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瓶醇香的葡萄酒下肚，第二天才会觉得醉；而两斤烧刀子喝完立马就不省人事。
孔子王阳明是思想的圣人，就是那醇香的葡萄酒。他们虽无力改变当时的社会状况，但他们的的思想渊远流长，融入了后世数百数千年人们的文化修养、生活习俗中。
而与之对应的是商鞅张居正，他们就是烧刀子。虽然他们能够凭借国家机器强力扭转当时社会的发展方向，但身后之事却是毁誉参半，甚至他们为之奋斗的国家也曾抛弃了他们。
因此，他们其实都改变了社会，只不过他们的改变有所不同而已。
一、孔王、商张何许人也？虽然大家都知道，但还是给大家略微普及一下他们何许人也。这里有问题的第一个答案。
孔子，春秋时鲁国人。孔子十分认同周礼的价值观和社会秩序，加以改造后形成了他自己的一套思想体系，这就是儒家的思想核心。儒家思想得以广泛传播得益于他不分贵贱、广收徒弟、因材施教的杰出的教育思想和传播。
在孔子生前，他只是诸子百家之一，思想家和教育家。从汉代开始，孔子被开启了圣贤之路，一直追封到了至圣文宣王。如果说一朝天子一朝臣的话，那么孔子就是世世代代的文宣王，甚至直到现在。
王阳明，名守仁，明朝弘治到嘉靖时人，著名思想家，哲学家，心学创始人。王阳明是难得在文化思想界和军事界都留下了脚印的伟人，又被称为古今第一完人。
王阳明曾任赣南巡抚、两广总督、兵部尚书等职，平定朱宸濠叛乱、定江西湖南匪患是他军事上的杰作，在世就因军功被封为新建伯爵位。
王阳明的哲学思想来自于他的苦心孤诣，史称龙场悟道，因此心学是一个偏向唯心主义的哲学流派，但这并不妨碍他拥有很多信徒，包括军政界各种大佬。他的圣贤之名由此而来。
与他们死后在思想界熠熠生辉不同，商鞅和张居正的功劳主要来自于生前的铁腕。
商鞅，战国中期卫国人，后由魏入秦，主持了著名的商鞅变法。
商鞅变法的伟大在于，他第一个在中国创立了中央集权的军事化国家，保证了秦这个中华第一帝国的建立和地位。
说他改变了秦国的发展、改变了战国的走向、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轨迹丝毫不为过，甚至后世封建王朝多多少少都在制度上借鉴了商鞅变法的成果。
然而，商鞅完成了壮举之后，却被即位的秦惠文王车裂而死，历朝历代对商鞅也是褒贬不一，甚至贬低更多。
张居正，明朝嘉靖、万历时人，曾任明帝国的执政，内阁首辅，著名的改革家。
张居正最重要的作为是挽救了危亡的明帝国。明帝国在嘉靖的折腾下眼看就要大厦将倾，这时候张居正成为了明帝国的执政，他改革了帝国的各项制度，创立考成法、一条鞭法，为帝国的延续提供了经济、军事上的支撑，又给了朱明子孙几十年折腾的机会。
张居正同样收到他所效忠的帝国的抛弃。张居正兢兢业业，积劳成疾，却在死后不久就被抄家，子孙被流放拷打。直到差一点出了人命，他的好学生万历皇帝才作罢。
所以，实际情况，或许并不是商鞅张居正改变了社会而孔子王阳明没能改变社会。
二、思想家流传千年，改革家改变当前那么，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已经呼之欲出了：孔子王阳明虽然改变不了他们生前的社会现状，但却潜移默化的影响着社会发展，甚至创造了规律，千年以后的社会因为他们的学说而不同。
而商鞅张居正虽然强力改变了当时的社会状况，强行搬离了社会原来的发展轨道，但整个社会的长期发展却逃脱不了社会规律的制约，最终甚至反噬他们自己，而他们的改革最后被社会洪流所吞没。
因此，他们都改变了社会，只不过改变的方式不一样，结果也不一样。
改变千年的孔子王阳明被后世称之为思想家，而改变当前的商鞅张居正被后人称之为改革家。
那么，为什么孔子张居正不能改变当前，而商鞅张居正不能流芳千古呢？
关于这个问题更深层次的原因，有三个，第一个是传播途径，第二个是传播力度，第三个是后续影响。
其一，思想家借助的是民间的力量，而改革家借用的是国家机器。
孔子的儒家思想和王阳明的心学思想，一开始全靠他们自己的著书立说、教书育人而得以建立和传播。他们的思想无不是在他们的弟子、再传弟子的传播之后，才逐渐变得熠熠生辉，而作为华夏大地上最权威的所在-帝国政府，对于他们学说的接受程度，因帝国执政者的思想而不断变化着。而且就算接受的执政者，也只不过阉割和篡改他们的学说而后用来加强自己的统治。
