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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8年第一次侵藏战争以后，英国加快了侵略西藏的步伐。
1、英国的野心1896年，在十三世DALAI喇嘛亲政的第二年，英方借口条约规定之边境多处均被藏人占领，要求与中方会同巡视，勘定边界，与驻藏大臣奎焕约定了时间，派英驻锡金专员惠德(又作怀特)为英方勘界委员。
当奎焕向噶厦提出此事时，遭到噶厦的反对，不派藏官会勘，也不支乌拉，不许藏民私自应雇。无奈，次年约期到时，奎焕只好派员恳请惠德延期。惠德不允，在没有汉藏勘界委员的情况下，自行在边界立碑，还把原属西藏的地方划入哲孟雄（锡金）。
这种侵略行径更加激怒了西藏人民自发地起来反抗，将英方私立的界碑一一捣毁。1898年，文海接替奎焕出任驻藏大臣，英方又要求增开帕里为商埠，西藏须派人保护界碑，否则将派兵进占亚东。
英国试图通过清政府向西藏地方政府施加压力的侵略政策已越来越难以奏效。1899年5月，英国外交部提出，英属印度政府应当撇开中国，就有关印藏之间的关系问题直接与西藏当局交涉。
随后，英国印度事务部的印度事务大臣汉密尔顿通知英印总督寇松，同意与西藏人建立直接交往。
其实，寇松本人正是英国侵藏政策的积极制定者。1898年，他年仅39岁便被任命为英国最大的海外殖民地印度的总督。寇松亲自出马，在1899年秋天给十三世DALAI喇嘛写了第一封信，派遣其驻克什米尔的官员将信送至西藏阿里噶大克的噶本，请其转交DALAI喇嘛。
据说这封信在退回时已被拆启，这使得寇松极为恼火。
寇松仍不死心。1901年夏，他再次给DALAI喇嘛写信，交给不丹派驻大吉岭的代表乌金噶箕，由他前往拉萨递交DALAI喇嘛。
恰于此时，传来了德尔智带着DALAI喇嘛致沙皇的亲笔信，率领“西藏代表团"抵达彼得堡，并受到沙皇接见的消息。
4个月后，寇松的这封信又被DALAI喇嘛原封退回。DALAI喇嘛还告诉乌金噶箕：根据清政府的规定，“没有和驻藏大臣及噶厦商议，他就不能和任何外国政府通信”。
十三世DALAI喇嘛一再写信给沙皇，并多次派遣德尔智不远万里前往俄国进行联系，偏偏对寇松的信不予答复，还以“不能和任何外国政府通信”这样的借口来搪塞，寇松觉得这是无法容忍的。
2、搅局者——俄国1902年，更多有关俄藏之间秘密联系，以及中俄之间就西藏问题秘密签约的传闻纷至沓来。
眼看着与西藏相距遥远而又野心勃勃的沙皇俄国，利用宗教上的便利条件把手伸进西藏；而与西藏仅有喜马拉雅山一山之隔的英属印度，其总督却连一封信都无法与西藏相通，他岂能甘心。
此时，英日同盟业已缔结，日俄两国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争夺日趋白热化，日俄战争已不可避免。英国再次发动一场对西藏的侵略战争，既有充分的借口，又具备了有利的条件。
1902年6月，英国派出惠德率兵200人侵入藏南岗巴宗的甲冈，要求勘界履约，并借机侦察西藏的边防实力。清政府当时派亚东关税务司巴尔帮助办理中英交涉，巴尔将自己关于藏事的见解报告了当时的驻藏大臣裕钢、帮办大臣安成。
驻藏大臣裕钢派遣文案委员何光燮驰赴边境阻止英军深入，并请十三世DALAI喇嘛选派一名噶伦随同前往，但DALAI喇嘛不从命。裕钢无奈，上奏朝廷，以噶厦不听从号令，边务实难措置，提出辞呈，请求朝廷另简贤能来藏接任。
