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辽穆宗耶律璟最后的遇害，虽然历来也众说纷纭，但主要起因基本清楚，确实是他对身边的人十分过激严酷。其实耶律璟清醒时也感到后悔，史书还提过一笔，他曾让周围人记得劝谏，可是谁敢在他或喝醉或狂性发作时进言呢？
史书因此还留下一些矛盾之处，假如看耶律璟处理其他事情，一定能得出一个完全不同的印象。哪怕就在后期几年里，耶律璟对待众文武大臣却从来没有什么过火狂躁的举动，似乎作为一个豪迈爽利的草原之主，他与其他文武大臣在捺钵宫帐相处时居然不喝酒，或者他喝了酒居然还能够控制自己，这一点让人很不解和矛盾，所以笔者觉得对耶律璟生活习性的记载很令人生疑。
影视剧中的辽穆宗耶律璟形象
虽然貌似文武大臣的地位更高，可那些近侍随从也是活生生的人，不能因为契丹的习俗有奴仆，就认为可以随便取他们性命不受监督和指责。即便认为契丹就是不把仆役当人，可身为天子的耶律璟何以面对文武大臣能够做到清醒自律，为何面对近侍随从就性情经常失控，这毛病居然是看人分场合而有选择性的，感觉依然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所以笔者认为，对于他后期的表现，至少需要看到有非常鲜明的差异，而且的确事出有因，他与历史上其他的暴戾君主确实有很大的不同。
辽穆宗在位十八年，辽代欣欣向荣的气象多少因他发生一些改变，这与耶律璟的身体原因有莫大关系，好像这期间给人感觉契丹内部一直比较糟糕，而且确实没有多少进取成果，大体上都是事实。
反之，在辽主之外，当时拥有一批很不错的文武大臣，也没有因为耶律璟的原因就导致契丹就此衰败。试想要没有像耶律屋质这样一批能干的大臣稳住大局，或者耶律璟真的后期表现失控，恐怕辽代早已经一团糟了。因为契丹宗室家族长久以来都矛盾不断，内部中枢一直就不是多么稳固，也还没有安抚完善到位。一旦君主在上面激化矛盾，宗室在下面或是不满反抗或是野心膨胀，很容易令契丹的大局走向分崩离析。
如此对辽穆宗的最终评价，就需要看到方才提及的细节，耶律璟并没有把暴戾一面针对契丹的文武大臣。换句话说，其实他恐怕也并没有真的因醉酒丧失过理智，而且他也似乎只是借独处的时候才酗酒，再借机对一些仆役释放情绪压力。
在契丹的发展方面，耶律璟依然坚持太宗耶律德光、世宗耶律阮的基本策略，史书对此也有明确记载。《辽史·穆宗纪》应历元年(951)九月继位之初，“(穆宗)诏朝会依嗣圣故事，用汉礼”。《仪卫志》所列更详细，这个“礼”是指当初耶律德光从中原得到的举行各种典礼仪式所用器物。
这一堆东西甚至世宗耶律阮在位的几年里都没有使用，可作为德光儿子的耶律璟继位之初就公开表示要继承中原仪式，显然这是出于耶律璟的个人意志，并非其他大臣可以擅自做主。
辽穆宗耶律璟画像
不仅如此，就在其他制度方面，耶律璟也借鉴中原，比如仿效后周设置殿前都点检。《耶律夷腊葛传》就说：“本宫分人检校太师合鲁之子。应历初，以父任入侍。数岁，始为殿前都点检。时上新即位，疑诸王有异志，引夷腊葛为布衣交，一切机密事必与之谋。”
耶律璟历来被视为喜欢玩乐游猎，给人一副粗鲁野蛮，没有什么文化修养的模样，可居然也是他正式确立翰林院制度，广泛选拔幽云地区的文人学士。
当年在阿保机时期投身到契丹的中原人，只有韩延徽一个算是文人，但也没有太多迹象表明他是以学问取胜，因为早期契丹显然并不看重这方面。到太宗德光时期有张砺是后唐出身的翰林学士，也仅见此一人。直到穆宗耶律璟时期，大量汉地才学之士才开始涌现。
