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86年六月的黄昏，北宋立国以来，西北之地最悍勇的名将，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

残阳如血，暮色苍茫，晚风呜咽着吹过空荡的山谷，天地一片萧瑟。

血战过后，当杨业率军退至陈家谷口时，举目四望却空无一人——原本约定在此接应的宋军部队，早已不见踪影。

老将军仰天长啸，不禁悲从中来，望向身后仅存的数百残兵，劝阻众人均有妻儿老小，不必与其一同赴死，可自行突围以报天子。

说罢便孤身上马，提刀冲向了蜂拥而至的辽国追兵，麾下众将闻言均是泣不成声，却无一人离开，纷纷追随主帅，再次杀向敌阵。

雍熙三年，北宋大举伐辽遭遇惨败，西路军副帅杨业在退军途中，因援兵提前离开，深陷重围的老帅，无奈引残部与敌死战，最终全军于陈家谷口浴血殉国……

杨业原名杨重贵，因年代久远，其出生的准确时间已无从查证，大约是在公元928年前后，而关于其出生地点，史料记载也有三个版本，分别是麟州新秦(陕西神木)、并州太原(山西太原)和保德火山(山西河曲)。

对于杨业这样忠义千秋、威名赫赫的一代名将，其早年的相关记载却如此模糊不清，实在是令人遗憾。

五代十国时期，各个割据政权的君王为拉拢麾下亲信将领，常赐以自家姓氏以示恩宠，而杨业因战功卓著，也被北汉世祖刘崇赐以刘姓，同时让其做自己儿子刘承钧的养子，故而杨业与刘崇孙辈继元等同一排行。

这也是后世评书演义、戏曲小说中，多称其为“杨继业”的原因。

公元960年，赵匡胤取代后周建立宋朝，此后太祖征战四方，周边如后蜀、南唐等大小割据势力被逐一扫平，到976年太宗赵光义登基时，中原版图之内，只剩占据太原的北汉仍在自立称王。

而杨业作为北汉名将，在多次抵御宋朝进攻中，都立下了汗马功劳，不仅因此累官至建雄军节度使，就连作为对手的北宋，朝野上下对其也是刮目相看。

太平兴国四年（979年），赵光义再次兴兵远征北汉，太原一战，杨业殊死守城，骁勇异常，即使在国主刘继元都已出城投降的情况下，仍举精兵凭城苦战。

而太宗赵光义素知其威名，出于爱才之心，便下令刘继元派人前往招降。杨业见大势已去，只得北面跪拜，恸哭解甲后觐见太宗。赵光义一再抚慰，恢复其原姓，并赐单名“业”字。

杨业归宋后，因其习知边事，洞晓敌情，太宗仍让他知代州兼三交驻泊兵马部署，协助潘美，负责雁门关一带的抗辽重任。

太平兴国五年（980），辽国十万大军南侵雁门关，杨业率数百精骑，由小径绕至雁门北口，南向与潘美的主力形成合击，大败辽军。

两年以后，他又与潘美再次在雁门关击破来犯的辽军，斩首三千，追击入辽境，破垒三十六座，俘获老幼万人、牛马五万。

而雁门关屡次大捷之后，使得辽军一见杨业旗帜，便胆战心惊，率兵退去，“杨无敌”的威名不胫而走，响彻宋境而远播辽朝。

但正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杨业毕竟是北汉降将，归宋后却在西北战场大放异彩，如此表现，无形中也引来了主帅潘美的不满。

据《续资治通鉴长编》“主将戍边者多嫉之，或潜上谤书，斥言其短”——正是由于杨业的降将身份以及归宋后的耀眼表现，也为此后其兵败陈家谷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公元986年，宋太宗为取燕云十六州，兴兵二十万，分三路北上伐辽，史称雍熙北伐。

结果西线的潘美、杨业一路高歌猛进，一月之内连下燕云十六州当中的寰、朔、应、云四州，中路的田重进北上攻克灵丘购，随即占领了蔚州。

而由名将曹彬坐镇的东路军，却在占据雄州、兵临幽州之际，不慎为辽军切断粮道，慌乱撤退时又被追击的幽州守将耶律休哥大败于岐沟关，导致作为北伐主力的东线战场全面溃败。

东路一败，原定三路进兵、合围幽州的作战计划就此破产，赵光义急命深入燕云腹地的中、西两路宋军班师南撤。

中路田重进反应迅速，当即便率领所有人马平安返回宋朝境内，而潘美、杨业统帅的西路军，本已退至雁门关以内的代州，但赵光义突然降旨要潘、杨再次领兵北上，掩护寰、朔、应、云四州民众回迁。

