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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冬，南京一家医院里弥漫着一种沉重的哀伤。朱道来，这位只有三十八岁的普通工厂工人，在生命的巅峰期被无情的肝癌夺去。

他曾在南京工艺装备制造厂辛勤汗水，无数个夜晚，在昏黄的灯光下勾画着家国的未来。现在，他躺在那里，面容凄然，双眼紧闭，仿佛在逃避这个残酷的结果。

而在上海，当这个噩耗传来时，毛泽东第二任妻子贺子珍女士的心仿佛被针扎了一般，痛彻心扉，这位历过无数风雨的女性，在得知这个消息后，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孤独和无助。

“毛毛，我的儿子，你还是走了啊！”

1932年冬，在福建长汀的一家陈旧医院中，贺子珍经历了生命的又一次奇迹，她迎来了她和毛泽东的第二个孩子，一个健康的男婴。

这个男孩有着清澈的大眼睛，眉宇间似乎已显出了毛泽东的英气。毛泽东对这个新生的儿子也是喜爱有加，他亲切地弯腰，用他那略显粗糙的手指轻抚儿子的脸庞，为他取名“毛岸红”，昵称“小毛毛”。他常带着几分自嘲的幽默说：“我是一毛，他是双毛，看来将来会超过我的。”

那段日子，对于毛泽东和贺子珍来说，虽然战争地硝烟弥漫，但家中的温馨时光却格外珍贵。

毛泽东有时会半真半假地责怪贺子珍过于专注于孩子，忽略了革命的大义。而贺子珍则会将小毛毛递到他的怀里，用行动告诉他，育儿之责不仅是母亲的事。

转眼到了1934年，小毛毛已经开始学着用简单的语言表达自己。每当夕阳西下，他总是站在木质的门扉旁，小手扶着门框，期待着父亲的归来。有时，他会模仿母亲的语气，说出“我不饿，我要等爸爸一起吃饭”的话，让人心疼又欣慰。

然而，紧张的战事让红军备受压迫，长征的号角已然吹响。贺子珍心里明白，那样艰难的征途不适合小毛毛，在无奈与情感的交织下，她接受了同志们的建议，将最心爱的孩子托付给了在苏区的毛泽东弟弟毛泽覃和贺怡。

临别的前夕，贺子珍从相邻的友人那儿恳求得一些棉絮，寒冷的夜晚，她将自己灰扑扑的军装小心翼翼地剪裁开，细心缝制成一件儿童棉袄。

当时毛泽东被疟疾侵袭，无法即刻返回。他错过了与儿子“小毛毛”道别的机会。当他气喘吁吁地赶回瑞金，得知儿子已被送走的消息时，他情不自禁地朝贺子珍说道：“你怎能这般绝情，不能等我再见他一面？你们太不明智了……”

1935年苏区内的战斗非常惨烈，4月25日，毛泽覃指挥的独立师，在激战中被分散，仅剩下的部分队伍，在他的带领下，翻山越岭，他们来到一处偏远的小村——黄田坑，决定在此休整一夜。

毛泽覃和贺怡

然而，很快敌人就追了上来，毛泽覃下达命令要求所有战士撤向山后，而他自己则选择站在有利的高地，守护着队伍的撤退。

队伍逐渐撤出，毛泽覃却被困在了那片战场中，年仅30岁。

据说在毛泽覃牺牲前，为了确保“小毛毛”的生命安全，毛泽覃将他托付给了一位忠诚的警卫员。

随着毛泽覃的牺牲，警卫员的身份也就无从查找了，毛毛的消息也荡然无存，没人知道他和“小毛毛”消失在了何方，这个小小的生命就这样从历史的长河中悄无声息地淡出。

毛泽覃的爱人贺怡，是贺子珍的亲妹妹，对于毛毛的失踪，她一种有种难以放下的愧疚，姐姐将毛毛托付给她和毛泽覃，而现在自己活着，毛毛却没了。

但在国庆大典过后，有一天，贺怡怀着激动的心情，几乎是跑着去找主席，她喘息着报告，说是有消息称，觅得了毛毛的线索。

听到这个消息，主席很是欣喜，他急切地询问了具体细节，看着主席焦急而关切的眼神，贺怡心中默默立下誓言，她必须尽快找回毛岸红。

那时，贺怡是中共江西吉安地委组织部的副部长，她迅速返回江西。然而，或许就是命运使然，1949年11月的一个午后，贺怡乘坐的吉普车行经泰和县一处偏远村落时，突然失控并坠入一个三米深的沟渠，贺怡当场身亡。

似乎有一股神秘的力量，非常不愿意毛和贺重新靠近。

当这个事故消息传到毛主席耳中时，也许是担心更多的人出现意外，他深深地叹了口气，“不必再找了，”他缓缓地说，“让孩子继续留在民间吧。”

