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叛乱前，勾结印度、美国，分裂分子有多嚣张？真相多数人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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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国反华势力的支持和西藏上层反动集团的纵容下，西藏武装叛乱逐步从局部向全区蔓延，并日益加剧。

1957年初，四川藏区叛乱的首领之一的恩珠仓·贡布扎西将各地分散的叛乱骨干分子纠集到拉萨，于5月20日成立了实现以“西藏独立”为目的反动组织“四水六岗”（藏语音译“曲细岗珠”），并决定以给DALAI献“金宝座”为由，用募捐方式筹措资金，并通过这一活动，将邻省藏区的反动上层及窜来西藏的武装叛乱分子和在印度噶伦堡的西藏分裂主义分子串联起来。

7月4日，甘、青、川、滇藏区叛乱分子千余人会集拉萨，以“四水六岗”名义，在罗布林卡向DALAI敬献“金宝座”，并向DALAI呈递“报告书”，请求DALAI统管整个“四水六岗”地区，让这些地区也像西藏一样实行“六年不改”，进而“永远不改”。

注：

“曲细岗珠”，原是古代藏文典籍中对青、康地区的总称，包括黄河、金沙江、怒江、澜沧江等四大河流和色莫岗、擦瓦岗、波绷岗、芒康岗、玛杂岗、木雅绕岗等六个地区。

此时用“四水六岗”的名义，是泛指川、滇、甘、青等省藏族地区的全体康巴人、安多人一致起来反对汉人、反对祖国之意。

DALAI接受了“金宝座”。噶厦以DALAI的名义向参加仪式的叛乱分子回送了礼品。

8月，“四水六岗”公开提出“保卫宗教”“西藏独立”“政教永存”等反动纲领和口号。

西藏地方政府下令哲蚌、色拉、甘丹三大寺和西藏各宗谿支持“四水六岗”。

注：

“宗”为藏语音译，古代义为“寨落、城堡、碉堡”，一般是该地大小部落酋长的驻地。“庄园”藏语称为“谿卡”，行政上与宗同级，庄园不论大小都有一座比较高的庄房作为庄园的标志。宗、谿卡是继西藏部落组织后出现较早而逐渐演变成的行政组织。

经过秘密酝酿，“四水六岗”的头目与藏军及三大寺代表聚会，议定将所有的叛乱武装统一于“四水六岗”的组织之内，分别承担各地发动叛乱的任务这一时期。

以孜本·夏格巴、嘉乐顿珠为首的蛰伏在印度噶伦堡的“西藏幸福事业会”，也进一步加紧了分裂祖国的活动。

“西藏幸福事业会”（以下简称“幸福会”)是在印度从事“西藏独立”运动的流亡藏人组织。其前身是上世纪50年代初出现的“哲堪孜松”。

哲堪孜松是孜本·夏格巴、嘉乐顿珠、堪穷·洛桑坚赞等几位分裂活动分子在印度从事“西藏独立”运动的流亡集团非正式的名称。

初期，由于印度政府为了不影响中印友好关系不允许流亡藏人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所以哲堪孜松活动有限。

1954年，哲堪孜松迎来了一个重要时机。

这一年中印协定的签订，尼赫鲁原本希望用放弃印度在西藏的特权来换得中国政府对“麦克马洪线”的承认。

当这个目的没有达到后，尼赫鲁开始转变态度，允许流亡藏人进行“有限的”政治活动（就是指所从事的政治活动必须是分散进行且非连续性的)，印度政府开始给予哲堪孜松的政治活动以积极的支持与配合，包括定期每月提供活动经费。

在印度政府的支持下，7月14日，哲堪孜松召集秘密会议，宣布成立“西藏幸福事业会”（也称“西藏福利事业会”)。

“幸福会”成立后，印度政府，特别是印度情报局积极为其活动提供支持。

印度政府向“幸福会”发放每月活动经费。

据《夏格巴日记》中记载，印度情报局从1955年11月19日开始每月发给哲堪孜松1762卢比，最后一次发放活动经费截止到1956年10月29日。

戈尔斯坦（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与藏学家）专门用以下两个数据分析这笔款项的价值：