而究竟以何种方式出兵来接回四州百姓，在西路军决策层的高级将领之间，产生了严重分歧。

其时，辽军已占据寰州，而辽国北院枢密使耶律斜轸正率十万人马由幽州东来，欲寻机聚歼宋军主力。

杨业认为此时辽军势盛，正面接战恐怕难以取胜，应事先派人密告云、朔守将配合，将民众迁徙至石碣谷，同时发兵佯攻契丹防守相对薄弱的应州。

到时耶律斜轸的主力必出寰州向东支援，而西路军则趁机将寰州百姓迁出，再派强弩手千人扼守石碣谷口，用骑兵在中路声援，防备辽军追击，如此三州百姓便可以安全撤回雁门关内。

但这个相当理智的计划却被监军王侁直接否决，他认为应该领兵由代州大张旗鼓的北出雁门关，直扑寰州的辽国主力，正面迎战然后光明正大的将四州民众接回。

杨业直言若如此出兵则必败无疑，谁知王侁反唇相讥，指责杨业拥数万精兵却避战畏敌，是否另有二心。

君侯素号无敌，今见敌逗挠不战，得非有他志乎？

副帅与监军意见相左，作为主帅的潘美却在争执的过程中不出一言，而杨业本是北汉降将，对其忠诚度的猜忌可以说是相当致命，为自证清白，只得领三千精锐北上与辽军决战。

临行之前，杨业明知必败，便与主帅潘美约定，提前于陈家谷口预设伏兵，一旦其交战不利撤退至此，潘美的援军即可接应又能趁机消灭追击之敌。

然而杨业被逼出战之后，潘美与王侁登高瞭望，久久不见契丹队伍南下，误以为敌人败走，欲争战功，便起兵北上二十里，随后又得知前方杨业兵败，又争先恐后的引兵逃入雁门关内。

可怜杨业率众与辽军主力浴血厮杀，但由于兵力悬殊，其部众损失相当惨重，且战且退之间，由日中战至日暮，傍晚时分，杨业率残兵转战至陈家谷口，却发现谷内空无一人，约定在此等候的主帅潘美早已不知所踪。

追兵转瞬即至，杨业眼见突围无望，只得率手下仅剩的数百残兵，转身继续与契丹人死战。

陈家谷之战，悲怆而惨烈。杨业部下老将王贵箭法如神，连射契丹士卒十余人落马，无奈箭尽，只得步战，持空弩犹打杀辽军数人，最后力尽而亡。杨业之子延玉，部将贺怀浦等皆死于乱军之中。

而杨业之前就已多处负伤，但仍挥刀手刃数十敌人，在策马转入深林后，不幸被射中坐骑，堕马被擒，于辽营中三日不食而死。

兵败陈家谷，号称无敌的名将杨业与三千冒死北上的精兵，全部战死沙场，但我们不禁要问，谁应该为这场本可避免的悲剧负责？

首当其冲的罪人，自然是监军王诜，他对杨业的无端猜疑和污蔑，是导致这场悲剧发生的直接原因。

王诜言论的恶毒之处在于，如不正面出战，便是怀有二心，在这种推论之下下，如果是换作北宋的其他将领，大可拂袖而去，或者回怼一句“愿与监军大人一同发兵北上”，王诜必然哑口无言。

可怜杨业身为北汉降将，因为敏感的出身问题，除了冒死出兵来证明清白，他甚至不敢为自己再多申辩一句。

而作为全军总指挥、西路军主帅的潘美，同样难辞其咎。

战前杨业对敌我态势的分析和出兵方式的建议，显然是理智而正确的，潘美是职业军人，征战沙场多年，不可能分辨不出王、杨二人所持意见的优劣之处。

然而潘美却选择了沉默，后世有人为其辩解，说此时他已是年逾花甲的老人，早已没有了当年的锐气，不愿得罪王诜这个太宗身边的红人。

如果是寻常百姓当然可以选择明哲保身，但潘美不是普通人，他的身份是西路军主帅，要对西线战场的胜负和所有将士的生命负责。

在最关键的时候，在大是大非的面前，选择沉默只能是一种没有担当的行为。

更何况潘、杨战前早有约定，在陈家谷设伏，潘美的不辞而别显然有置杨业于死地的嫌疑，陈家谷的所作所为，无论事后如何辩解，对于像潘美这样的一代名将而言，都是难以洗刷的污点。

