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萨条约》后，为何中国最终保住西藏主权?真相：多亏这2人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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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清政府和驻藏大臣的不抵抗政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藏人民反抗侵略的斗争。

在敌人进兵的沿途，西藏军民已经对侵略者进行了英勇的斗争。

曲米辛古战后，在从堆纳到江孜的途中，英军多次受到袭击。在江孜以南的乃宁寺，来自昌都、塔工的僧俗民兵在寺庙周围筑起了防御工事，用手中的土枪土炮，打退了侵略者的一次次进攻。

在紫金寺，上百的僧兵直接参加了抗击敌人的保卫战。敌人占据江孜之后，还有僧人装扮成乞丐深入敌营，杀死敌军。

有的民兵翻穿着羊皮袄，藏在羊群中，等骑马路过的敌人抓羊时，突然跃身而出，用刀砍杀敌人。还有的藏民在夜间杀死敌营的卫兵，穿上英军的衣服佯装站岗，杀死零星出现的敌人，造成敌人的混乱和恐慌。

英军闯入拉萨之后，西藏僧俗群众以各种方式继续同侵略者进行斗争。

英军一到拉萨就面临给养不足的严重问题，需要征购衣物。但是绝大部分拉萨市民，包括一部分爱国的贵族，都拒绝和英军来往，不卖东西给他们，致使英军抵达拉萨后的几天时间里，市场上无物出售。

麦克唐纳曾经向上司报告说，在五天当中，他们只从西藏人手中弄到了一件上衣和一条裤子。为了搞到粮食，英军派人去哲蚌寺，限令寺僧交出粮食。但是僧人们不予理睬，挥手叫他们滚开，有的还向侵略者投掷石块。

英军在拉萨站住脚，开始和噶厦官员谈判之后，还发生过拉萨北郊色拉寺的僧人，内着铠甲，独自一人进入拉萨郊区的次松塘英军营地，刺杀侵略者的事件。

当时色拉寺和哲蚌寺的一些僧人密谋，准备冲入敌营，杀死英军军官。

为此，拉萨北郊的农民和改穿俗装的僧人在起事之前，佯装卖菜给英军，暗中侦察英军军官的住处，待摸清敌情之后，确定时间，一同以卖菜作掩护袭击敌军。

然而，这位色拉寺的武僧提前来到预定地点，等不及其他人，独自闯入英军军营，抽刀砍伤了数名侵略者。他被英军抓住后视死如归，被侵略者绞死并陈尸示众。这位武僧的英雄事迹，为拉萨市民广为传颂。

色拉寺的僧人被英军杀害一事，激起了拉萨僧俗民众的极大愤慨，引发了强烈的反英情绪。拉萨街头出现的传单标语上写着“任何人不得去英军营地附近出售肉、菜、柴草等物”“噶厦的官员无论其职位高低，都不准和英军来往！”

强烈而普遍的反英情绪令侵略者胆寒，不敢在拉萨长期待下去。

荣赫鹏率领的英国侵略军闯进了圣城拉萨，拿到了他们梦寐以求的一纸条约，但是也终于明白：

无论他们手中的武器多么先进，也无法在拉萨留下来，更不能从精神上征服世世代代生活在那里的西藏人民。

接到英印政府向伦敦的报告之后，伦敦英国政府印度事务大臣布罗德里克获悉了“拉萨条约”的详细内容，也了解了荣赫鹏在几个重要问题上都违背了伦敦的指示。

他对荣赫鹏十分不满。

布罗德里克告诉英印代理总督庵士尔，在长达75年的时间里占领春丕谷的做法，既不符合英国政府的政策，也违背了英国向俄国做出的承诺。

英国强逼西藏与之签订“拉萨条约”的消息传出之后，各国议论蜂起。列强纷纷向清政府外务部发出威胁，表示如果中国不将此事予以澄清，他们将效法英国在西藏的所作所为，再次掀起在中国瓜分势力范围的浪潮。

俄国政府首当其冲，抗议“拉萨条约”造成了英国对西藏保护的建立，而他们依据的证据就是1904年9月17日发表在《泰晤士报》上的条约第九款。

德国、美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国也纷纷通过他们的驻华公使馆表示异议。

一纸尚未得到中国政府批准的“拉萨条约”，竟使得英国成了众矢之的。伦敦的印度事务部被搞得焦头烂额，只好在10月3日发布了一份公报，声称“我们获悉，条约仍然有待于印度总督的批准，条款尚未最后确定”，以此为自己开脱。

对于荣赫鹏的侵略成果，伦敦表示并不十分欣赏。

以首相巴尔福和印度事务大臣布罗德里克为首的伦敦的决策层认为，“我们必须减少赔款和（在春丕驻军75年的）期限。但是除此之外，我们还必须明确地指出是荣赫鹏‘出卖’了我们”。