但是这支侵藏英军由于发动大规模战争的条件尚不具备，不久即撤离藏境。这是英军第二次侵藏战争的先声。
3、寻找借口1903年1月8日，寇松率手下的几名主要官员，联名给英国印度事务大臣汉密尔顿递交了一份报告。
寇松第一次正式提出：
“我们认为，所谓中国在西藏的宗主权，乃是一种法律上的虚构，一种政治上的幌子。它只是为了双方的方便而得以维持下来。”
寇松还要求汉密尔顿批准他派遣军队武装护送一个“代表团”前往拉萨，直接强迫西藏当局与之订立一个条约。
但是，英国统治集团中有人持不同的观点。某些派系的利益并不在英属印度，甚至不在东方。他们自寇松出任英印总督的那天起，就担心寇松有朝一日会把英国拖入一场与俄国的战争，从而削弱大英帝国在世界其他地区与其他列强争霸、或保卫英国已经到手的势力范围和既得利益的力量。
寇松要求对西藏动武的报告于1903年1月24日寄达伦敦。
2月27日，汉密尔顿代表英国政府复函寇松。在复函中，汉密尔顿一面对寇松的要求表示理解，一面告诚他，英属印度与西藏的关系并不仅仅是印度与西藏之间的事。
西藏问题涉及大英帝国在亚洲甚至更大范围的全球利益，涉及英国与欧洲和亚洲其他列强的关系。在世界局势与中国的地位均已发生巨大变化的形势下，西藏仍应被视为中国的一个省。
对西藏的任何行动，会被列强视为对中国领土完整的破坏。俄国或其他国家可能也会在中国或世界其他地区采取行动，威胁或者损害英国在那些地区的利益，因而不可贸然行事。
寇松继续提出自己的主张。他要求伦敦同意，由他派出200名土兵组成的卫队陪同英国代表前往岗巴宗，另一支增援部队在锡金驻防待命。
假如中国代表失约，英国代表就前往日喀则或江孜，以“敦促”中方代表早日从拉萨启程前来谈判。寇松清楚，在发动对西藏的侵略之前，还得找新的机会和借口。
1903年4月底，寇松收到了伦敦的答复：英王陛下政府不反对将岗巴宗作为谈判地点，也同意他作出的军事安排。
但是，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得在未征询英国政府意见的情况下越过岗巴宗。
一周之后，寇松即把他的具体方案电告伦敦，并向伦敦建议，任命当时印度的驻扎官荣赫鹏为此次英方的“谈判代表”，将他的军衔由少校晋升为上校。
4、荣赫鹏的狂热佛朗西斯·爱德华·荣赫鹏出生在一个严格的福音派基督教家庭，父亲是一名驻印英军少将。他的四个叔伯和两个兄弟都曾在驻印英军中服役。
这样一个家庭从幼年时代给他的熏陶，便是要为大英帝国的利益服务，要把自己的毕生精力贡献给大英帝国的殖民扩张事业。
荣赫鹏先后就读于英国的克利夫顿学院和桑德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柴业后被任命为驻印陆军的一名副官。
他曾用一年半时间，沿着中俄边境潜入我国东北地区，尔后又在英国驻北京公使馆的暗中帮助下，独自穿越我国的内蒙古和新疆，经过当时还鲜为西方人所知的喀喇昆仑山口抵达克什米尔。经过这次长途旅行，荣赫鹏对于沙皇俄国的领土野心和清朝统治下的中国的软弱有了真切的了解。
此后数年，荣赫鹏的足迹遍及中亚地区。当时这些地方正是英俄两国的势力在亚洲延伸而彼此接触的敏感地区。时年尚不满30岁的荣赫鹏，已经是英国与俄国在亚洲内陆进行的这场“大争夺”中一名自告奋勇的马前卒了。