《辽史·刘景传》载：“景资端厚，好学能文……应历初，迁右拾遗、知制诰，为翰林学士……会父忧去。未几，起复旧职。一日，召草赦，既成，留数月不出。景奏曰：‘唐制，赦书日行五百里，今稽期弗发，非也。’”又《室昉传》曰：“幼谨厚笃学，不出外户者二十年，虽里人莫识。其精如此。会同初，登进士第……应历间，累迁翰林学士，出入禁闼十余年。”正是耶律璟时期确立中原的翰林院制度，翰林学士由此形成了一个群体，为辽主和众多亲贵起草各类文书，成为宫廷社稷重要的辅佐力量。
而且耶律璟也如前面几位辽主一样，有过积极进取的表现，使契丹不断深入幽云地区，之前耶律阮已经建立南枢密院，总揽汉军事务。但这一军事上的北南二院只是权宜之计，若从长远看，反而有朝一日可能变成某种分化对立的障碍。因此，穆宗耶律璟采取改进措施，让契丹势力直接向幽云地区渗透。
尤其对历来辽代的南北二院职官，究竟是怎样一种设置？其实好像史学界有所共识，可在具体一些细节上又不完全毫无争议。对史书介绍的分析，所谓北面掌管部族，南面掌管汉地，看起来很清楚明白，真正在辽代怎样各司其职的，实际未必能够轻易说清楚。
所谓南北面职官，未必是指契丹辽朝全部所有地区的所有官员将领分南北两个体系在进行管理。其实主要指大辽五京和四时捺钵的宫帐行营，换句话说更主要是跟随大辽天子的随驾官员和中枢官员分南北，而这个南北，据说是捺钵宫帐都是习俗向东，因此在帐内议事之时，根据天子所坐方位，地位较高的契丹亲贵就位于上方居北，而相对较低的汉官一般居南。但制度毕竟是相对的，管理任职却是灵活的。事实上南院很多亲贵也是契丹人，而北院职务也不是完全没有汉人充任。在跟随天子的南北中枢官之外，如果看各京留守和地方州县，实际就是地方长官负责，甚至就是以汉官为主。而像边疆地区就是统军司或坐镇一方的部族将领负责，看不出有南北面分别插手管事的痕迹。而且，归南院还是归北院在史书上有变更迹象，是随时变化的。
像《辽史·耶律屋质传》载：“应历五年，为北院大王，总山西事。”在军事上，山后的云州等地就此脱离南枢密院，转归北院统辖，归耶律屋质这种资深的契丹亲贵掌握。而在幽州，南京汉军的地位也被削弱。
辽穆宗应历年号钱币
应历八年(958)，周军大举北伐，南京留守萧思温请增兵，史书载：“上报曰：‘敌来，则与统军司并兵拒之；敌去，则务农作，勿劳士马。’……思温与诸将议曰……诸将从之。遂与统军司兵会。”这是南京统军司首次在史料中出现，更值得注意的是，统军司显然不受南京留守节制。
因为原则上，南京地区（也可以推断包括东京辽阳地区、西京大同地区）就归留守管理，而这一次是特殊情况需要迎敌作战，所以单独以统军司名义增派契丹精锐救援。所以，这两种职务不仅不相统属，关键是没有迹象表明辽代的各地都被所谓南北面官笼罩，这是一个需要重点澄清的现象。很多书籍和文章一介绍契丹辽代就会强调独特的南北面官，作用和现象感觉被夸大。
《辽史·兵卫志》曰：“惟南、北、奚王，东京渤海兵马，燕京统军兵马，虽奉诏，未敢发兵，必以闻。”说明南京的统军司兵马应该是一支契丹主力，自然要比本地汉军得力。耶律璟组建契丹、渤海精锐部队驻防幽州，统军司不受留守节制，足见穆宗对燕云地区的控制显然更为深入。
总体来看，哪怕上面很多穆宗时期策略并非全都出自耶律璟个人的主张，也足以说明他认可和采纳了诸多精明的策略，同样体现出他的决断力十分不俗，在大事情方面绝不是毫无才干和作为。
尤其在幽云汉地之外，关于辽穆宗对整个中原地区的策略和关系更容易被后周北伐的表相所掩盖，这也是一个相当大的误区。
出于史书对耶律璟个性渲染的糟糕，加上后人更容易倾向中原立场，自然会认为是耶律璟的问题导致契丹始终比较被动。不论前一次合军北汉攻周失败，后一次失去燕南的三州三关，可以轻松得出耶律璟对待中原的战略方面基本没有太多作为的结论，但实际并不能这样简单的判断。
