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杨虎城扣留蒋介石及几位军政要员，并于上午8时许发出通电，提出“八大救国主张”。

张、杨扣蒋后，于当日凌晨给中共发了一份密电通告此事，希望红军能联合苏联配合他们的行动，掌控国内局势。

可是，在中共收到密电的同时，南京国民政府也已获悉这个惊天大变。消息的过早泄露，让南京方面提前做好了应对准备，致使张、杨从事变伊始就非常被动，成为人人喊打的“叛臣”。

如此机密之事，南京是怎么知道的？原来，泄密者乃是张学良的亲信、东北军第六旅旅长黄永安。

张、杨在“兵谏”前，深知实力有限，无法与国民党中央军抗衡。为此，他们准备在行动前先占领中央军进陕的必经之地潼关。

是时，东北军第53军驻防河北保定，军长为张学良心腹上将万福麟；另外，张学良的另一个心腹爱将黄永安，率东北军炮兵第六旅驻守河南洛阳。

事变当日凌晨，张学良给万福麟和黄永安分别发出密电，要求万福麟迅速出兵郑州，控制陇海铁路线，防止中央军西进；黄永安控制住洛阳机场，不准任何一架起飞，同时关闭所有银行。

张学良的想法不错，关键时刻，他的这两位爱将会作何反应呢？

先看看万福麟。

这位上将幼年靠给地主放牛马、扛活为生，后来当上了土匪，不久被军阀吴俊升招降，被编入靖边军。此后进入东北军，凭军功一路晋升，成为东北军边防军副司令兼黑龙江省政府主席。“九一八”事变前，他在张学良身边佐理军务，深受张学良赏识。

万福麟平庸寡能，不爱动脑子，主政黑龙江时政绩平平，能够一直身居高位，全赖张学良对他的偏爱。

尽管如此，他接到张学良的密电后，竟然动了脑子再三权衡，之后拒绝执行命令。好在他没有把事做绝，直到三天后的12月14日才致电南京，向何应钦表达自己“拥护中央”的立场。

万福麟

黄永安就不同了，他接到张学良的密电后都没等到天亮，就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儿响叮当之势，向中央陆军学校洛阳分校主任兼警务司令祝绍周告了密，生怕慢了半拍换不来主子的嘉奖。

黄永安，字大定，1897年出生于黑龙江双城县，从小就在陆军小学堂读书，后来先后就读于吉林旧制中学堂、保定军校炮科和陆军大学。

从陆大毕业后，黄永安进入奉军，参加了攻打傅作义的涿州之战，此后因战功得到提升。西安事变前两个月，张学良刚把他从上校提拔为少将。

可是这样一个饱读诗书的陆大毕业生，从小浸淫于军事氛围中的一名中将，违抗军令、卖主求荣的嘴脸比万福麟还要难看。真不知张学良是怎么看上这两个人的。

黄永安为何这么快就背叛张学良呢？

黄永安于12日凌晨5时左右接到张学良的密电，内容让他非常震惊，犹豫着要不要执行指令。

当时洛阳除了黄永安的2个炮团和洛阳军分校的1个教导大队外，洛阳城附近还有中央军第46军的两个师：第28师和第79师，真打起来，黄永安的炮团显然不是中央军的对手。

黄埔军校洛阳分校正门

说来也巧，黄永安本来准备在12号下午请祝绍周和洛阳警察局局长等当地头脑吃饭，如果黄永安愿意执行张学良的命令，这显然是一个一网打尽的好机会。

可是坏就坏在黄永安是个“妻管严”，他与太太李志全刚结婚一年多，很听太太的话，而李志全又恰好很不喜欢张学良。

李志全也是东北人，国民党党员，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她的父亲在哈尔滨有个挺大的面粉厂，所以李志全算是富二代。而且她能说会道，与祝绍周的太太关系非常好。

和当时不少有钱人一样，李志全对共产党和左派并无好感，哪怕张学良有恩于自己的丈夫，但张学良“左倾”，亲近共产党，这让李志全对张非常不满。

黄永安拿不定主意，就把电报拿给老婆看，李志全看后先大骂张学良无耻，又骂自己的丈夫犹豫不决：

“他这样犯上作乱，而且是以卵击石，你还有什么好犹豫的？你还不赶紧去找祝绍周，把电报交给他，洗清自己的干系！”

听了老婆的话，黄永安不再犹豫，在凌晨5点半左右亲自把电报送到祝绍周家。祝绍周自然非常震惊，立马通过专线将情况汇报给在南京主持工作的何应钦。

何应钦

何应钦久怀异心，这对他来讲不啻一个扳倒蒋介石的大好机会。他叮嘱祝绍周不要把事情告诉在上海的宋美龄和宋子文，并让他联络西安，摸清蒋介石在西安的情况，以便他采取下一步行动。