寇松作出以武力打开中国西藏大门的决定之后，认为荣赫鹏是个可用之材。1903年5月电报通知他前往西姆拉，准备率团进藏。
寇松告诉荣赫鹏，西藏人不仅不遵守中国为了其利益而与英国订立的条约，现在还试图悄悄地与俄国人勾搭。英属印度对此已经忍无可忍，只有对西藏兴问罪之师。
而在整个印度，无人能够比荣赫鹏更好地完成这一使命。总督的信任，被荣赫鹏视为知遇之恩。在一片神秘的广袤高原上为大英帝国的殖民扩张出力，同时使自己得以建功立业、晋爵封侯的前景更令他激动不已。
在西姆拉，寇松秘密拟订了一个武装侵略西藏的最后方案。
这支侵略军自称为一个“使团”，荣赫鹏出任“使团”的团长，他手下的官兵则是“使团”的卫队。
他们声称到西藏去只是要谈判。为此目的，英印政府还匆匆拼凑了一个“西藏边境委员会”。除荣赫鹏外，还有在西藏边境地区任职十余年的惠德、会讲藏话的炮手弗罗德里克·奥康纳少校，以及来自英国驻华公使馆的汉学家欧内斯特·韦礼敦。
1903年6月，荣赫鹏离开西姆拉前往大吉岭，开始了他此番武装侵藏的准备工作。在大吉岭，荣赫鹏与当地的英属印度政府官员一起，组织了一支由工兵部队、锡克部队组成的远征队。
6月、7月间，荣赫鹏一行进入已经处于英国控制之下的锡金境内的梯斯达河谷。这时，荣赫鹏接到了一道命令，指示他在确认西藏方面已有适当资格的代表等待他之前，不得进入西藏领土。
但是荣赫鹏侵藏心切，他决定利用英文中“你”和“你们”系同一词汇（在英文中均为“you”)这一点，对命令作了于己有利的解释一他自已停留在边境，派遣怀特、奥康纳两人率领200人的“卫队”闯入西藏岗巴宗的甲冈，以便造成进入西藏的既成事实，令英印政府不得不下最后的决心。
在甲冈，这支侵略军首先遇到了西藏岗巴宗宗本和当地人民的阻拦。
面对侵略者，西藏地方官员拒绝接收英人的任何信件，拒绝向拉萨转达口信，也拒绝在岗巴宗讨论任何问题。他们义正辞严地告诉荣赫鹏，要想谈判，必须先从西藏境内退出去。
但荣赫鹏一伙却凭借自己的新式武器，利用西藏人民奉命不许开第一枪这一点，赖在岗巴宗不走。他们在岗巴宗修筑工事，探查地形，走访寺院，打猎，散步，采集各种地质学、植物学和动物学的标本，丝毫不把中国的主权放在眼里，在岗巴宗驻扎了5个月之久。
实际上，荣赫鹏此行既不是要进行什么边境谈判，也不是为了驱除俄国的影响。在1903年8月写给政府的一份备忘录中，他道出了此番侵藏的真实目的：
要取得一个有利的战略地位，一方面防止北方的沙俄势力横跨亚洲，与南方的法国势力相连；一方面策应英国在中国四川的经营，使英国的在华势力从西到东连成一片。
寥寥数语，已经把英帝国主义者的野心及发动此次侵藏战争的战略意图和盘托出了。
5、清廷与西藏地方的矛盾为了给即将开始的侵藏战争做好准备，英印政府不断派遣锡金、不丹和尼泊尔的边民充当间谍，乔装进藏搜集情报，打探消息。
距离岗巴宗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名叫拉冲的锡金小镇。
那里经常有人到西藏日喀则一带经商或者务工，英国人也经常从他们当中物色间谍。1903年7月中旬，奥康纳派了两个拉冲人到日喀则去，几天后，传来了他们已经被捕的消息。
这一事件也成为英国发动侵藏战争的借口。
得知英人再度闯入岗巴宗的消息后，十三世DALAI喇嘛一面向驻藏大臣裕钢报告，一面准备以武力抗击英军的入侵。