不能忽视前面提过耶律璟在位的客观环境，十八年间内部大小危机不断。他在这样一种局面下，贸然采取积极主动地征伐肯定是不明智的，可他也没有放弃与中原各方的拉拢和结盟，试图采取蚕食与合作策略进取中原，而且行动从来不低迷，颇有纵横捭阖的迹象。只不过由于契丹远居塞外，面对中原英武有为的周世宗柴荣，最终成效方面的确不是太理想。
就事论事当然如此，可要全面地总结耶律璟的表现，不能草率认为他对中原方面从来没有什么行动，给人一种被动挨打的姿态，甚至认为耶律璟就是成天饮酒游猎，或者蒙头大睡，对天下一副无所谓的心态，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辽穆宗耶律璟遇到中原的强敌就是周世宗柴荣
哪怕《辽史》记载比较粗略，对应此前南唐方面的一些事迹也可以梳理不少。首先应历元年十一月，就在耶律璟继位之初，南唐遣使来吊，次年更频频来使，绝不是南唐方面有病，频繁想给塞外的契丹送礼，实际双方是想要商量结盟合作对付后周。
《辽史》记载：“南唐遣使奉蜡丸书”，使臣公乘镕在幽州见到耶律璟，后来向南唐报告说：“(契丹主)问书中机事，臣即述奕世欢好，当谋之事。契丹主喜，问复有何事，臣云军机别有密书，契丹主接置袖间。”“当谋之事”显然是针对后周，所谓密书即“蜡丸书”。又三月，“南唐遣使奉蜡丸书”，五月“南唐遣使来贡”。
短短一年之中，双方多次奉密书往来，足见这是谋大事。然后应历三年三月，“南唐遣使来贡，因附书于汉，诏达之”，如此更加清晰，针对后周的一个三方联盟呼之欲出。不久发生高平大战，契丹因北汉的败绩有所收敛，这一联盟未能发挥什么作用。
再到应历六年（956）正月，世宗柴荣挥师亲征淮南。“唐主遣人以蜡丸求救于契丹……静安军使何继筠获而献之”，可见契丹和南唐之间仍保持联络，而契丹赴南唐的使者也为后周所获。
这里出现截获密使的何继筠家世很不简单，其父何福进是后唐禁军中的骁勇将校，曾在洛阳兴教门一事中，与符彦卿、王全斌等十余人是拼死保护庄宗李存勖的忠心护卫。后晋年间因功提升为大将军，在契丹进入中原时，他设法在恒州联络李筠驱赶辽军，并投靠入主东京汴梁的刘知远。正是后汉时期，何福进与枢密使郭威建立了关系。
郭威引军要进入东京时，何福进、王彦超、李筠等是打败慕容彦超的头等功臣。郭威对其非常倚重，后周建立，何福进坐镇成德军，也是防范辽军和北汉的核心边镇，最后加使相头衔。但柴荣刚继位的显德元年就病故，年六十六岁。何继筠是在后晋后期因父亲的恩荫出仕，后汉年间开始追随郭威，参与征讨李守贞、赵思绾、王景崇的行动。何福进在后周建立调任成德军节度使，何继筠就跟随出任衙内都校，在土门一战中击败北汉有功，兼领钦州刺史（此为遥领的荣誉虚职，后周管理不了远在南方海边的钦州，当时属岭南刘氏所辖）。
何福进是显德元年病故，何继筠本来是在服丧。众所周知，柴荣继位之初，北方边境接连危急，柴荣不得已，需要何继筠接受任命以濮州刺史兼静安军节度使。这里透露何继筠的职务有点微妙，静安军是后周新设的节度使，但应该并不是在濮州范围，原本濮州一带隶属于之前何福进最后出任的天平军（早年一度别称郓濮曹节度使，辖区正在山东与河南交界），所以何继筠当时是兼领新设立的静安军节度使（史书描述这一节度使区域比较含糊，大约是河北东南的深州与东面山东交界的一大片，如此能与何继筠随后调去今山东滨州一带的棣州相联系），后追随柴荣北征，一直到北宋建立，何继筠基本都坐镇在棣州。