左下为贺子珍

当时贺子珍孤身身处繁华的上海，在那个四壁寂静的屋子里，慢慢消化着亲妹妹为自己寻找儿子而不幸去世的消息。

终于在1953年的一天，她下定决心，给江西省的省长邵式平写下了一封掺杂着期盼与绝望的信，细述了毛毛失踪的事情，恳求对方能助她一臂之力。

江西省政府对此事高度重视，他们誓要将这未了的心愿继续下去。一个名为“毛岸红专项任务组”的小组应运而生，他们的脚步穿梭在江西的大小村落，尤其是那些红军曾经留下足迹的地方。

贺子珍

终于一个名为黄月英的妇女声称，她与丈夫在1934年的秋天，收养了一个红军的孩子，并给他起名叫朱道来。黄月英回忆，孩子的送抵时间、年龄，与毛毛的情况不谋而合。

消息迅速传到贺子珍的耳中，她紧握着那份报告，“这个孩子，他就是我的毛毛。”

当黄月英夫妇带着朱道来出现在上海的时候，贺子珍第一眼就确信，站在她面前的这个孩子，就是多年前从她生命中消失的那个灵魂。她哭了，是那种久违的、包含着无尽喜悦的哭泣。

贺子珍发现，朱道来和毛毛一样都是“油耳朵”；当年黄月英夫妇收养孩子时发现的那件小棉袄，贺子珍也坚称那正是她临别时亲手缝制的；最后，为了万无一失，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将朱道来带到军医院进行了血型测试，结果与贺子珍一致。

在北京，周总理和刘少奇凝视着一张泛黄的照片，照片里的孩子，与伟人面孔有着惊人的相似。

随后，这张照片被小心翼翼地递到了毛主席的手中。

毛泽东的目光在照片上停留了良久，多年的失散让一切变得扑朔迷离，他轻声地说：“这孩子，倒是很像年轻时的毛泽覃。”

基本可以确定，这个朱道来就是毛岸红。

但是恰逢此时，一位名叫朱月倩的女士不知道从那里得到消息，突然来到北京，说朱道来，是她与革命烈士霍步青的儿子。

这个消息如同晴天霹雳，迅速上传到了北京的高层。

不多时，中组部派出了紧急通知，决定立即将朱道来、黄月英召集到北京。

虽然伟人与贺子珍感情深厚，但为了避嫌，贺子珍则不在随行名单之列，她孤独地留在上海，静静地等待着后续消息。

不久，一场“身份认定会”由中组部精心策划了出来，会议的细节汇报直达周恩来总理，他随即前去向毛主席详述此事。

毛泽东听后沉默了一会儿，语气里藏着一丝无奈：“别再讨论这孩子的来历了，无论他是谁的血脉，他都是革命的孩子。让他归于人民，交由组织来负责吧。”

在革命的洪流中，毛泽东的儿子们承受了超乎寻常的苦难，若朱道来真是他的亲生子嗣，那对于已受多重打击的毛泽东内心，无疑是最深的安慰。然而，毛主席在此展现出了非凡的坚毅，为了一位对寻找亲子的红军母亲，为了尊重朱道来的养母，毛泽东选择了不与朱道来相认。

就这样，中组部认定朱道来是霍步青的遗孤。

贺子珍与朱月倩间的“争子风波”也随着这个决定而画上句号。

贺子珍虽然心有不甘，但她明白，有些事情，是超出她能力范围的。

转眼到了1954年，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被召至北京。那时，毛主席亲自安排车辆，把他接到了中南海。两小时的长谈，谈及朱道来。贺敏学拿出了事先准备好的照片，毛主席询问了朱道来的学业和生活，然后说：“这件事我处理不了，你来负责吧，你可以去找邓小平。”

为何毛主席会说“处理不了”？是否有外人从中阻挠，外人无从知晓。

中组部的最终决定下来后，朱道来并没有回到他所谓的“老家”，而是被安排在帅孟奇的关照下生活，并在后来以优异的成绩被清华大学录取，毕业后他投身于一家国防科技单位。

事实上，可能连朱道来自己也无法确定自己的真正身份。

此后的一段时间内，朱道来同时与三位“母亲”保持着联系，但由于动乱时代所饶，却偏偏在公共视野中消失了。

等到后来有人再去询问朱道来的下落时，朱道来的养母黄月英却给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答案——朱道来已经在1966年因武斗被打死了！？

要知道，就算在名义上，朱道来不是毛主席的孩子，但他至少也是个烈士遗孤，怎么可能会遭到这种待遇？而另一位母亲朱月倩的回应则让这个问题更加扑朔迷离，她表示，朱道来怨恨她阻碍了自己成为“领袖”儿子的路，因此还犯了错误，后来因肝癌死在了1971年。

为何两种说法之间会相差这么多？假设朱月倩的说法是真的，那么朱道来难道这么多年都没有跟养母联系过吗？可要是黄月英的解释才是真相，那为何朱月倩要说谎？

时至今日，随着大量文件被淹没或毁坏在了那几年的纷争岁月中，朱道来的真实死因如今已经无从考察。

这个“毛泽东遗落民间的子嗣”彻底成了一个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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