他还罢免了以噶伦夏扎为首的少数主张同英国和谈，反对武装抵抗的官员。
清政府接获英军再度侵藏的奏报后，即命令裕钢亲赴岗巴宗与英人谈判，阻止英军继续深入藏境。
但是十三世DALAI喇嘛鉴于1888年的第一次抗英战争中，驻藏大臣升泰反对武装抗英和坚持要西藏退兵议和的错误政策，坚决反对驻藏大臣裕钢派员赴边境与英人谈判议和，并拒绝为裕钢前往边境支派乌拉。
裕钢只好向皇帝奏报西藏情况。
他在奏折中说：
“查藏番用兵御侮之志，牢不可破，虽经百般开导，该番等谓从前隆吐之役，藏虽败绩，犹可恢复，因升大臣力阻战争，以致失地，此次如再阻用兵，是藏臣又将误事，等语。且自前次请转调兵夫马，钢未照准，以后番众四处严密征调，并不知会藏臣，情殊叵测。
至前失隆吐，归怨升泰阻战…是战之一字甚难阻止，恐非战后不能议和也。”
这段话从侧面反映出当时西藏人民对于英国侵略者的仇恨，对于清政府和驻藏大臣的失望和不满，也反映出西藏人民坚决抗击侵略的决心以及当时一味投降退让的清朝官员在西藏的尴尬处境。
裕钢无计可施，只好辞职。
1904年2月，新任驻藏大臣有泰抵藏。有泰初抵西藏，人地两生。此时，西藏地方的政教大权已掌握在十三世DALAI喇嘛手中。
为了抗击侵略者，西藏地方政府在1903年底向全体僧俗民众发布了征兵的命令。
6、第二次侵藏战争的开始就在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备战之时，英军在岗巴宗停留数月之后，却又一次主动撤兵了。
荣赫鹏本人也于10月中旬离开岗巴宗返回西姆拉，奉英印政府的命令，就下一步的行动进行磋商。10月26日，英印政府电告伦敦英国政府新任印度事务大臣圣约翰·布罗德里克，称根据荣赫鹏的报告：
“盖西藏人民固极愿与我发生关系，且态度亦至和蔼，惟揽有政教大权之拉萨诸喇嘛反对耳。”
英印政府认为，既然已经提出要在江孜开埠通商，不派兵前往江孜，便不足以威胁藏人，迫其让步。
印度事务大臣布罗德里克于10月29日复电印度总督寇松，在暂时拒绝批准英印政府进军西藏要求的同时，又要寇松在复电中“估计一下远征(西藏)的费用，并对保证交通运输所需部队的数量作一报告”。
寇松于11月4日给布罗德里克拍发了一封冗长的电报，说明拟议中的进军西藏的种种理由，还说只要一支小部队，15.3万英镑，即可完成这次远征。
在伦敦，内阁于2天后再度考虑了英印政府的要求，并在复电中做出如下的指示：
鉴于西藏人最近的所作所为，陛下政府感到不得不采取行动，据此，他们（英国政府）批准使团前往江孜。但是，政府明确认为，不应允许由此而导致占领西藏，或对西藏事务的任何方式长期干预。
前往江孜应该是为了达到赔偿这一单纯的目的，一旦获得赔款，即应实现撤退。陛下政府认为需要采取拟议中的行动，与此同时，并不准备在西藏设立一个常驻使团。坚持要求获得在该地区的贸易便利的问题，也必须根据本电所传达的决定予以考虑。
11月6日的这封电报实际上批准了以寇松为首的英属印度政府筹划已久的入侵西藏的军事行动，但同时又对这次军事行动的最终目的做了种种限制。
1903年底，英印政府远征西藏的计划最终获得了英国政府的批准。第二次侵藏战争就此开始。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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