“这不算一大笔钱，但也不是一个小数目。1950年，噶伦堡肯文特中学每年的学费及食宿费大约600卢比；后来，1956年，从西藏逃至印度的三个僧官每月可得到哲堪孜松支付给他们的工资150卢比（即每人每月50卢比）。”

印度还为“幸福会”的对外联络提供便利条件。

印度继承了英国使团驻拉萨办事处的特权，其在拉萨办事处充当了“幸福会”与噶厦等有关方面联络(电报及信件等)的角色。

此外，印度政府还为“幸福会”在大吉岭开设无线电培训班，向他们提供无线电设备等。

作为回报，“幸福会”则协助印度情报局在西藏境内收集军事情报。

戈尔斯坦指出：“此种关系（指哲堪孜松与印度的关系)之深，范围之广，令人惊诧。”

1956年中期，“幸福会”请求印度政府为他们提供武器、炸药、资金、装备，以便在西藏从事游击战争。

这期间“幸福会”还计划建立新的流亡政府，武装占领与锡金毗邻的亚东。

昌南叛乱发生后，他们加紧同西藏上层反动统治集团秘密联系，发展反动组织成员，搜集藏族上层人士的政治情况，刺探解放军情报。

他们还将在国外出版的反动刊物《西藏镜报》偷运入境，在西藏各地散发，鼓噪“西藏独立”，叫嚣“所有吃糌粑的人团结起来”，“把汉人赶出西藏”。

印度政府不顾中国政府的严正抗议，纵容这些反动分子的罪恶活动，使噶伦堡进一步成了西藏分裂主义势力在国外活动的重要基地。

与此同时，美国对西藏武装叛乱的支持也从帮助训练特工人员和提供武器装备等方面实质性展开。

1957年，经过嘉乐顿珠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安排，从逃往印度的康巴人中，挑选了6名叛乱骨干，送到西太平洋塞班岛的美国军事基地接受特工训练。

训练内容包括对步枪、手枪到60毫米迫击炮、57毫米无后坐力炮等几种武器的使用；手雷和燃烧弹、爆破的运用；徒手搏击，跨越边界的夜间行动：；别和绘制地图；信息搜集，报告书写和分析情报等手段；组织抵抗等战术手段，跳伞等地面训练。

特别是在密码通信方面，包括莫尔斯密码、信号设计图；用美制RS——晶体管发报机和接受器等。

美国政治教官在授课时对藏族特工学员进行政治灌输，他们说：

“中国很强，对自由世界构成威胁；但现在不富裕，要趁他还穷的时候，设法将他分割开来。首先把你们西藏分割出去，然后把新疆分割出去，把内蒙古自治区分割出去，再把满洲也分割出去。中央只剩下汉族的一块地盘，中国的力量就小了，就不能威胁自由世界了。你们正是担负着将西藏从中国分割出去的重要使命而到这里来受训的。”

当年10月，美国中央情报局将这6名特工中的2人，及一批武器弹药和电台等物资，空投到山南的桑日宗境内，这两人携带电台潜入拉萨，与恩珠仓·贡布扎西取得联系。

并通过恩珠仓于1958年1月在罗布林卡同DALAI的副官长帕拉·土登维登进行密谈。除塞班岛外，还在美国本土科罗拉多州高海拔地区的海尔营地分批训练了康巴“游击队员”170人，这些经过训练的藏人，后来大都被派往西藏区内和边境地区从事秘密特务活动。

1958年6月15日，恩珠仓·贡布扎西带着空投的两名藏籍美国特务和部分叛乱武装，离开拉萨到山南地区的哲古宗（现属措美县），建立叛乱武装“根据地”。

24日，召开有27股叛乱武装大小首领参加的会议，宣布成立“四水六岗卫教志愿军”（以下简称“卫教军”），作为“四水六岗”指挥下的武装部队，编成18个队（后扩至24个队），总计4000余人。