当然，北宋时监军在部队中权力极大，这一职位的设置，便是代表皇帝和朝廷对军队行使监督之权，但毕竟监军只有建议权而没有决策权，具体如何抉择，还是要由主帅定夺。

在北宋的历史上，主帅与监军在战场意见冲突的情况不是没有发生过。

乾德元年(963)正月，慕容延钊任主帅讨伐湖南的过程中，便与当时的监军李处耘有过摩擦，而朝廷最后的处理结果是继续留用慕容延钊，而贬谪李处耘为淄州刺史。

就是在雍熙北伐中，东路军主帅曹彬，也曾有过战场抗旨的情况，难道东路军没有监军，而监军为何又阻止、改变不了曹彬的决策？

应该承认，监军作为皇帝的代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或者干扰主帅的决。但如果说监军能完全凌驾于主帅之上，那又何必多此一举的设置主帅之职呢？

所以将兵败陈家谷的责任，片面归咎于主帅不能制衡监军的军事制度，既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也有为潘美开脱之嫌。

杨业为奸臣所迫，无奈冒死出战，最后与其麾下将士全部壮烈殉国，兵败陈家谷的消息传回汴京，北宋朝野一片哗然。

随后，尽忠守节、以身报国的杨业被追赠为“太尉”，谥号“忠武”，同时宋廷对其给予了高度的肯定——“尽力死敌，立节迈伦。群帅败约，援兵不前。独以孤军，陷于沙漠，劲果飙厉，有死不回”。

而迫于强大的舆论压力，赵光义又对陈家谷之战的两个主要责任人，给予了不同程度的处罚：

监军王诜“堕挠军谋，窘辱将领，无公忠之节，有狠戾之愆”，作为罪魁祸首，被除名并流放金州。

主帅潘美因“不能申明斥候，谨设堤防，陷此生民，失吾骁将”，对兵败陈家谷负次要责任，在战后被连降三级。

从官方对陈家谷事件几个当事人的定性和责任划分来看，基本上是与事实相符的。

但官方的处理结果依然无法完全舒缓民间的爱憎情绪，老百姓也自有他们的好恶标准。

杨业的威名和节操赢得了宋辽两国人民的崇敬，其父子的事迹从仁宗朝开始，便已经在街头巷尾广为流传，而在靖康之变宋室南渡后，百姓恨金人之侵扰，痛国耻之不复，由是对杨氏英烈更加讴歌思慕，而这种民族情感的质朴表达，在此后的文艺作品中找到了宣泄的途径。

千年以降，无数的戏曲、小说、评书以及影视作品，对杨业的英雄事迹进行了大量的发挥创作，进而又衍生出了以“杨家将”为题材的一系列完整故事。

与此同时，陷害忠良的乱臣贼子自然是为人所不齿更遭人唾弃厌恨的。

王诜虽然是陈家谷之战事实上的首犯，但相对于大将潘美而言，只能说是籍籍无名之辈，因此被老百姓选择性的忽视，而潘美作为西路军的主帅，既是战场的第一责任人，对杨业的死又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便被树立成了典型的反面教材。

后世为着重表现潘美的不仁不义，更在其姓名中增加了一个“仁”字，以示讥讽之意，由此，潘美便成为了杨家将的相关故事中，公报私仇、陷害忠良的头号奸臣“潘仁美”。

对杨家将的崇敬喜爱和对“潘仁美”的痛恨鄙夷，是惩恶扬善的心理最自然而本能的表达方式，也代表着民间在善恶忠奸之间，最基本的价值取向。

但需要指出的是，“杨家将”中许多耳熟能详的人物、情节和桥段，都是来源于后世的文学创作和艺术加工。

比如杨令公血战两狼山，最后兵败怒撞李陵碑而亡，以及杨家在金沙滩“七子去一子回”的结局，这样的故事便是脱胎于杨业的陈家谷之战。

而杨业的儿子见诸史籍记载的确有七人，但除去战死陈家谷的杨延玉之外，真正承其衣钵、继续领兵征战沙场的，只有长子杨延朗，延朗也有一子杨文广，所以威名赫赫的“杨家将”，事实上仅仅止于三代，而为将者也不过杨业、延朗、文广三人。

