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0月3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的刘延东，应邀出席了江苏省党史办、南通市委为党在南通地区早期创始人之一的刘瑞龙诞辰100周年纪念会。

在会上，刘延东朗读了父亲刘瑞龙送给子女们的《示诸儿》一诗：“人生有真谛，为民服务多。党导正方向，决议勤切摩。人民养育我，甘为孺子牛。祖国抚爱我，奋志壮山河。勤奋攻学业，寸阴莫蹉跎。”

刘延东在讲话中说：“这是父亲对我们政治上无微不至的关心，更是他对我们的殷切希望。我们每每回忆起父亲的谆谆教诲，总是情不自禁地热泪盈眶，他的言传身教，早已深深印烙在我们的心底，就像大海中的灯塔，时时指引我们生命之舟行驶在正确的航道上......”

一、

1948年10月29日，中共豫皖苏区财经办事处主任刘瑞龙奉命到达华野指挥部所在地山东曲阜，就任华东野战军后勤司令部司令员。此时，距11月6日开始的淮海战役，只有8天时间了。

大战在即，刻不容缓。华野代司令员粟裕向刘瑞龙传达了关于淮海战役后勤工作的意见和要求，要求刘瑞龙认真分析大兵团作战可能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对参战部队的物资补给、战场救护、伤员后送、粮弹转运、民工调配以及交通修复等后勤和支前工作，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具体部署。

淮海战役打响后，我参战部队进展神速，可也出现了后勤队伍赶不上急行军的部队的情况，粮食供应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刘瑞龙当机立断，一面紧急动用华中地区的预存粮食，一面发动群众就地筹措粮草，织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赶运粮食，保证我军的后勤供应。

华东野战军在完成对黄百韬兵团包围后，刘瑞龙未雨绸缪，对华野在围歼黄百韬兵团的作战中，如何筹措粮草、增调民工、延伸交通运输干线、增设供应站和健全支前机构等项工作进行了提前布置。在当地党委、政府的全力支持下，及时组织了数十万民工，运粮食，送弹药，抬伤员，保障了华野全歼黄百韬兵团，取得了淮海战役第一阶段作战的胜利。

淮海战役进入第二阶段后，前线部队因连续作战，物资消耗十分世大， 运输和后勤保障任务十分繁重。

为保障战役顺利进行，刘瑞龙一面向华野前委和淮海战役总前委报告，一面发出了《淮海战役第二阶段后勤工作部署》，对弹药、粮食、医院、民力、交通等5个方面进行了全面安排部署，同时组织后勤机关和支前单位军民抢修公路和铁路干线，将弹药、粮食、装备，迅速运到前线，确保了我军在围追堵截从徐州出逃的杜聿明集团时的后勤保障。

在刘瑞龙的领导下，边区人民无论男女老少，个个都全力投入后勤服务。 他们愿自己吃糠咽菜， 也要把 口粮拿出来送到前线，仅花了三四天，就筹措粮食300多万斤，及时解决了部队缺粮的困难。

时值寒冬腊月，天降大雪， 广大民工跋泥踏雪，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将大批粮食、弹药、慰劳 物资 及时 运达前线，使作战部队粮弹 充足，全军上下斗志昂扬。 最后，经过4天激战，于1949年1月10日，全歼杜聿明集团，生俘杜聿明。

淮海战役胜利后，粟裕司令员作了一首诗，以纪念这场伟大的胜利。诗中有两句为“百万军民齐协力，长围猛攻力如钢。贼军饥寒交迫日，我逸以腶气昂扬”，便是对刘瑞龙这位好助手领导的后勤工作的肯定。

二、

1910 年 10 月 ，刘瑞龙出生于江苏南通。1924年考入南通师范学校后，接触到了马列主义思想，于1927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刘瑞龙历任中共通海特委书记、江苏省委军委书记，参与创建了红十四军，是党在南通地区的早期创始人之一。红十四军失败后，刘瑞龙被中央派往川陕苏区工作。

临行前，中央让刘瑞龙将几份共产国际的文件用药水密印在旧小说上，带给红四方面军总部。接过任务后，刘瑞龙伪装成商人，准备取道西安去川陕根据地。

到达西安后，刘瑞龙将文件交给了陕西省委书记贾拓夫，请四川省委用交通线将文件转给红四方面军。之后，贾拓夫又刘瑞龙派了一个新任务，让他同省委巡视员杜润之一起到汉中，与陕南特委一起筹建红二十九军。

红二十九军的前身，是川陕边区游击队。这支队伍是红四方面军1932年底进驻西乡后，将共产党员陈浅伦领导的游击队和张正万、王国民等人领导的赤卫队聚合在一起成立的一支武装。

1933年2月24日，川陕边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九军，陈浅伦为军长，李艮任政委，刘瑞龙任政治部主任。

当时正值红四方面军反“三路围攻”时期，红四方面军参谋长曾中生要求红二十九军在陕南斗争的同时，由刘瑞龙带领部分队伍转到川北开展游击战，以配合红四方面军主力的反“三路围攻”。

接到命令后，刘瑞龙带着一个连的兵力，在川北积极开展游击战，有力地配合了红四方面军主力的反“三路围攻”。

令人没想到的是，当刘瑞龙完成任务，率部返回红二十九军驻地时，发现红二十九军游击司令张正万在敌人的金钱收买下，趁军部主要负责人开会之机，发动了叛乱，导致陈浅伦、李艮等军首长全部壮烈牺牲。