代理总督庵士尔则力图与荣赫鹏划清界限。

他告诉布罗德里克：

荣赫鹏“是作为寇松的人到西藏去的。他全盘接受寇松思想的灌输，满腔热情地贯彻寇松的思想…他一直与寇松保持通信，仰仗他的支持和最终批准”。

布罗德里克复函正告庵士尔：

“寇松的观点不是这里政府的观点。他们（指英国政府）被人蓄意架空了。我们决不容许重复荣赫鹏在拉萨的所作所为。我们的指示必须得到执行。”

1904年11月，为了减轻国际压力，未经再次与中方谈判，英国政府指示印度代理总督庵士尔借批准“拉萨条约”之机，单方面声明放弃其驻江孜商务代表可以随时前往拉萨的条款，将赔款总额从750万卢比减为250万卢比，并且申明此项赔款，在初交三年之后，英军即可撤离春丕。

于是，在后来作为《北京条约》附件的“拉萨条约”的末尾，便加上了1904年11月11日英属印度总督庵士尔的一项声明：

“光绪三十年七月二十八日，即西历一千九百零四年九月初七日，英国所派边务大臣荣赫鹏代英国政府与噶尔丹寺长罗生嘎尔曾暨噶布伦并色拉、别蚌、噶尔丹三大寺之呼图克图，兼与西藏民教诸首领，代表西藏所立之约，现经印度总督批准：并惠允饬将该约第六款，西藏应赔补英国人藏兵费，由原定七百五十万卢比，减为二百五十万卢比。

又复声明：该约所定之赔款，初缴三年三期之后，英国所派占守春丕之兵可以撤退。”

在拉萨，荣赫鹏“狮子大开口”，想为英国争得更多的侵略权益，却没有想到自己的所作所为违背大英帝国的整体利益，最后当了“替罪羊”。

迁延一年之久的英国第二次侵藏战争，以西藏摄政和拉萨三大寺代表等在荣赫鹏的逼迫下签订“拉萨条约”而告结束，令清廷极为震惊。

清廷改由外务部直接办理西藏问题的交涉。而英国明知假如得不到清政府的批准，这份“拉萨条约”依然不具备法律效力。更何况条约中的某些内容，已经在列强当中激起了众怒，不得不做些修改。

英国政府于是接受了中方的提议，同意由中英两国政府各派专使，并责令寇松在印度继续就西藏问题进行谈判。

清政府派出唐绍仪前往印度与英国谈判。唐绍仪当时的官阶并不高，但是在处理庚子赔款的过程中，他已经显露出了解世界形势，熟悉外交事务的才干。

1905年2月初，唐绍仪率参赞张荫棠等人抵达印度加尔各答，同英属印度政府就“拉萨条约”开始谈判。

寇松是反对与中国中央政府就西藏问题重开谈判的。只是在英国本国政府的压力之下，他才被迫同意重开谈判，并指定英印政府的外务秘书费礼夏为代表，指定与荣赫鹏一同远征西藏的韦礼敦为费礼夏的助手。

与中方代表谈判谈判伊始，费礼夏即向唐绍仪出示“拉萨条约”的约文，要他定期画押（签字），唐绍仪断然拒绝。他声明“拉萨条约”有损中国在藏主权，是非法的，应由中英双方缔结新约取代。至于签字，他奉中国政府之命前来议约，“约尚未议，何能画押？”

双方争论的焦点，很快就集中在中国在西藏的主权这一原则问题上。

费礼夏声称“拉萨条约”“经英政府批准，万不能更改”。唐绍仪则针锋相对地回答说，“英欲据为己有，中国岂肯罢手，且适以启他国之干预”。

会上，唐绍仪交给费礼夏一份中方所拟的约稿，内容为：

由中国政府承担原“拉萨条约”强加给西藏地方政府的责任；英国对藏交涉只通过中国中央政府；此次赔款由中国中央政府交付英方；英国保证不干涉西藏地方事务，不兼并西藏土地；“拉萨条约”第九款中规定的禁止事项同样适用于英国，只有中国可以享受第九款中规定的权利。

最后唐绍仪表示，如果英方同意此约稿，“拉萨条约”可以作为新约的附约。

费礼夏当然不同意唐绍仪的主张，提出了自己的反建议：

英国承认中国对于西藏的“宗主权”，中国承认英国在西藏的特殊利益。这就涉及中国对于西藏的主权问题。唐绍仪坚持将费礼夏约稿内中国对于西藏的“宗主权”改为“主权”。

由于费礼夏不肯让步，唐绍仪提出妥协办法：用“中国在西藏的现有权利”来回避在条约中使用“主权”或者“宗主权”的提法，仍遭费礼夏拒绝。

事情很明显，如果英方明确承认了中国对于西藏的主权，则荣赫鹏与西藏当局刚刚订立的“拉萨条约”马上就变成了一张废纸。

但是唐绍仪也洞悉英印代表的险恶用心，他在给朝廷的报告中解释何以在此问题上坚持不肯让步的原因时指出：

宗主权与主权（当时汉文分别译为“上国”和“主国”)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查上国二字，英文系Suzerainty，译言所管为属国，而属国自有治民之权，若自认为上国，则西藏等于韩（朝鲜）、越（越南）、球（琉球）、缅（缅甸）。