其余包括杨宗保、穆桂英、杨门女将都是虚构人物，甚至连杨业夫人佘太君在历史中是否真实存在，都有很大争议，而所谓佘太君百岁挂帅、十二寡妇征西、穆桂英大破天门阵这些耳熟能详的故事，基本上都是文学创作的结果。

而历史上真实的潘美，即使在陈家谷事件中对杨业兵败身亡负有一定的责任，但也绝非像戏文、演义中的所描绘的“潘仁美”那样，是个勾结契丹、陷害忠良的奸佞小人。

相反，潘美不仅是辅助赵匡胤建国的功臣元勋，也是北宋初年数一数二的名将，其人文韬武略，在后周抵御北汉的高平之战，以及北宋平定南汉、南唐的过程中，都曾立下赫赫战功。

赵匡胤取代后周时，在如何处理世宗幼子的问题上，宰相赵普主张斩草除根，而潘美并没有落井下石，他收留柴荣儿子并将其抚养成人，也足见其宅心仁厚。

而陈家谷战后，潘美也没有和“杨家将”发生任何联系，宋史对其作出的评价，也都是积极、正面的。

文艺作品来源于历史、反映着生活，在其流传过程中，“杨家将”和“潘仁美”的忠奸演义，通过老百姓的口口相传而不断在民间加深和固化着印象，从而将二者逐渐符号化、脸谱化，但很遗憾，这并不是真实的历史。

关于杨业兵败身死，其实还有一种更加大胆的推测，即所有的一切，都是赵光义在幕后操纵，潘美、王诜等人只不过是其借刀杀人的工具，而事后又不得不替皇帝背锅罢了。

杨业是北宋建立之后近二十年时，才归顺宋朝的，而杨家一直盘踞西北，又手握重兵，在北宋这样重文抑武，又对大将一直心怀戒备的朝代而言，杨业的身份，确实会引起赵光义的猜忌，再结合赵光义心狠手辣的一贯作风，寻找机会对杨业下手，也并非不可能。

在雍熙北伐失败、辽国大举反攻的的背景下，西路军本已安全撤退到雁门关之内，然而赵光义仍然要潘美、杨业等人再次冒险北上，这样的决定本身就有些蹊跷。

而对于这次名义上迎接四州百姓归宋的军事行动，是否暗含着赵光义加害杨业的目的，史料没有记载，但通过某些证据，似乎又可以看到二者内在的联系。

首先，就是监军王诜刻意与杨业针锋相对，以及主帅潘美在整个事件中异常的沉默，都让整个陈家谷事件背后疑点重重。

王诜是北宋开国大将王全斌之子，本身也并非不懂兵事之人，他为什么会在战前提出明显不合常理的作战部署？寻常的意见分歧，为何又会杀人诛心的指责杨业怀有异志？

而潘美作为一代名将，作为西路军的最高指挥官，面对杨业合理的建议不敢出言支持也就罢了，为什么撤退之时，都不留一点兵力在陈家谷接应？

仅仅是因为潘美嫉妒杨业的威名而痛下杀手？要知道潘美无论当时的职务、资历、身份、地位，放眼整个北宋，也许只有第一名将曹彬可与之相比，这样的说法是在难以令人取信。

而王诜的刚愎自用和潘美的沉默不作为，这背后又是否有赵光义的暗中授意呢？

其次，潘美等人虽然在战后被赵光义“严惩”，但实际上第二年后，陈家谷事件的相关责任人又均被官复原职。

当然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杨业身死后，其诸子虽然均有恩赏，但唯一领兵的杨延朗，却并没有继续在山西任职，而是迅速被调任到河北前线，其中深意，不言自明。

如果赵光义就是杨业之死背后的凶手，那上面种种疑问，在逻辑上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当然，这样的结论，并无史料真凭实据的支持，仅仅是在“有罪论”的基础上，加以合理推断，一家之言请勿当真，是是非非，还请众位看官自我品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