师为之语”，也有出自于地方大族、名士间的自我品评，即所谓“时人为之语”、“乡里为之语”。这些风谣品题，大体上反映了东汉时期人物批评的特点。

然而，由于东汉一代崇尚名教，加之有了好名声就可以察举做官，于是整个社会形成了一股求名狂潮。

当时正常的循规蹈矩已难以成名，所以人们就不惜矫情饰伪，沽名钓誉，以博取声名，这其中不乏欺世盗名之徒。

察举制

如《后汉书・许荆传》记载其祖父许武被举为孝廉后，欲令二弟成名，便“共割财产以为三分”，自己故意“自取肥田广宅奴婢强者”，这样，他的两个弟弟遂以“克让”之名“并得选举”。后来许武又大会“宗亲”，当众宣布使两个弟弟成名的本意，并把自己“理产所增，三倍于前”的财产，“悉以推二弟，一无所留”，结果声名大振，“郡中翕然”，官至长乐少府，当了更大的官。再如，同书《陈蕃传》记载乐广人赵宣葬双亲后，在墓道中“行服二十余年”，“乡邑称孝”，州郡官“数礼请之”，他都不应。后来陈蕃为乐广太守，查出他在墓道里生了五个儿子，才戮穿了骗局，以“诳时惑众，诬污鬼神”的罪名，予以法办。可见社会上弄虚作假、沽名钓誉之徒屡见不鲜。到了东汉末年，察举取士更为腐败。葛洪《抱朴子・审举篇》载时人语曰：“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就是对此的真实写照。

东汉末年，随着名教之治的破产，人们的价值观念也发生了变化。一些人才专家意识到外在行为的不可靠，因为这些都是可以伪装出来的。所以，人物品评的重心也开始由注重外在行迹转向注重才能、品性与精神气质，汉末名士清议已经开始了这一转变。

以汝南许劭为例，《后汉书・许劭传》载其与从兄靖“俱有高名，好共核论乡党人物，每月辄更其品题”。所谓“品题”，就是指名士所作评语，也称“目”或“题目”。从许劭本传及相关资料来看，许劭所作“品题”就涉及被品评者的才能、品性与精神风貌等多方面的内容，而且这种“品题”多为四字或八字韵语，是一种具有抽象意义的高度概括。

如《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孙盛《异同杂语》载：曹操“尝问许子将：‘我何如人？’子将不答。固问之，子将曰：‘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太祖大笑。”此事在《许劭传》中作曹操“求为己目”，许劭曰：“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

从许劭“品题”曹操，可见当时月旦人物已着眼于安邦治国的命世之才，这也正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如皇甫谧《逸士传》载：或问许子将，靖与爽孰贤？子将曰：“二人皆玉也：慈明外朗，叔慈内润。”所谓“外朗”、“内润”，主要是从人格的内涵着眼，指称人物的品性、才情等等，比较抽象，意义不甚明确。上述注重内在气质，不注重外在行迹，就是汉末人才评论的特点。他如《世说新语・德行》载郭泰评论黄宪曰：“叔度汪汪如万顷之陂。澄之不清，扰之不浊，其器深广，难测量也。”同书《赏誉》载“世目李元礼：‘谡谡如劲松下风。’”都是典型的例子。此两例或形容人物器度深广，难以测量，不似外在行迹清晰可辨，使人一目了然，藉以称颂黄宪的人格魅力和精神力量感人之深；或形容人物精神超凡，犹如劲松下风，令人敬仰，富有感人力量。通过这种比喻方式，品鉴一个人的内在气质及精神风尚，即所谓“神鉴”。

崔琰

汉末建安年间，在曹操霸府典选的崔琰、陈群等人，也曾使用“品题”之法来鉴识人物。如《三国志・魏书・崔琰传》载：“清河东武城人也……涿郡孙礼、卢毓始入军府，琰又名之曰：孙疏亮亢烈，刚简能断，卢清警明理，百炼不消，皆公才也。”同书卷一三《魏书・华歆传》注引华峤《谱叙》说：“陈群常叹曰：若华公，可谓通而不泰，清而不介者矣！”

所谓“疏亮亢烈”、“清警明理”、“通而不泰，清而不介”，既注重人物的才能、品性，又注重人物的精神气质，评语清通简要，讲究藻饰，其意在可解与不可解之间。

九品中正制建立以后，中正品评人物也多采用这种方法，而且这种高度概括、较具抽象意义的“品题”，发展到后来就成为中正所作之“状”。如曹魏末年，并州大中正王济为孙楚所作之状云：“天才英博，亮拔不群。”就是从才情、气质着眼，称赞孙楚才藻卓越、爽迈不群。

据唐长孺先生考证，此处所说的“品”，其实就是“状”。唐先生又进而指出：“中正之状却是一种总的评语，其渊源出于汉末名士的名目或题目”；“中正之状采取题目之法，所以也只有很简单的一二句。”

由此可见，从名士“品题”到中正之“状”，两者一脉相承，有着难以割绝的历史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