主国二字，英文系Sovereignty，译言臣民推为极尊，归其管辖，而各事可定者也。”

因此，唐绍仪坚决不同意英方的主张，反对英国把中国对于西藏的主权歪曲为宗主权。

1905年4月下旬，费礼夏告诉唐绍仪：

英方“费数年心力，耗兵费八十余万镑，冻毙士卒百余人，始成‘拉萨条约’。今将约内已得利益全行让出，无此办法。谨直告贵大臣，此稿断不能更改”。

唐绍仪的回答针锋相对：

“英国与番僧立约，只有一面，并非两平等国，不能视为约内已得利益，若照此稿，我手上断不能画押。”

唐绍仪还列举了清中央政府采用金瓶掣签办法册封DALAI喇嘛、班禅额尔德尼，西藏官员的任免须由清朝批准，军队操练皆为驻藏大臣主持等事，证明中国对于西藏的主权。至5月中旬，谈判陷于僵局。

英国政府的当权者十分清楚，寇松才是荣赫鹏的后台。

英国内阁越来越不喜欢这个桀骜不驯、难以驾驭的印度总督。此时，英国国内政局也在发生变化。唐绍仪将他了解到的上述情况报告清政府，并请求政府以办理谈判事务不力为由将自己解职，召回北京，另择人选继续谈判。

以此表明中国政府维护国家主权的坚定立场，以待形势变化。清廷基本接受了唐绍仪的建议，1905年9月中旬，以唐绍仪患病为由召其回国，留下张荫棠继续在印度与英方谈判。

由于同英国本国政府和英属印度政府中军方高层的矛盾难以化解，寇松于1905年8月提出辞职要挟伦敦，而英国巴尔福内阁正想借机摆脱掉寇松，英王爱德华二世很快接受了他的辞呈。

张荫棠在与英方的艰难谈判中，了解到英国政局的变化后，采取了“延宕不认则可，在我罢议以致生事则不可”的策略，不为英方的威胁恫吓所动。

这场谈判一直从1905年9月持续到11月寇松去职，历时将近一年的加尔各答谈判宣告破裂。

寇松在其留下的一份备忘录内称：

“依我之见，现在剩下的唯一办法，是英王陛下政府正式通知北京，放弃要求中国政府对于《拉萨条约》的承认，申明他们过去、现在一直认为《拉萨条约》本身是完整的和完全合法的。他们将不再与中国政府磋商而自行采取他们认为执行该条约所必须的措施。”

唐绍仪虽卸任回国，但仍心系藏事。他明白，英国对“拉萨条约”中的赔款和开埠通商两项是不会让步的。他建议清廷早作准备。此时，交付第一期赔款的日期已近，西藏地方无力支付如此巨额的赔款。

清政府决定采纳唐绍仪的建议，由中央政府支付此项赔款，“一则示英人以‘主国'名分所在，二则可益坚藏人内附之心”。

1905年11月，有泰遵旨将朝廷旨意通知噶厦，并派遣噶伦策丹汪曲前往印度，秉承张荫棠指示办理向英方交付第一期赔款事宜。

英印政府自然清楚由清中央政府支付此项赔款的意义，而且知道，倘若“拉萨条约”不获中国政府承认，就不具有法律效力，“不值该约之纸价”。反复权衡之后，决定借此机会诱迫中国与之重开关于“拉萨条约”的谈判。

12月初，英国驻华公使萨道义照会清政府，称如果中方不在“拉萨条约”上签字，则由中国政府代偿西藏赔款一事即没有商量的余地；如果签字，则可由中国政府代偿赔款。

而后，英国政府外交部又送来最后意见，表示可以将原英方约稿中有关中国对于西藏“宗主权”的行文删去。这样，就等于接受了当初唐绍仪提出的妥协办法。

此时英国政局的变化已经明朗，自由党已经组阁。中方于是同意继续有关藏案的谈判。中国代表仍为唐绍仪，英国代表为其驻华公使萨道义，谈判地点改在北京。

经过一番交涉，双方于1906年4月27日签订了《中英续订藏印条约》，又称《北京条约》。

《北京条约》规定，中英双方同意将“拉萨条约”作为此约的附约予以批准：

英国承诺“不占并藏境及不干涉西藏一切政治”，中国则承诺“不准他外国干涉藏境及其一切政治”；“拉萨条约”第九款规定的各项权利除中国独能享受外，“不许他国国家及他国人民享受”，惟经与中国商定，在亚东、江孜和噶大克三处商埠，英国得架设电报线至印度境内。