“卫教军”由恩珠仓·贡布扎西任司令，甲马仓·桑培、夏格仓·朗加多吉、桑都仓·洛年扎等任副司令。这样，山南地区就成为西藏叛乱武装的巢穴和根据地。

1958年春，甘肃、青海藏族地区也发生武装叛乱。人民解放军依靠当地群众，积极平息这些地区的叛乱。

叛乱武装遭到人民解放军的沉重打击后，纷纷流窜到西藏拉萨地区，人数达5000余人。

在“四水六岗”的指挥下，这些叛乱分子于1958年5、6月相继离开拉萨，向当雄、黑河、日喀则等地区流窜，胁迫群众参叛。

西藏的局部叛乱迅速扩大叛乱武装披着“民族”、“宗教”的外衣，实际上干尽了残害藏胞、亵渎宗教的事。

“卫教军”所到之处，掠劫财物，糟蹋妇女，破坏寺庙，杀戮无辜，迫害僧俗人民和爱国人士，无恶不作。

在墨竹工卡，有84户群众被他们抢劫一空，连家中敬佛的油灯、油盏也被抢走。

在亚东、帕里，他们任意强行牵走群众的骡马；上亚东东嘎寺管家因抗拒叛乱分子抢劫而惨遭杀害。

在岗巴，他们杀害了班禅堪厅派驻该地的宗本。山南乃东宗的凯松谿卡是个仅有59户农奴的村庄，“卫教军”对这个村庄蹂躏达10个月之久。

他们在村里设了个粮站，谿卡的农牧民家家被劫，共搜刮青稞1000多藏克，吃光了大部分面粉、菜籽油和全部马草，牵走了所有较好的骡马，把村庄搞得一片凄凉。

据噶厦统计，截至1958年8月，噶厦就收到被害群众的告状案件70多起。

一些地方的官员也上书反映叛乱武装横行乡里的情况。

山南贡噶宗本给噶厦的一份报告中称：

“本月28日从扎堆及羊卓地方来了200名康巴骑兵，…强迫我们给准备住房、草料及用品等，为数甚大，办与不办不取决于我们…百姓在受他们之苦。”

川、青、甘、滇部分藏区和西藏局部地区武装叛乱陆续发生并持续发展，西藏全区形势日趋紧张，中共中央指示西藏工委、军区，加强对西藏当权的上层人士进行教育、争取，要求DALAI责成噶厦切实负起西藏地区平息叛乱的责任。

但是，西藏地方政府阳奉阴违，虚与应付。

他们表面上承认叛乱是错误的，在拉萨市区张贴布告，明令“停止聚众集结之违法活动”；另一方面却一直暗中纵容、支持叛乱武装活动。

早在1957年底，噶厦就背着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和中央代表，擅自调整了西藏的行政区划，大量调换官员，仅藏政府内四品以上的官员就调换了16人，还委任了一批反动分子担任宗本、基巧，为叛乱做组织准备。

西藏局部叛乱发生后，噶厦多次下令，要求各地积极为叛乱武装筹措粮秣，还在山南地区打开拉康、多宗等地的粮仓，给叛乱分子发放粮食，打开军械库为叛乱分子提供武器弹药；并听任其征收粮草，胁迫群众参加叛乱。

噶厦还暗地扩充藏军，为全面武装叛乱进行军事力量的准备。

从1956年下半年到1958年三年中总计新增藏军约2000人，比1952年藏军实力增加了一倍。同时，大力改善藏军武器装备。

中央对西藏地方政府纵容和支持叛乱活动的行为洞若观火，一针见血地指出：

“西藏地区的反动分子，一方面与噶伦堡的叛国分子和亚东的叛乱分子勾结一气，另一方面假借西藏地方政府的不明不白的纵容态度以为掩护，正在进行种种叛乱准备。他们的阴谋如果实现，那是同西藏地方政府这种不明不白的态度，实际上是纵容的态度分不开的。”

藏区持续扩大的叛乱和西藏地方政府对叛乱的纵容、支持，让中央对西藏反动上层的本质和真正意图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在对待民主改革问题上，西藏上层反动分子和广大人民之间的分歧并不是快改和慢改的问题，也不是改革方式的问题，而是改与不改的问题。