得知这一噩耗后，刘瑞龙带兵奇袭了张正万的老巢，击毙了张正万，替战友报了仇。随后，他又找回失散战士120多人，成立了“陕南游击队”，并在半年后率领这支游击队加入了红四方面军。

三、

1933年夏，刘瑞龙被任命为中共川陕省委宣传部部长。

当时的川陕苏区虽然是全国第二大苏区，但由于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便，因此群众基础比较薄弱，许多农民连三民主义、国民革命都没听说过，更不要说共产主义和苏维埃运动了。针对这种情况，川陕省委提出“在开展各项工作时，宣传工作要打先锋”，要求红军发展到哪里，就要把党的政策宣传到哪里。这对于年仅23岁刘瑞龙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为尽快适应新的工作，刘瑞龙组建了一支强有力的宣传队伍，并亲自编写了苏维埃学校的课本，同时还编印了大量歌曲、画报、标语口号，成立了四、五支宣传队，奔赴各地宣传党的政策和红军的政治主张。

针对苏区人口分散的特点，刘瑞龙还别出心裁地成立了一支有20多名石匠组成的钻字队，把标语镌刻在路边的石头上；同时又成立了一支由木工组成的宣传队，在创光的木板、竹片上写上革命标语、口号，钉在醒目处，以宣传党的政策。

与此同时，刘瑞龙还在川陕苏区创办了《川北穷人》、《共产党》、《赤化全川》等报纸。虽然这些报纸质量比较粗糙，但对鼓舞红军战士，发动群众，还是起了极大的作用。

在刘瑞龙强有力的组织宣传下，川陕苏区中心的扩红工作取得了极大进展，平均每 10 人就有1 人参加了红军。 到1933 年 6 月，红四方面军由入川时的 4 个师 1.5 万人，增长到5 个军 8 万余 人，加上地方武装共计 10 万人以上。

四、

1939 年 11 月，刘瑞龙随中原局书记刘少奇来到豫皖苏边区，担任豫皖苏边区区委副书记、淮北行政公署主任一职。

作为边区最高行政机关的领导，边区政府就粮食的生产、征收、保管、支付及管理，制定怎样的措施，是刘瑞龙必须面对的问题。

淮北抗日根据地与敌、伪、顽犬牙交错，斗争局势极为严峻。一些干部认为，只有军事斗争才是重要的工作，对粮政工作的意义认识并不到位。刘瑞龙发现这个问题后，一针见血地指出：“少数同志弄不清楚财粮工作的意义，不知道根据地的财经工作对根据地的生存和发展的重要作用，是很危险的。马克思可以解决一切，但没有发明不吃饭不穿衣可以革命。粮食问题不解决，别的工作都不好开展！”

在刘瑞龙的领导下，苏皖边区行政公署开始逐步建立并完善粮政工作体系，建立健全了根据地各级政府的粮食机构，规范了粮食支付的程序，建立预决算制度和审计制度。

当时的粮苏皖边区，很多人在征收公粮时积极性很高，但在如何增加粮食生产的问题上，重视程度相对较低。刘瑞龙发现这个问题后，改变了过去粮政的工作重心，将组织粮食生产摆在了粮政工作更重要位置上。

刘瑞龙的做法是：一方面加好根据地粮食生产，一方面兴修水利，保证粮食生产的安全，同时还鼓励人民开垦荒地，不论公荒私荒，一律准许人民依法垦殖。为此他还提出了“三年不收赋，五年不收租”口号，调动农民开荒积极性，仅 1947 年就垦荒 4000多公顷，扩大了边区耕地面积，也增加了根据地粮食生产的产量。正是有了这些粮食，才保证了淮海战役的伟大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刘瑞龙历任华东局农业委员会书记、国家农业部常务副部长兼党组副书记等职，始终奋斗在农业生产一线，为国家的粮食安全尽心尽力地工作了数十年。

1988年5月25日，刘瑞龙在广州主持农业学术讨论时因劳累过度导致心脏病猝发，不幸去世，享年78岁。

在女儿刘延东的眼里，父亲留给她最深的印象就是始终兢兢业业、任劳任怨的工作作风，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是与“三农”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并为此倾注了毕生的心血。不论在什么岗位上，父亲每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深入广大农村，开展调查研究，指导基层工作，为国家农业的恢复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1980年，重病缠身的刘瑞龙担任了《中国农业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和《中国大百科全书·农业》卷编辑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后，不顾年近八旬，坚持亲力亲为，终因劳累过度、心脏病猝发逝世。可以说刘瑞龙为了实现现代农业强国的理想，鞠躬尽瘁，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令刘延东难忘的，还有父亲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始终保持廉洁朴素的那种作风。他对物质生活要求很低，公家的东西分文不沾，给他配备的专车不许家里人使用，即便是妈妈去看病，也都是乘公共汽车。他曾立下家规，家里人有了困难自己想办法解决，决不准利用他的地位和威信。

正是在刘瑞龙的言传身教下，他的孩子们个个都成为了国家栋梁，尤其是女儿刘延东，更是于2013年当选为国务院副总理，挤身副国级领导之列。

参考资料：

刘延东等：《在父亲刘瑞龙诞辰100周年纪念座谈会上的发言》

《安徽党史》：《淮海决战中的华野后勤部长刘瑞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