1880年和1893年中英所订有关西藏的条约，与《北京条约》和附约无违者均仍然有效，等等。

中国政府提出，在三年内偿清全部250万卢比赔款，意在缩短偿款期限，使英军及早全部撤离春丕。英国因顾虑西藏人民的反对和来自列强的压力而被迫同意。

1908年初第三期赔款到期时，张荫棠提议由他本人交付，英印政府坚决反对。最后是由西藏噶伦送到印度一张80余万卢比的支票，但是签发支票的却是张荫棠。英属印度政府欲与西藏当局直接发生联系，以为今后进一步分裂西藏做好准备的阴谋，终未得逞。

1906年4月29日，也就是《北京条约》签字两天之后清政府命令张荫棠直接由印度赴藏查办事件。同年11月底，张荫棠抵达拉萨。1907年，张荫棠又奉旨赴印，谈判签订了《中英修订藏印通商章程》。

作为《北京条约》附件的“拉萨条约”第三款载明：

“光绪十九年中英条约（即1890年《中英会议藏印续约》）所有更改之处，应另行的办。"

《北京条约》于1906年签订后，中英双方同意在印度商定开埠章程，英方为防止日后西藏地方政府如前拒不执行，要求西藏当局也派员参加。清廷于是派遣张荫棠为全权大臣，督率西藏噶伦汪曲结布作为随员前往印度谈判。

1907年9月谈判开始后，英方首席代表戴诺首先在西藏代表的权限问题上纠缠，指责其“全权未足，恐画押后，拉萨不承认”，而后讨论通商章程的具体条款时，戴诺又声称“英官只认定与藏官交接，若中国督饬不督饬，我亦不管，印政府以直接为紧要宗旨”，妄图借机否定中国对于西藏的主权。

张荫棠毫不退让，据理力争，严正指出：“印藏约向无直接字样，若直接交涉，万难承认。”

双方还就印茶入藏、纳税数额等发生争执。不久，戴诺奉调改任他职，韦礼敦接任全权代表，继续与张荫棠谈判。1908年4月，双方在加尔各答签订了《中英修订藏印通商章程》十五款。

《中英修订藏印通商章程》是近代历史上中英两国政府就西藏问题签订的最后一份正式文件，无疑具有不平等条约的性质，但它毕竞是由当时的中英两国政府批准生效的。此后，无论是清政府还是中华民国政府，均未再就西藏问题与任何外国的政府签订过任何条约。

1908年《章程》是英国挟荣赫鹏侵藏的余威，逼迫清政府在西藏做出更大让步，出卖国家更多主权的产物。

1908年《章程》首先肯定了英国在1893年《条款》所攫取的侵略权益，然后划定了江孜商埠的四界，规定了英印商人在各个商埠包括治外法权在内的种种特权，以及发生纠纷的处理办法。还规定了英国驻江孜商务代表的权限、电报线路、邮政、旅舍的使用等细节。

这一《章程》的签订，使中国在西藏的主权遭到进一步损害。

但是，由于清政府，特别是出任此次谈判全权代表张荫棠的努力，中国在西藏地方的主权实际上得到了承认。

英方曾经在约稿内写入一一些模棱两可的提法，以为日后进一步否定中国在藏主权预留地步，清政府外务部即指示张荫棠予以澄清后改写。例如，将“两国”改为“中英”，将“汉藏大员”改为“中国驻藏大员”，将“汉藏官（管理）”改为“中国官督饬藏官管理”，等等。

再如，《章程》在绪言中申明：

“大清国大皇帝特派张荫棠为全权大臣，大英国大皇帝特派韦礼敦为全权大臣，会同商议，暨西藏大吏选派噶布伦汪曲结布为掌权之员，秉承张大臣训示，随同商议。”

这就明确了中国对于西藏的主权地位，挫败了英国直接与西藏官员交涉的图谋。

1908年4月20日，《中英修订藏印通商章程》在印度的加尔各答签字，张荫棠随即离印回国。1908年10月14日，中英双方在北京互换条约文本，条约生效。

通过第二次侵略西藏的战争，英国扩大了在西藏的影响。历史上西藏僧俗上层中亲英派的出现，就是从此开始的。

此外，英国经过了这场侵藏战争也认识到无法靠武力来征服西藏人民。

此后，英国人放弃了发动战争对西藏进行军事侵略的办法，改为在西藏僧俗上层中培植亲英势力，挑动、怂恿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国中央政府对抗，试图用这种办法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将其变为英国的势力范围或者附庸，变为保护英属印度东北边境的一个“缓冲国”。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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