“中央对于藏族地区的社会改革一向坚持和平改革的方针，而对于西藏地区，更把和平改革推迟到好几年以后。但是藏族的反动分子却是根本不要改革，永远不要改革，而要把藏族人民永远束缚在封建主义的剥削和统治之下”，“他们是根本反对改革”，在民主改革问题上，冲突不可避免。

1958年6月24日，毛泽东在审阅中共青海省委关于镇压叛乱问题的报告时，写下了一段批语：

“青海反动派叛乱，极好，劳动人民解放的机会就到来了”，“西藏要准备对付那里的可能的全局叛乱。乱子越大越好。只要西藏反动派敢于发动全局叛乱，那里的劳动人民就可以早日获得解放，毫无疑义。”

7月14日，中央复电西藏工委《关于西藏可能发生叛乱问题的报告》指出：

“中央的方针是力求和平改革，但是，如果反动分子一定要武装叛乱，中央就一定坚决实行武装平息叛乱，同时根据藏族劳动人民的志愿，积极帮助他们进行解放自己的斗争。”“现在看来，少数反动分子的武装叛乱，其结果带来大多数劳动人民的比较彻底的解放。”“中央不改变西藏地区推迟改革的决定，并且在将来实行改革时仍要采取和平改革的方针，但是这个决定和方针的实现，不单方面决定于中央的志愿，而更重要的是决定于西藏地方政府的努力。”

由此可以看出，中央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西藏反动上层“永远不要改革”的本质，意识到中央推迟改革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不能换取整个西藏上层对改革旧制度的让步，从而开始将“统战上层，和平改革”的战略调整为“两手准备，静观待变”。

中央重申西藏地区和平改革的决定和西藏和平改革的方针，在加强军事准备的同时，静观“西藏地方政府的努力”和形势的发展。

但西藏地方政府的表现令中央失望。西藏地方政府对中央的规劝、教育、忠告置若罔闻，变本加厉地支持叛乱活动。

1958年12月5日至20日，噶厦在罗布林卡召开“仲孜会议”。依照惯例，噶伦是不参加“仲孜会议”的。

可是，这次会议却在噶伦索康·旺清格勒的主持下，以传达DALAI喇嘛的训示、研究平叛措施为名，实际上开成了一个组织动员全面武装叛乱的会议。

分裂主义分子在会上狂噪：

“为了宗教和民族，要与中央战斗到底”，坚决实现“西藏独立”。藏军代表发誓要为维护西藏政教制度而牺牲。

会议做出决定：“要把DALAI喇嘛请到一个安全的地方，然后再同他们（中央）战斗。”

这次会议上对发动武装叛乱的策略进行了调整，由原来的以“反对改革”为口号转变到以“保卫DALAI”为号召，他们认为改革已得民心，再用这个口号已失去号召力，在西藏只有打着DALAI的旗号，才能具有强大的号召力和感召力。

在西藏局部叛乱加剧的过程中，美国的支持始终没有间断。

美国中央情报局通过藏籍美国特务阿塔了解到“卫教军”在山南成立的情况后，认为恩珠仓·贡布扎西是个有能力指挥叛乱武装的领导人，如果美国给予武器援助，能够长期坚持斗争。

于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开始向山南的叛乱武装空投武器等物资。

1958年10月上旬的一个夜晚，一架美国C一118型军用飞机飞往山南哲古塘上空，按照地面的牛粪火堆信号，投下9个降落伞，总计有如下武器物资：

英303式步枪100支、半自动步枪100支、子弹3000发，萨布型轻机枪20挺、子弹3000发，其他各种子弹2万发，手榴弹60枚，望远镜3具，医疗器械和药品30套，印度卢比10万盾等。

11月4日，美国用同一架飞机投下第二批武器等物资，计：

无后坐力炮2门、炮弹210发，冲锋枪20支、子弹3300发，手榴弹两包共61枚，手枪15支，英式步枪100支，子弹15192发，其他枪子弹28820发；药品40袋，印度卢比20万盾，帐篷19顶等。

