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藏29年，班禅返藏之路有多坎坷?国民党做不到，为何我党能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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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条协议》明确规定“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应予维持”。

“DALAI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系指十三世DALAI喇嘛与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彼此和好相处时的地位及职权。”

据此，平息伪“人民会议”骚乱前后，十世班禅从青海返回西藏。

班禅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两大活佛之一，按照清朝的册封，在后藏地区拥有土地、人民和寺院。

辛亥革命后，清廷驻藏大臣撤销，噶厦趁机强迫扎什伦布服从DALAI喇嘛的统治。

1914年噶厦在日喀则增设了后藏总管2人，总管后藏的16个宗及班禅所辖的4个宗和30多个封建庄园。

此后噶厦不断向班禅辖区派粮、派款、征兵、征税。所有这些，都严重侵犯了班禅的固有地位及职权，致使班禅与DALAI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

在此情况下，九世班禅额尔德尼·曲吉尼玛为避不测，被迫于1923年11月，率领少数随从，离开住锡地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避居内地。

九世班禅到达内地后，正逢南北军阀混战，国家一时无力解决西藏问题。

他在内蒙古、东北和华北等地呼吁停止内战，达成和解，讲经说法，联系信众，发挥政教两方面的作用。

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后，DALAI派代表在南京设立了办事处。1929年3月，九世班禅获得国民政府的批准，也在南京设立了办事处。应国民政府邀请，九世班禅于1931年5月和12月两次到南京参加国民会议，商讨西藏问题和班禅返藏事宜，并被册封为“护国宣化广慧大师”和“西陲宣化使”。

九世班禅担任西陲宣化使后，请国民政府出面让其返回西藏。

当九世班禅准备返藏，西藏地方当局却提出班禅回藏不能带“蒙汉官兵”，千方百计阻挠班禅返藏。

不久，抗日战争爆发，国民政府已无暇顾及处理西藏问题，因此指示九世班禅行辕和护送专使行署，考虑停止入藏。九世班禅回藏被阻后，即染重病，1937年12月1日在青海玉树圆寂。

九世班禅自1923年出走内地以来，在祖国各地流浪了15年，最后病故于藏边，终未实现其返回西藏的夙愿。

班禅与DALAI之间的矛盾和积怨进一步加深。

1941年，班禅堪厅按宗教程序，在青海循化县文都乡一个藏族农民家中，找到灵童官保慈丹，1944年接往青海塔尔寺作为九世班禅化身供养。并用班禅堪布会议厅扎萨喇嘛罗桑坚赞的名义，报告国民政府，请求批准。

1949年6月3日，国民政府颁令，特准灵童官保慈丹继任为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免于金瓶掣签”。

同年8月10日，国民政府特派蒙藏委员会关吉玉为专使，在青海省塔尔寺主持了十世班禅的坐床典礼，并颁发汉、藏文合壁的“西藏班禅行辕堪布会议厅”印鉴，完成了法律上的认定程序。

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代表北京和平谈判期间，班禅及班禅堪厅部分官员也应邀来京，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向DALAI和班禅两方面进行了说服，要求双方捐弃旧嫌，重归和好，并在《十七条协议》第五和第六条里，对DALAI和班禅之间的关系问题作了公平合理的规定，明确确定恢复班禅固有的地位和职权。

