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先生和饶宗颐先生是当代中国会通东西的文化大师，且研究领域相近，在年辈、资望、才学、成就等方面都不相上下，又互相推重，故有“北季南饶”之说。
说到中国文化的代表性人物，他们也有十分相似的观点。
季羡林说：只有他能让最有哲学素养的民族发狂德意志民族被称为最有哲学素养的民族，他们高度自律、爱思考，追求精神智慧，所以盛产哲学家、艺术家，从莱布尼茨、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叔本华，到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等等，都是世界顶级大师。
德意志民族既冷酷又傲慢，季羡林先生说：德国人平常就有点夸大狂，在哲学音乐科学艺术方面又真的有惊人的造就，也有骄傲的资本，他们对不服气的，会表现得很“愤愤然”，若不服，就枪炮伺候。结果两次世界大战，两次被打趴。
然而也有让他们服气的，那便是老子和他的《道德经》，季先生说：“没有另外一个中国哲学家可以同他比的，连在中国同他并称的庄子也望尘莫及”，不但服气，而且很火，越来越火，能火到什么时候？季老说“谁也不敢说到什么时候”。
另外一个大思想家，“孔子虽然诲人不倦，但一提到‘死’和‘命’这些比较抽象的东西，就不高兴发表意见了……在这样的环境里居然出了一个老子”，“无怪他在几乎没有一个真正哲学家不谈形而上学的欧洲大走红运了。”
思想家的反思。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德国盛行强意志论，叔本华、尼采、海德格尔等都是强意志论的代表，1919年，“超人”“强意志论”支持的德国法西斯主义战败，德国人开始反思西方文明的弊端，找来找去，季老说“他们终于找到老子”。
柯拉邦德发表《听着，德国人》的演讲，号召德国人应当按照“神圣的道家精神”来生活，争做“欧洲的中国人”。于是，曾经的尼采热变成了“老子热”。
黑格尔是“欧洲中心论”的理论创造者，即便如此，他依然保持着对老子的敬畏：老子是“与哲学密切相关的生活方式的创始人”，“老子的道文化是一个可行的世界管理理念”。
黑格尔的同学谢林在批评黑格尔形式逻辑时强调：老子哲学是“真正思辨的”，他“完全地和普遍地深入到了存在的最深层”。
海德格尔折服于老子学说，聘请在德国工作的中国哲学家萧师毅联合翻译《道德经》，最终因为理解方向不同，几年里断断续续地翻译了8章，不了了之。
但这不影响他对老子的推崇：“老子的‘道’能解释为一种深刻意义上的‘道路’，即‘开出新的道路’，它的含义要比西方人讲的‘理’、‘精神’、‘意义’等更原本。”
德国明斯特大学教授赫伯特．曼纽什指出：“公正地说，这个世界的精神孕育者，应当是柏拉图和老子，亚里士多德和庄子。”
尼采的“超人哲学”被纳粹德国利用，而被扣上“战争文化”帽子，同样也不影响他对老子的评价：“老子思想，像一个永不枯竭的井泉，满载宝藏，放下汲桶，唾手可得(光明日报，葛荣晋）。”
全民的狂热才叫真狂热。当一个民族都争相阅读《道德经》的时候，当一个国家，从教授到到牙医，到居家老妇，甚至当年轻人谈恋爱也要手持一本《道德经》以表示自己身份的时候，那才叫疯狂。
季先生在《老子在欧洲》里说：德国每隔一段时间总有一个新译本出现，“译者有的是汉学家，有的是在大学里念汉学的青年学生，有的是根本不懂汉文的诗人、哲学家、退职的老牧师、老公务员，有的是自命博雅的大半多少都有点神经b的老chu女，真是洋洋乎大观，我们一时数也数不清。”
后来，不服气的德意志人，又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果又被打趴，德国人再一次陷入信仰危机，沮丧、动摇、悲观情绪充斥整个社会，于是，再一次兴起老子热，“老子的译本像雨后的春笋般地出现了”。
饶宗颐：儒经不能代表中国经典之全部，《道德经》层次更高汉代所立之“五经”，源于周王室的王官之学“六艺”。六艺是西周贵族教材，即“礼、乐、射、御、书、数”。
周王室衰微后，官学废，私学兴，教学内容因人而异，比如少正卯教授纵横学，就跟孔子传授的圣贤形象不同。
孔子尊“礼”，因此他的教材以“周礼”为主，也传授《尚书》和《春秋》。
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儒学博士们整理出儒家经典，借用庄子所称“五经”之名，自此，“五经”遂为后世沿用，并成为历代法定教材，一直延续到清代。
饶宗颐先生指出，光复国学，不能将其狭义化：儒家经学不代表中国经典之全部。有的人甚至“把易学无限扩大成国学的代名词”，或者“把理学放大至俨然已成国学的全部”，“这样下去很不妥。推广国学，不能偏颇，不应哗众取宠。”
“汉人以《五经》为五常，五常是很平常的道理，就是讲人与人之间互相亲爱、互相敬重、团结群众、促进文明的总原则……道家以老子为首，《道德经》所讲的道、德是高一层次。儒家也奉其书为圭臬。可见前贤兼治孔老。”
上个世纪，是中国考古和文献出土最集中的时期，除了周口店、云南元谋人等大批遗址，云冈石窟等石窟雕像，还有居延汉简、马王堆汉墓帛书、郭店楚墓竹简等等，饶先生因此强调21世纪应该是重新整理古籍的时代，他在晚年，一直充满信心地预期21世纪是中国踏上一个“文艺复兴”的时代。
马王堆汉墓是世界十大古墓之一，帛书文献虽广涉数术类、方术类、纵横家书、六艺类、兵书类等，但都渗透着浓厚的黄老思想，证实了老学及黄老之学在战国及西汉初年的主导地位，帛书《老子》甲、乙本及《黄帝四经》震撼学坛，《系辞》之全文公布也是现存最早的道家抄本。
但是，元代以后，理学的“四书”取代汉代经学而一统天下，儒家“道统”思想早已深入人心，人们有意无意之中，便以为“儒经”之外皆为“小道”，甚至“异类”。
《郭店楚墓竹简》以道家文献《老子》最为有名，是截止到目前所发现的时代最早、文字最原始的道家著作。
饶宗颐先生认为，整个20世纪，尤其是1970年来的考古新发现，特别是大批楚简的出土和研究，有可能给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带来一场“自家的文艺复兴运动以代替上一世纪由西方冲击而起的新文化运动”。
历史验证了饶宗颐先生的预判，郭店楚简的出土，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轰动，欧美国家和日本等国家学术社团，以及香港、台湾等地区，相继成立了研究机构，频繁召开郭店楚简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认为郭店楚简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化的重大贡献。
2016年，《道德经》也超过《圣经》，成为世界文化名著总销量最高的传世经典。我想，在老先生离世前，应该见证了这一振奋人心的大事件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