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轻死。夫唯无以生为者，是贤于贵生”。
这是道德经第七十五章原文。本章主要论述了生民之道、生死之道，也叫上下之道、轻重之道。
上为君，下为民，中间是群臣；君自重，则民遭殃；君自轻，则民安稳。
古人云：一阴一阳之谓道。一生一死也是道。阴阳相伴，生死相依。生死本是一体。
当人们重视“生”的时候，也必然重视“死”；
当人们轻视“生”的时候，也必然轻视“死”；
生死本是一体，你无法重视“生”的时候，又同时轻视“死”，反之亦然。
常言道：贪生怕死。
贪生，就是重视“生”；怕死，就是重视“死”。贪生怕死，其实就是重视生死、不轻视生死。
世间有两种人：一种是重视生死的人；一种是轻视生死的人。轻视生死，其实就是不重视生死。
用老子的话说就是：一种是贵生者，一种是无以生为者。
贵生，就是重视生；无以生为，就是不过度重视生。
无以生为者，只是告诉人们不要过度地重视生死，那样只会加重生命的负担。
常言道：生死看淡，不服就干。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哪一个不是生死看淡、置生死于度外的人呢？但这同时并不代表他们不尊重他人的生命、不敬畏生命、不赞美生命。
所以老子才会说：无以生为者，要贤于贵生者。贵生者，很容易就会变成贪生怕死者。
因此，要想贵生，先要不贵生，这便是贵生之道。不以生为务，方能真的贵生。
上下之间、君民之间，倘若君主群臣都过度地重视自己的生死，就必然会轻视百姓的生死，二者几乎不可能兼得。
老子说：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
人要想好好地活着，就必须有足够的食物。国家要想安安稳稳，也必须要有足够的食物。
百姓要想不忍饥挨饿，就必须要有一定的食物等储备；朝廷要想安稳，也必须要有一定的税务财货储备。
假如君主群臣过度地重视朝廷的税赋充足，百姓必然就会相应地财货不足。所以老子才会说：民之饥，大多都来源于上层的税赋过重。
当上层的税赋充足，财货长期过量地集中在某一处，就必然会滋生大量的贪污腐败。对于贪腐者，古人常常戏称之为硕鼠。
“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百姓是一群人，而不是某一个人或某一些人，百姓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他们本身并没有什么难治不难治的问题。
百姓的特性就是人类的特性，百姓的特性虽历经千万年而不移，哪有什么难不难治的区别呢？
百姓之所以有难治和不难治的区别，其根源不在于永恒不变的百姓，而在于其上层的君主群臣。
当上层的君臣大人们奋力有为、有所作为的时候，就必然先要加重税赋、集中财货。试想一下，什么才是有为？假如没有钱财、没有人、没有物，还怎么有为呢？
常言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财力、物力、人力的供应，就根本谈不上所谓的有为。
上之有为，必然会伴随着税赋增多，乃至百姓的食用不足。
世间最重大的事，莫过于生死。又有谁真的不在意自己的生死呢？
当人们生死看淡、生死都无法自主的时候，那么天下之难治便也到达了顶点。
老子说：“民之轻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轻死”。
古人云：一阴一阳之谓道。一生一死、一轻一重都是道。
轻死，就是轻生。面对生死大事，人们要么轻视它、要么重视它。
也就是说：世间只有两种人，一种人重视生死，另一种人轻视、不重视生死。
天下有什么人会不重视自己的生死呢？大概是没有的吧。
假如民之轻死，假如百姓都不在意自己的生死了，那也一定是他们都已经身不由己、无法左右自己的生死了。
百姓为什么生死不能自主？无非就是：人们没有食物吃，从而饿死；上层税赋过多，穷死；上层胡乱有为，难死。
在古代，君主群臣的所谓“有为”，大多都只是为了保障自己的生死自主，而不是为了保障百姓的生死自主。
所谓保障生死自主，用老子的话说就是：“求生之厚”。
“求生之厚”，就是追求生命的厚度，就是增加生命的保障，就是重视自身的生死大事，就是重视生、重视死，而不是轻死、轻生。
然而，百姓之所以会走到轻生轻死的地步，不正是因为他们的上层君主们过度地重视自身的生死、而轻视百姓的生死吗？
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百姓生死不能自主，恰恰是因为他们的上层君主过度地追求自己的生死大事。
一个贪生怕死、追求享乐的君主，一群“求生太厚”的上层君君臣臣们，鲜少有不害他的百姓的。
上下之间、君民之间，应该同生共死，方能无往而不利。
“夫唯无以生为者，是贤于贵生”。
无以生为者，就是不以“生”为追求者，就是求生不太厚的人，就是不过度重视“生”的人，就是不贵生者，就是生死看淡、置之死地而后生者。他们自然要比“贵生者”贤能。
贵生者，就是以“生”为贵者，就是重视“生死”的人，就是求生之厚者。他们往往会转化为贪生怕死、自私自利者。
所以，二者谁更贤能，一目了然。
这便是生民之道，也叫生死之道。生死本是一体，上下君民之间也生死一体。可惜世人大多不懂。正所谓：害人如害己，害己犹害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