在接下来的三年中，美国共空投30多次。

“从1957年到1961年，中情局总共向西藏空投了50万磅(250吨)装备，包括武器、军火、无线电、医疗设备、还有手动打印机。”

此外，美国还通过陆路运送了部分武器、粮食等物资。他们将武器伪装成普通货物，经东巴基斯坦（现孟加拉）和尼泊尔后分两路运进西藏：

一路由加德满都经木斯塘一线；另一路经锡金甘托克直接运入西藏，这种援助直接支援了西藏叛乱。

在美国等反华势力的支持和西藏上层反动统治集团的纵容下，西藏叛乱不断加剧。

叛乱分子不仅袭劫道班，袭击兵站，伏击车辆，还炸毁桥梁，截断公路。

1958年7月21日，叛乱武装在墨竹工卡宗格桑村以西的争莫寺，伏击解放军汽车团一辆运木料的汽车。这是在噶厦管辖区内武装叛乱行动的开始，是把西藏边远地区局部的武装叛乱扩展到西藏腹心地区的严重步骤。此后，武装叛乱愈演愈烈。

1959年1月，他们相继发动了对远离中心区的、驻军较少的波密、丁青、泽当等地工作点的大规模围攻。

2月，拉萨传召祈祷大法会期间，西藏地方政府又在拉萨制造了一连串的挑衅事件。

在整个传召期间，分裂主义分子散发大量传单，反对《十七条协议》，叫嚣“西藏独立”，加紧制造全面叛乱的舆论随着叛乱不断加剧，愈演愈烈，中央也越来越意识到“最后有可能用战争解决问题”，因而在“两手准备”中越来越强调和重视军事的准备。

1958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在分析西藏全区的形势后指出：

“西藏和昌都地区的形势，有由局部性叛乱发展成全面性叛乱的可能，也有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继续像现在这样只是存在局部性叛乱的可能”。

“但无论形势怎样发展，我们都必须在政治和军事各方面作充分的准备，以便在局部性叛乱发展成为全面性的叛乱时，坚决平息叛乱，彻底解放西藏的劳动人民。”

“不可采取零零星星的，那（哪）里叛乱，就在那（哪）里改革’的办法。否则对全局是不利的。西藏昌都反革命的毒，总是要放出来的。放任一下，让它发展暴露出来，更容易彻底解决。零敲碎打，决不能解决问题。”

1959年1月22日，毛泽东指出：

“在西藏地区，现在及今后几年内，是敌我双方争夺群众和锻炼武装能力的时间。

几年之后，例如三四年，五六年，或者七八年之后，总要来一次总决战，才能彻底解决问题。西藏统治者原有兵力很弱，现在他们有了一支斗志较强的万人叛乱武装，这是我们的严重敌人。但这并没有什么不好，反而是一件好事，因为有可能最后用战争解决问题。”

毛泽东所说的“好事”，不是故意放纵叛乱，以便用武力一网打尽，而是一种根据形势发展，从容处变的辩证思维。

这一时期，中央指示各地人民解放军做好准备、加强防御的同时，强调要坚持“保点、保线、自卫”，坚决“不先打第一枪”的原则，指出即使在需要用人民解放军去消灭叛乱武装时，也要谨慎从事，“只在叛军直接威胁我军和主要交通线的时候才上马，而且要在有把握的时候才上马”。

西藏工委、西藏军区坚决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对武装叛乱以防守为主。

在当前的情况下，在军事上采取这样的方针和原则，虽然不能有效制止局部叛乱的继续与扩大，却使西藏工委和西藏军区在军事上处于主动地位。

同时，叛乱武装对藏族人民的抢劫、迫害、烧杀，进一步激化了西藏社会的各种矛盾，使人民群众逐渐看清了西藏上层反动分子打着民族、宗教的旗帜进行欺骗的面目，进一步唤起了西藏人民长期被禁锢思想的觉醒，为以后的平叛打下了群众基础。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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