祝绍周迅速给西安打电话，发现无论是蒋介石下榻的华清池，还是与蒋同行的军政大员们住宿的京西宾馆，都无法接通。他又给杨虎城打电话，也无人接听。

祝绍周判断蒋介石可能已遭遇不测，随即紧急约见陇海铁路局局长兼津浦陇海两路运输司令钱宗泽，让他把潼关以东所有可以使用的列车车厢准备好。

接着又约见了46军军长樊崧[sōng]甫，让他把部队开赴火车站，见车就上，向潼关进发。

忙完这些，祝绍周还不忘叮嘱黄永安：“南京方面正研究对策，你和你的炮兵在这紧要关头是否效忠委员长，就看你的行动了。”

随后，祝绍周连早饭也顾不上吃，又安排人对洛阳军校、航校及洛阳驻军中东北籍军官实施监控，同时派洛阳航校的空军中尉蔡锡昌驾机飞往西安“救驾”。可是蔡锡昌的飞机在华清池附近刚一落地，就被守候在附近的东北军士兵盯上了，蔡锡昌“救驾”不成，自己反倒被抓。

祝绍周

张学良亲自审问了蔡锡昌。虽然他百般抵赖，但在从飞机上搜出的专供蒋介石出逃时的飞行员制服面前，蔡锡昌不得不供出自己飞来西安的意图。

此时黄永安和他的炮团在干什么呢？

黄部下辖两个炮团：炮17团和炮12团，其中炮12团属于东北军，团长徐德庸；炮17团属于中央军，团长叶筱[xiǎo]泉。两团同属一旅，待遇却天差地别，只因炮12团不是国民党嫡系。

另外，洛阳军校中还有千余名受训的东北军学员，这些人编成了一个临时教导大队，大队长是东北军军官赵云飞。

徐德庸和赵云飞都是上校，没有黄永安级别高，因此张学良在给黄永安的电报中让徐、赵二人要听从黄的指挥。为增强作战的灵活性，张学良还让黄永安把其中一个团改为骑兵（两个团都有军马）。

黄永安告密后，遵照祝绍周的命令，向东北军官兵隐瞒了消息，直到下午4点才把徐德庸、叶筱泉和赵云飞三人叫到家中，将张学良的密电拿给他们看，说是中午12点才收到的。

徐德庸问黄永安准备如何执行少帅的命令，黄永安答道：“我已经把张副司令的电报给祝主任看了。”

徐、叶、赵三人面面相觑，谁也没有想到张学良这么器重他，他却如此绝情。

长时间的沉默后，徐德庸说：“如果调我的炮团往西打，我不能服从命令！”

见徐德庸这样说，叶、赵二人没敢表态。

散会后，赵云飞刚回到军校就被祝绍周软禁了，教导大队也被禁止领用和携带武器。

12日晚上，黄永安召集旅部团、营长会议，向与会军官通报了张学良密电的内容，并表态说：“张学良支持委员长是叛逆行为，我们不能服从乱命！”

炮12团一营长齐长生问：“那如果中央让我们打西安，我们打不打？”

“中央命令打就打！”黄永安说。

“我们东北军是少帅培养起来的，打西安对不起少帅！”

徐德庸说完这句话，掩面痛哭。叶筱泉和其他几名营长也默默地流泪。

第二天，黄永安将徐德庸和两名支持张学良的营长撤职，把炮12团的所有马匹和武器弹药全部送给了洛阳军校。叶筱泉最终听从黄永安的命令，与黄永安联名通报了“未受乱命”的经过。

再看中央军。

第46军军长樊崧甫接到命令后，让第28师昼夜急行军直扑潼关，13日凌晨，第28师抵达潼关，把守候在这里的千余名东北军官兵全部缴械。樊崧甫本人也亲率一旅于13日晚上到达。

可能有人纳闷，张、杨既然明白潼关的重要性，为何只派了千余人守在那里？

这里有两个原因，一是怕调动太多军队开赴潼关会走漏消息，再就是杨虎城也和张学良一样，犯了轻信人的错误。

潼关

事变发动时，离潼关最近的部队只有杨虎城部冯钦哉的第42师。

冯钦哉是山西万泉人，生于1889年，参加过同盟会、辛亥革命，1918年投奔杨虎城，参加了长城抗战，是个有资历的人。他后来不知什么原因与杨虎城产生矛盾，暗中接受了蒋介石的拉拢。

张学良给万福麟和黄永安发密电时，杨虎城也给冯钦哉发了密电。收到电文后，冯钦哉思前想后迟迟做不了决定，尽管他最终执行了杨虎城的命令，但当他的部队赶到潼关时，樊崧甫的第28师已经占领潼关4个小时了。