后来开宝年间宋军两度征讨北汉，何继筠都积极参与，大约有负伤，战事过后，曾入京与太祖赵匡胤相见，赏赐许多东西。回到棣州一年再入京就生疽病故（开宝四年夏，971），年仅五十一岁。史称赵匡胤不仅去何继筠家中看望，死后还哭祭感叹，称赞他防守北方得力。从参与战事经历和擒获谍报来看，说明何继筠这方面的确颇有经验。
辽代上京遗址
《宋史·李处耘传》云：“得契丹谍者，索之，有与西川、江南蜡书。”再对照《资治通鉴》：“(后周显德二年，955)蜀主遣间使如北汉及唐，欲与之俱出兵以制周，北汉主、唐主皆许之。”推测契丹从北汉得知后蜀的动向，就有意与南唐再次结盟。
应历七年(957)二月，南唐使者好容易抵达契丹，这一次又出现新变故。当年六月“周遣使来聘，南唐遣使来贡”。八月“周遣使来聘”，后周当时接连发现契丹与南唐之间密使往来，柴荣为避免发生两头作战，试图与辽改善关系，但最后被拒绝。
这一年冬，柴荣再至淮南展开积极攻势，决定拿下南唐更多的地盘。《通鉴》曰：“是月，契丹遣其大同节度使、侍中崔勋将兵来会北汉，欲同入寇，北汉主遣其忠武节度使、同平章事李存瑰将兵会之，南侵潞州，至其城下而还。”契丹和北汉此番联合行动，应当是为缓解南唐受到攻打的压力。可见耶律璟进取中原的方向并没有改变，始终以后周为对手，更没有受到柴荣“缓兵之计”的议和影响。至于辽军“至其城下而还”，显然是柴荣在边境早有防备，没有什么可乘之机。
《通鉴》于十二月记：“唐使者陈处尧在契丹，白契丹主请南游太原，北汉主厚礼之；留数日，北还，竟卒于契丹。”从陈处尧的动向看，显然很有计划，他想推动契丹与北汉的联合，推测是为协调双方行动，似乎也未能成功。关于陈处尧到达契丹的时间，《资治通鉴》记载是应历六年，云：“(南唐)遣兵部郎中陈处尧持重币，浮海诣契丹乞兵。契丹不能为之出兵，而留处尧不遣。处尧刚直有口辩，数面责契丹主，契丹主亦不之罪也。”显然陈处尧是有充分准备，不仅事先谋划，还带去不少活动经费，可结果未能协调好契丹与北汉，甚至自己还死在了塞外。
陆游在《南唐书·段处常传》还记载了一个与陈处尧相似的案例：“周侵淮南，元宗命处常浮海使契丹，乞援师。处常为契丹陈利害，甚辩。契丹本通南唐，徒持虚辞，利南方茶药珠贝而已。至是，了无出师意，而留处常不遣。处常忿其无信，誓死国事，数面诮虏主。虏主亦愧其言，优容之。以病卒于虏。”两书记载事情颇为相混，陈处尧与段处常推测可能出使的时间不同。由于南唐被周军攻打情势危急，应该是频繁派出使者，两人之中应该有一个是应历七年二月到达契丹的使者。
宋人所记契丹对待南唐使者颇无所谓，也并非事实。客观来看，当时北汉力量较弱，对营救南唐一事表现不积极，并不是契丹对中原事务不上心，反而是有所行动。看《辽史·穆宗纪》提到应历八年四月，“南京留守萧思温攻下沿边州县”。此外《萧思温传》还有：“周人攻扬州，上遣思温蹑其后，惮暑不敢进，拔缘边数城而还。”
之所以造成这样的印象，根本是在于耶律璟当时任命的南京留守萧思温确实能力有限。此人是耶律璟非常信任和看重之人，偏偏不仅在进取方面没有得力作为，甚至还让契丹付出惨痛代价，这就是周军攻下江北之地之后，随即展开了北上，轻易就得到了燕南的三州三关。
后人其实也容易忽视柴荣刚刚解决南唐苦战，立马就要操持北伐的动机。当然大多肯定柴荣具有的雄才大略，想要尽早实现混一天下的夙愿。可很少有人去在意，何以柴荣如此马不停蹄？显然就是出于辽穆宗耶律璟与南唐长期以来多番联合行动，辽军也的确在北方有出击，这就是柴荣不敢休息，想要趁军心士气旺盛给辽军还以颜色的一个重要原因。
就在燕南地区受到周军北伐威胁时，很多人出于史书记载，普遍认为穆宗耶律璟还是一副无所谓的态度，居然在山中进行秋猎，然后抛出那个经常被引用的著名言论，大意就是那些地方本来就是他们的，就当还给他们罢了。耶律璟的心态当真如此轻松吗？事实应该并非这样。