这种传播过程，决定了孔子王阳明的思想传播的缓慢性和不确定性，因此在古代的交通和通信条件下，他们的思想不可能在他们当世就爆发出强大的生命力。
改革家正好相反，他们的目的本就是为了快速改变目前政府或社会状况，因此所建立的措施都借助于政府的国家机器迅速而有效的执行。
因此，商鞅和张居正们的改革措施往往以“法”或者命令的形式，借助国家机器的传播，要求帝国各级政府迅速实施，因此他们的改革措施在发布数年内就得以在帝国政府所笼罩的每一个地方严格执行。
而随着改革措施的实行，改革家们也就完成了他们对社会和国家的改造。
传播途径决定了他们不同的的传播速度，而传播速度决定了思想家难以影响当世，而改革家可以改变当时社会。
其二，思想家的思想是潜移默化，不具有强制传播性；而改革家的措施，具有国家意志强制执行性。
对于孔子的儒学和王阳明的心学，是需要一定门槛的，不是每个接触到它的人都可以理解并接受他们的思想，也没人要求必须接受他们的思想学说。因此，每一个接触到它的人都可以选择接受他的思想或是不接受他的思想，可以选择现在接受他的思想或者很久以后再接受他的思想，甚至可以选择接受他的一部分思想而批判他的另一部分思想。
无论这种思想多么高深，多么深邃，多么富含哲理，都有他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他们可以自由选择甚至改造这种思想。这种不强制传播性，也决定了他们的思想难以影响当世。
但商鞅张居正的改革政令却不是如此。一旦得到帝国上层统治者商量通过，改革政令便以国家命令的形式被要求强制执行。每一个帝国的官僚，每一级帝国的政府，每一个帝国的臣民，无论认不认可这项政令，无论心里有多不愿意，都必须执行这样的命令，也就必然承担了传播和改变的角色。
这种强制性决定了他们的思想和措施的执行力和执行效率，因此也就决定了，成功的改革家，必然使当世社会发生巨大的改变。
其三，思想家的思想沁人心脾，而改革家的措施却容易反弹。
如果说前两个原因决定了思想家难以改变当世、而改革家能够改变当世的话，这个特点就决定了，思想家能够流传千年而改革家却难以遗泽后世。
思想家的思想一旦得到门徒和后人的接受，便往往会更加根深蒂固。从而孔子的思想和王阳明的心血，先改变额这个人、再改变了这个团体、最后改变了这个社会，这种改变是人么自愿的，因此思想家会得到后世的尊敬，而思想家的思想和后人也同样可以沾到这份光。
但无论多么合理的改革措施，总会有反对的人，一旦改革家失势或者死亡，这些反对者往往会跳出来反对改革家的整个改革计划，甚至导致改革的夭折。而帝国的新执政者因为权力的需要往往会对改革家及其后人做一定的处罚，甚至对改革的成果和政令做一定改变。因此，改革家不仅后世名声褒贬不一，而且还往往很危险。
因此，思想家能够改变千年后的社会，而改革家却往往难以渡过反对者的反弹，更莫谈对后世社会的影响了。
因此，成功的思想家生前往往穷困潦倒，命运不济，但去世多年却可以遗泽后世，得到人们的崇敬与敬仰，还可以养活很多人。
而成功的改革家往往生前烈火烹油，富贵无比，由回家机器馈赠了无限的权力、地位和财富，然而死后，甚至等不到其自然死亡，就可能因为权势的分配和变化而遭到厄运。帝国的执政者享受着他们改革的成果，却让他们本人或者后代遭受厄运，甚至为帝国的后来的危亡背锅。
四、社会更需要谁？我想，到这里，很多人已经可以理解为何孔子王阳明难以改变当世，而商鞅张居正们却可以了。那么我们还需要延伸理解最后一个问题，我们的社会和国家更需要谁？
如果将一个国家和社会比作一艘航行在大海里的一艘巨轮的话，那么，改革家就像船上的舵手，而思想家就像远方的灯塔。
我们需要改革家随时修整巨轮的航线，以保证不至于触礁或者背道而驰；但我们同样需要远方的灯塔，点亮我们心中的希望，指引我们前进的方向。
掌舵者商鞅和张居正是实践的巨人，而灯塔孔子和王阳明是思想的巨人，他们都是伟人，共同促进了中国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形成。
所以，这不是一个单选题，甚至不是一个选择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