《十七条协议》签订后，为执行协议，中央决定待时机成熟时护送班禅额尔德尼返藏。

为护送班禅返藏，西北局统战部和西北西藏工委协助班禅行辕做了大量准备工作。

1951年4月，西北局成立驻班禅行辕代表办公室，代表范明，副代表牙含章，办公室秘书李仲西。

主要工作对象是班禅堪厅、班禅警卫营、医疗队、文工队。6月7日，西北局正式任命范明为西北西藏工作委员会书记。

7月，班禅行辕入藏工作委员会成立，计晋美任主任委员，纳旺巴西任副主任委员，编入十八军独立支队的行军序列。

8月1日，中央复电同意范明率十八军独立支队及西北工作人员进藏后，牙含章继续留班禅处工作。

驻班禅处代表同班禅人员一样，分成了两部分：

范明率十八军独立支队进军西藏，计晋美率领班禅堪厅先遣队随行，牙含章则留守西宁，一面积极准备班禅及其主要人员入藏各种事宜，一面等候中央指示班禅返藏。

关于班禅返藏的时机，中央有一个重要指示，即要等DALAI喇嘛表示欢迎后，班禅再返回西藏。

《十七条协议》公布后，十世班禅率先向十四世DALAI喇嘛表达了和好的意愿。于5月30日致电DALAI喇嘛，赞颂DALAI为西藏民族和中国各民族的团结所做的贡献，并表示“愿竭绵薄，精诚团结，在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协助您和西藏地方政府彻底实行协议，为和平解放西藏而奋斗”。

9月19日，DALAI致电班禅，欢迎他返藏回寺，并同意在其进入西藏境内时，沿途由西藏地方政府各宗派“乌拉”（无偿劳役）解决运输问题。

电报说：

“此间我卜卦所得良好征兆，您确是前辈班禅化身，决定已经公布扎什伦布寺。现在希望你即速启程回寺。”

当月下旬，在西藏的班禅系统的政教官员和僧俗人民发报，欢迎班禅返藏。

电报说：

“我们盼望最崇拜的领袖班禅正身早日回西藏”，“DALAI佛告诉我们，佛座确是班禅转世正身，并命从速欢迎我佛返藏。我们极度欢腾，将这最吉祥的消息，照例通知全藏人民热烈庆祝，现已完竣。”

11月4日，DALAI喇嘛再次致电班禅额尔德尼，欢迎他返藏，到拉萨“友好相见，畅叙友情”，并表示要派西藏地方政府和三大寺的代表恭迎。

经过20多年的风风雨雨，达赖和班禅的积怨终于释解。

十世班禅返藏的时机成熟返藏前夕，班禅于12月12日致电毛泽东主席，说：

“在您的英明正确领导下，使好多年来没有也不可能解决的西藏问题获得了解决。”“现值班禅离青返藏之际，谨以至诚向您致以崇高的敬意，并以至诚坚决表示：这次返藏以后，一定要在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之下与DALAI佛紧密团结，共商一切，为彻底实现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驱逐帝国主义在西藏的影响，巩固国防和建设新西藏而奋斗。”

15日，中共中央西北局、西北军政委员会代表从西安到达西宁，代表毛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和西北军政委员会专程前来欢送班禅返藏。

1951年12月19日，班禅从西宁启程返藏。这天，青海各界在西宁城外，按藏族的仪式，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

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受中央委托到西宁专程送行，青海省政府、省军区领导人、塔尔寺的喇嘛和西宁市汉、回各族各界市民共约一万余人参加了大会。班禅及班禅堪厅全体僧侣官员在牙含章等人的护送下，分乘多辆汽车从西宁出发。

经过6天的跋涉，十世班禅一行来到香日德。从香日德再往前行，就不通汽车了，只能骑马。

班禅一行在香日德进行短暂休整后，继续前进，1952年2月底，他们来到了唐古拉山前。

唐古拉山横亘在青海与西藏之间，最高处海拔5800米。山上到处冰天雪地，酷寒袭人，空气稀薄缺氧，人在山上行走，头昏脑涨，呼吸困难，四肢无力，大口喘气，迈步困难，随时都有死亡的危险。