潼关失守让西安已无险可依，何应钦迅速调兵遣将直扑西安。

此时的何应钦，大有古代那些发兵“勤王”的诸侯之风，欲借“讨逆”之名，派飞机轰炸西安，趁乱置蒋介石于死地。他甚至呵斥宋美龄道：“你一个妇道人家，懂什么国家大事？你的丈夫重要还是国家重要？”

局势发展至此，远不是张、杨所能控制的了。他们根本不曾预料到事情会发展到如此地步：逼蒋抗日不成反让自己成了叛贼，甚至因此害死了蒋介石，成就了何应钦。

显然，二人即使有杀蒋的想法，也肯定不是在这样狼狈的情况下，还要借他人之手。

张、杨又何尝不明白，蒋介石此时还不能死，否则必然会引起国内大乱。

毛主席后来就说，我们要报仇雪恨，但不能感情用事，杀了蒋介石，只能引起更大规模的内战，这样一来，日本侵略军占领全中国岂不更容易、更便宜了？中国岂不更危险了吗？

但何应钦不这样想，他一心想除掉蒋氏以取而代之，只是他还没想明白，他的威望和势力，又岂能与蒋介石相提并论？

不管怎样，当杀气腾腾的何应钦兵临城下之时，西安城已人人自危，国内舆论哗然，各种势力也蠢蠢欲动。

而这种被动局面的始作俑者，无疑是黄永安，没有他的泄密，情势不会变得如此紧张。

另外，黄永安的泄密产生了一个最直接的后果是：

南京国民政府在提前知道西安事变的消息后，迅速封锁西安方面发出的所有消息，掌握了全国舆论导向，只向民众宣扬南京发出的消息，使不明真相的各界人士以为张、杨心怀“叛逆”之心，犯上作乱，各种谴责、质问的电文雪片般飞向西安。

现在我们知道张、杨是想逼蒋抗日才发动了“兵谏”，以为当时的人们也是这样想的，其实不然。

当时的人们大多同情蒋介石，对张、杨各种谩骂和声讨。来自社会各界的种种压力让二人内心焦躁，以至于不能很好地应付事变后的危难局面。如果不是中共和社会知名人士从中斡旋让事变得到和平解决，很难想象事变的最终结果是什么。

西安事变谈判现场复原

说到底，黄永安是造成危难局面的罪魁祸首。

不过，黄永安固然可恨，张学良行事之鲁莽和识人不明也是其毕生短板，从东北军骑六师第18团团长刘桂五的回忆中就能看出这一点。

刘桂五说，捉蒋前夕，张学良悄悄把他叫到一边问道：“命你去扣一个人，你敢不敢？”

刘答：“副司令叫我捉谁我都敢，就怕不认识他。”

“你不认识，我可以先带你去见见此人。”

12月10日，张学良亲自开车，带刘桂五去华清池见了蒋介石。他把刘桂五介绍给蒋认识，说刘即将回热河抗日，特意来晋见领袖请训。

刘桂五后来对同事说：“副司令真大胆，他把我介绍给蒋后就去了别屋和那些侍从们闲谈，把我一个人留下和蒋说话。如果我当时告密，这么大的事不就全完了吗？”

西安事变时蒋介石的办公室

张学良是世家子弟，性格单纯率直，年轻时少有受挫经历，认为身边的人都是好的，很容易轻信人。用人方面则秉持“用而不疑，疑而不用”的原则。他会轻信万福麟和黄永安，会事先把大计告诉刘桂五并单独留他在蒋的身边，正是他的这种用人原则在作祟。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虽然没错，但要看人，更要看事。《易经》有云：“君不密失其臣，臣不密失其身，几事不密则成害。”

像扣押国家元首这种大事，怎可轻易告诉远在几百公里以外的手下？张学良的鲁莽与轻信，也让他相信了蒋介石不会对自己怎样，才会不顾劝阻执意送蒋回南京，终落得个被囚禁一生的下场。

现在来看，他当时本来不用给黄永安发密电，毕竟黄永安两个炮团或者是改装后的一个骑兵团，根本没有阻止中央军两个师西进的可能。

况且洛阳离西安近400公里，只要张、杨严密封锁消息，洛阳、南京根本不可能知道。可是他太相信万、黄二人了，总觉得做了件大事需要让信赖的人知道，大概也想让他们做好准备，以备不时之需。可是这电报一发不要紧，最终差点坏了大事。

蒋介石与张学良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欣赏黄永安的“深明大义”，晋升黄为陆军中将。可是直到1952年在台湾退役，黄永安都是一个似有若无的存在，从来没有担任过有实权的职务。这也是必然的结果。

蒋介石一向看不起变节者，对黄永安自然有“能叛张也能叛蒋”的防范心理。而黄永安在卖主求荣的同时，也注定要在庸碌无为中度过一生。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回到南京后写下的与张学良见面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