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6月10日，毛主席会见越南的胡志明时，建议他找“各大区书记陶铸、刘澜涛、宋任穷等同志谈一谈，见一见面，多交几个中国朋友。”两个月后，宋任穷还被中央增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这让担忧运动之火烧到身上的宋任穷，不免感到安心和高兴：毛主席还是信任自己的，毛主席是保自己的。同年秋天，毛主席得知宋任穷因工作还留在北京，没有回东北去，便让人将其叫到钓鱼台见面谈话。
刚见面，毛主席就关心问道：“你检讨了没有？”宋任穷说检讨了，毛主席追问：“那过关了没有呢？”宋任穷没有马上回答，而是细细思索一番后，给出了一个令毛主席不太高兴的回答：“这个关，我恐怕过不了了。”
关于自我检讨，其实并没有什么难为情的，这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一部分，也是马列主义本土化的重要成果。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中，毛主席首次提出这一观点，与之相辅相成的还有“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一宗旨。
毛主席要求每名党员、每一位干部，都要检讨自己、他人和各单位。大家都把自己的一切，如背景、行为，乃至内心深处的想法，如实说出、说清楚，然后彼此批评、互相纠正。了解了这些，我们才能理解毛主席为什么会面露不悦。
可是这“过不过关”不是宋任穷说了算，也不是宋任穷想不过关，这关他觉得自己是实在难过。但是，毛主席还是继续保宋任穷，不是言语上的，而是在行动中。辽宁省革委将要成立时，毛主席曾有意让宋任穷出任副主任。
宋任穷跟毛主席见面的时间，比大多数开国元勋都要早。1927年，宋任穷是湖南工农义勇队一中队的党代表，他随大部队一起赶往南昌参加起义。可是到8月1日后，他们才到达南昌附近的一个车站。一名地下党的同志赶来通知他们，说起义已经结束，起义军向南走了，你们不要再进南昌了，赶快撤离吧。
之后，宋任穷在江西省委交通员的帮助下，来到江西铜鼓。在铜鼓附近，他见到了仰慕已久的毛委员毛泽东。两人初次见面的情形，即便过去数十年，宋任穷仍有历历在目的感觉：毛委员健步迎上来，亲切地拉着我的手往屋里走。
毛主席身体修长，一身布衣布裤，目光炯炯有神，镇定自若地听着宋任穷带来的南昌起义等外界情况。毛主席仰天沉思了一会，然后对宋任穷说：“你一路赶来辛苦了，你的任务完成了，去休息吧。”就这样，宋任穷留在了秋收起义的部队。
1927年9月，毛主席率领的起义部队，来到位于湘赣边界的三湾。在这里，毛主席开始对部队开始了整编改编，压缩编制，在部队建立各级党组织，放走不愿再革命的人，成立各级士兵委员会等等。
宋任穷刚开始就觉得这样的改编建制不凡，随着时间的推移，亲眼见证红军的扩建、根据地的壮大，他愈发觉得“三湾改编”有着非同一般的划时代意义。经过三湾改编后，宋任穷在从师缩编成团的队伍里，担任连文书一职。
在那不久，宋任穷也改名了。外界一直有传闻，“任穷”这名字是毛主席给他改的，其实并不是，这点在他的回忆录中得到亲口证实。“任穷”二字是一次喝酒，三营副营长伍中豪给宋任穷改的。宋任穷原名宋韵琴，很多人都觉得这名字过于女性化，伍中豪也不例外。
可能算地方方言的原因，伍中豪念宋韵琴，念着念着成“宋任穷”了，让他就叫宋任穷算了。伍中豪可是上过北京大学文学院、毕业于黄埔军校的高材生，而且他在22年入共青团，23年受李大钊直接影响入了党，所以宋任穷欣然同意。那时候改名很简单，在部队花名册把名字涂了改过就行
而且宋任穷觉得伍中豪取的“任穷”二字极佳，符合革命理想和自身追求。从此，宋韵琴顶着宋任穷的名字，在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坚定不移地走在革命的道路。别看宋任穷在建国后长期从事行政、组织、工业、地方上的工作，其实他是个军政全才，上马会治军打仗，下马能后勤送粮、管理地方。
宋任穷最特别的地方，是曾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二纵队政委、华野第三副政委、二野四兵团政委。不管在哪支部队，他都能做到尊重上级、团结下级。宋任穷如此优秀，又是从秋收起义一路走来的老同志，毛主席怎能不对他另眼相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