十世班禅一行在翻越唐古拉山的7天时间中，恶劣的环境夺去了十几个人和上万头骆驼、马、牦牛的生命。

越过唐古拉山，即进入西藏境内。十世班禅一行继续南行，几天后进入聂荣宗。当地宗本和DALAI派来的官员一起前来欢迎班禅。

他们向班禅敬献哈达，并说从这里起，即由西藏地方负责供应差役。和他们同来的还有许多藏族牧民，赶来了大量牦牛与乘马，使班禅一行缓解了因骆驼大量死亡而造成的运输困难。

1952年3月，班禅一行来到藏北的第一重镇黑河。

这时，正赶上伪“人民会议”在拉萨闹事，为安全起见，西藏工委来电要班禅一行暂时在黑河停留，待局势安定后再到拉萨。

同时要求护送班禅的解放军官兵要提高警惕，防止亲帝分离势力搞突然袭击。为此牙含章和班禅行辕一起召开紧急会议，安排应付可能发生不测的各种具体防范措施。

要求大家作好精神准备和作战准备，禁止进藏人员单独上街，必须五六人以上携带武器集体外出。

为显示威慑力量，防患未然，解放军官兵还在黑河郊外举行军事演习（有轻、重机枪和火箭筒等)，邀请了当地官员和活佛参观。另一方面对前藏官员和活佛们，仍然表示友好，照常保持良好关系。

班禅对西藏发生的政治事件非常关心，完全同意西藏工委提出的建议，对伪“人民会议”的分裂行为表示愤慨。

他致电DALAI，一方面拥护DALAI ，另一方面谴责了伪“人民会议”的骚乱行为。班禅一行在黑河停留了约一个月。

4月中旬，拉萨伪“人民会议”事件得到和平解决，西藏政治形势趋于缓和。班禅一行于4月15日从黑河启程向拉萨继续前行。

4月24日，经过4个多月的长途跋涉，班禅一行终于抵达拉萨东郊的吉日。

西藏工委副书记范明、军区参谋长李觉、堪布会议厅扎萨计晋美等从拉萨前来看望班禅，并同堪布会议厅的官员共同商讨班禅进入拉萨的有关问题。

4月28日，十世班禅进入拉萨，受到西藏地方政府及全市人民的隆重欢迎。西藏地方政府在拉萨市的东郊搭起了欢迎帐篷，全体噶伦、西藏地方政府四品以上僧俗官员，以及拉萨三大寺僧众数百人参加欢迎仪式。

拉萨市民则按藏族的礼节，门口用白灰画上了吉祥图案，房顶上换了新的经幡。男女老幼穿上新装，在班禅经过的道路两旁磕头迎接。整个拉萨载歌载舞，盛况空前。

欢迎仪式结束，在藏军军乐队引导之下，十世班禅乘轿来到大昭寺，稍事休息后即前往布达拉宫，与十四世DALAI喇嘛举行了第一次会见。

在会见的礼仪方面，双方对于磕头、座位高低、献礼品等具体问题发生了分歧。

DALAI方面提出在DALAI和班禅会见时，要班禅向DALAI磕头，班禅的座位比DALAI低两格，班禅给DALAI朝贡。这种有损害于班禅固有地位的条件，班禅方面拒绝接受。

中央对DALAI和与班禅的关系原则是：班禅可让点步，但其固有地位必须维护。

本此精神，中共西藏工委提出一个折中的办法：论年龄，班禅比DALAI小几岁，虽不是师徒关系，但初次见面，班禅可以给DALAI行磕头礼，然后双方再行平等碰头礼；座位问题，历史上DALAI是班禅的师父时，座位可以高出一个垫子，这次DALAI与班禅见面应以两人平座为好；将朝贡改为双方互赠礼物。

经中共西藏工委书记张国华、范明副书记与双方交谈，双方接受了这一办法。会见时，尽管仪式问题仍有一些出人，但两位活佛终于坐到了一起。

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见，是自九世班禅与十三世DALAI失和29年后两大活佛的第一次会面，标志着西藏民族内部的团结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十世班禅在拉萨停留了40多天。