《穆宗纪》载：“五月乙巳朔，(周师)陷瀛、莫二州。癸亥，如南京。”笔者在论述后周时就指出，萧思温在丢了三州三关才上报军情恐怕不是实情，当时再如何交通不便，在燕南地区受到周军攻击时还是夏天，说穆宗当时举行秋猎也不合情理。
影视剧中的萧思温形象
正如史书这里提到，萧思温于五月请求增兵后，六月耶律璟就赶来南京，并遣使向北汉要求出击增援。实际耶律璟六月中就已经在南京主持大局，等周军不久退走，七月入秋后，耶律璟才离开前往拽剌山射猎，一直到九月他都在诸山射鹿，这才是所谓秋猎活动。
反观后周的情况也可印证，六月是周军北伐进攻的关键，正因为辽主赶来幽州，所以军中对是否继续强攻幽州有过一阵明显的反对意见。《旧五代史》曰：“上与诸将议攻幽州，诸将皆以为未可，不听。是夜，上不豫，乃止。”《资治通鉴》则记录一些将领以为不可的理由：“今虏骑皆聚幽州之北，未宜深入。”可见不仅耶律璟来到幽州坐镇，很快还调集了大军要准备迎战，绝不是耶律璟对燕南地区失守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
从柴荣的角度来看北伐，此行本来十分顺利，他的确是雄心壮志希望与辽军决战，甚至指望凭借旺盛的士气对幽州有所收复。六月里得知幽州防备加强，甚至打探有辽主赶来坐镇（哪怕传言），周军自然出现较多反对意见，更为不利的就是柴荣忽然患病，周军显然不可能继续轻率出击，因此仓促退军。
然后辽军果断出击收复容城县，加强范阳一带的防务。在萧思温丢失三州三关不久，耶律璟就改变了人选，派高勋出任留守。之前提过，他本来在上京留守，此时耶律璟用并不太信任的高勋（比较而言如此，高勋是其父德光提拔的后晋降臣，更受世宗耶律阮器重）来代替萧思温，应当是形势所迫的无奈之举，需要这个中原出身的大臣稳定燕南地区的人心，这也恰恰说明，耶律璟对巩固幽州之地非常重视。
甚至辽穆宗耶律璟在爱惜燕云百姓方面也做得不错，绝不是因为性格糟糕呈现出野蛮暴戾的样子，史书也留下一些证据。《穆宗纪》提到应历三年，“以南京水，诏免今岁租”；如果说这是前期的姿态，到后期他的性格大变后依然还有例子就很奇怪了，十六年(966)五月，“以岁旱，泛舟于池祷雨。不雨，舍舟立水中而祷，俄顷乃雨”。虽然表现的行为是有迷信色彩，但好歹体现他从民生角度出发。
后期耶律璟长期巡幸游猎，同时兼顾他有爱惜百姓的举动，最典型的是提醒百姓不要误闯猎区。就应历十六年夏七月还重申这一律令，明面上似乎显示“违者处死”，让人觉得耶律璟有严刑峻法的一面，但《刑法志》却体现了为何耶律璟每每强调不要百姓误闯猎区的真正原委：“自先朝行幸顿次，必高立标识以禁行者。比闻楚古辈，故低置其标深草中，利人误入，因之取财。自今有复然者，以死论。”
其实是契丹亲贵经常利用这一律令漏洞在搞事，耶律璟希望把律令体现在明处，避免百姓因为不知道而误闯，就会落入被严惩的不幸。尽管有古人时代的局限和草原人的粗鲁一面，但毕竟能看到耶律璟希望彰显律令的正当一面，也多少兼顾到百姓的利益。
前面也提过，尽管史书记载了不少耶律璟的暴虐事例，其实除了他为了治病被女巫欺骗的阶段，以及后期酗酒对身边的仆人，他的行为从来没有伤害文武百官，更没有针对民间百姓，所以总的来看辽穆宗耶律璟不同于史书定性的传统糟糕之主，的确是有不得已的苦楚。甚至即便他的一生有很大不幸，他上位以后也尽量做到一个合格的辽主，没有太明显的过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