在此期间，由噶厦和堪布会议厅各派出3名代表，举行谈判，以便进一步明确班禅的固有地位和职权。

《十七条协议》只是原则规定恢复班禅的固有地位和职权，但真正解决这一问题有许多具体的问题需要明确和落实，其中最为关键的是明确九世班禅与十三世DALAI喇嘛和好时期的界限。

双方查阅了历史档案，经过协商，一致同意以藏历第十五饶迥的火鸡年，即清光绪二十三年（公历1897年）为“彼此和好相处”的界限。这问题明确后，其他问题迎刃而解。

6月16日，双方签订《西藏地方政府和扎什伦布寺拉章（即班禅堪布会议厅）谈判备忘录》，合理地解决了班禅方面有关乌拉差役、军用粮食负担和噶厦归还原属班禅的宗谿等问题。

注：宗谿制度

“宗”为藏语音译，古代义为“寨落、城堡、碉堡”，一般是该地大小部落酋长的驻地。

“庄园”藏语称为“谿卡”，行政上与宗同级，庄园不论大小都有一座比较高的庄房作为庄园的标志。

宗、谿卡是继西藏部落组织后出现较早而逐渐演变成的行政组织。

6月9日，班禅一行离开拉萨，赶赴日喀则扎什伦布寺。

自九世班禅于1923年离开扎什伦布寺到内地的29年间，扎什伦布寺与其所属百姓由噶厦管理，现又由堪布会议厅接管。

西藏地方政府派首席噶伦然巴·土登衮钦为全权代表，陪同班禅前往扎什伦布寺，处理扎什伦布寺及其所属宗谿的交接问题，以及噶厦后藏管理机构与堪布会议厅的关系。为了十世班禅的安全，西藏军区从进藏部队中抽调出一个连的兵力，将其从拉萨一路护送到扎什伦布寺。

班禅返回日喀则，这对他的属民来讲，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件。

扎什伦布寺所属的宗、谿、牧区及属寺的几万僧俗群众，从四面八方赶来日喀则。

许多人在市郊搭了帐篷，居住等候，有些人已在此等候了一个多月。日喀则市区，到处挤满了迎接班禅归来的男女老幼，他们穿着新衣，夹道排列；扎什伦布寺门外，4000名僧侣手执燃香，列队欢迎。

当班禅和护送队伍进入市区时，群情激昂，有的念念有词，合手望天；有的顶礼膜拜，五体投地；许多老人因为过于激动而痛哭流涕。如此场面在日喀则的历史上是空前的。

班禅进入扎什伦布寺以后，举行了隆重的庆祝仪式，这一仪式前后长达半个月之久。

班禅顺利返藏，西藏僧俗群众，特别是日喀则的僧俗群众，由衷的欢欣。

由此，他们对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也是由衷的感激。迎接班禅归来时，日喀则民房和寺庙僧舍房顶上都自发插上了五星红旗；列队欢迎的人们手中除了哈达，还多了一面自制的五星红旗；扎什伦布寺的每一处经堂和僧室中，毛泽东的画像与释迦牟尼像并列悬挂。

班禅回藏后，更是写信给毛泽东主席，直接表达感激之情。

信中说：

“由于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我和行辕全体人员得以光荣返藏，并根据和平协议的规定，后藏所属百姓的差役已恢复到清朝乾隆癸丑（公元1794年）的规定，负担大大减轻，人民生活有了初步改善，后藏僧俗官员民众，莫不感激万分。”

自从九世班禅被迫出走内地到十世班禅返藏回寺的29年间，班禅方面为维护祖国统一，捍卫祖国领土主权，进行了艰难的斗争。

由于时局动荡，民国中央政府施政不力，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一直无力改变西藏地方与中央的离心倾向，班禅返藏更是无望。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西藏实现了和平解放，班禅才得以顺利返藏，并重新获得其固有的地位和职权。

班禅返藏是贯彻执行协议的生动体现，是中央政府成功解决西藏内部问题、加强西藏内部民族团结的重要一页。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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