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泽东同志的发言有看法！”
此言一出，惊得毛主席顿时回过头，他万万没想到说话的居然会是凯丰。而会场里一片赞同支持毛主席的声音也渐渐冷了下来，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在了凯丰的身上，想要看看他还会说出什么来。
“你毛泽东懂什么是马列主义？顶多是看《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打仗！”只见凯丰急吼吼地冲着毛主席说道。毛主席没想到凯丰居然拿他没出过国来攻击他，而且话还说的那么难听，在一片哗然声中，毛主席强忍着心中的怒火反问道：
“你说我靠《孙子兵法》打仗，请问你读过吗？”
被毛主席这么一问，凯丰顿时手足无措，不知该如何回答。毛主席继续追问道：“既然你没有读过，又怎么知道我是靠《孙子兵法》打仗的呢？”
在毛主席的一再追问下，凯丰只好悻悻地坐了下来，但嘴上仍然坚持着自己的意见：“反正邦宪同志不能交权，谁正确，谁错误，走着瞧！”
……
这一段风波发生在1935年的遵义会议之上，这一次会议重新确立了毛主席在党内的地位，而凯丰则因为在会议上的表现，被暂时停止了九军团中央代表的职务。
凯丰原名何克全，出生在江西萍乡一户富庶的家庭，正因如此，凯丰顺利地读完了小学，并考入了萍乡中学。刚进入中学的前两年，凯丰还只是一味地埋头读书，直到第三年，学校来了一批北大毕业的教员，让整个学校的风气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凯丰由此开始接触到新思想。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萍乡各界奋起响应，萍乡中学成立学生会，凯丰被选进学生会工作。同年，凯丰中学毕业考入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但四处蔓延的革命情绪已经让他无心读书，经常逃课躲在寝室阅读进步书刊，还积极在校刊上发表文章。
1927年，凯丰经人介绍加入共青团，大革命失败之后，凯丰在组织安排下转移到了上海，之后启程前往苏联学习。1930年回国之后，凯丰由秦邦宪介绍转为中共党员。
由于上海党中央遭到破坏，凯丰奉命前往中央苏区工作。六届五中全会召开后，凯丰被增补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之后还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遵义会议召开后，秦邦宪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归咎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力量的强大，而将一些轻描淡写的错误归结在自己身上。在不知内情的人听来，秦邦宪的报告无懈可击。
在秦邦宪之后，周恩来作军事报告，一针见血地指出失败的原因在于指挥上犯了错误。在秦邦宪宣布会议围绕他和周恩来的报告发言时，会议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直到毛主席抽完手中的香烟，用脚捻灭了烟蒂：
“我不同意邦宪同志的报告。”
随后，毛主席有理有据地阐述了自己不同意的理由。这一番发言立刻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张闻天和王稼祥不失时机地站了出来，态度明确地表示不同意秦邦宪的报告。紧接着，朱德、刘少奇、陈云等人，争先恐后地将心中的意见毫无保留地吐了出来。
会议一边倒的风向，让静观会议进程的凯丰惊呆了。为了维护共产国际的权威和党的组织纪律，维护秦邦宪对红军的绝对领导权，凯丰头脑一热站了起来，对毛主席进行了一番冷嘲热讽。
结果在毛主席的反问下，凯丰不但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还遭到了中央的批评。
不过仅仅过了两个月的时间，凯丰就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遵义会议之后的战况，让党内一部分人没有完全服气，开始小范围讨论要求撤换领导，而凯丰则以自己的判断力，认为只有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才能走出陷阱，因此在一次领导干部会议上，凯丰当众作了深刻检讨，坚决拥护毛主席的领导：
“谁反对毛泽东同志，我就反对谁！”
1935年6月，政治局会议否定了张国焘的主张，凯丰明确表示支持北上，并撰文发表批评张国焘搞西北联邦政府的行径。后来张国焘另立中央，凯丰都旗帜鲜明地维护以毛主席为代表的中央，坚决反对张国焘的分裂行径。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凯丰被委任“少共”中央书记，受命筹备组建共青团中央局。瓦窑堡会议之后，凯丰随毛主席一起东征，完成了东征后的宣传任务。
1937年，凯丰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在指导批判张国焘的工作中，凯丰不恰当地将四方面军贬成了“土匪”、“军阀”的队伍，给四方面军官兵带来了很大的压力，最终酿成了许世友等三十多人“拖枪逃跑”的悲剧。
所幸毛主席及时出面化解了这场“危机”，在毛主席的批评之下，凯丰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后来，在政治局召开的批判张国焘的会议上，仍由凯丰作主报告，并到抗大指导这场斗争。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凯丰被派往武汉工作。在王明企图将武汉搞成第二中央时，凯丰坚定地和周恩来站在一起，对王明的非法活动表示严厉反对。后来武汉危机，凯丰随长江局迁往重庆，凯丰成为南方局六个常委之一，并担任南方局宣传部长。
1941年延安整风运动拉开序幕后，毛主席为了解决文艺界存在的一些问题，和凯丰一起找了几十位文艺家谈话。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毛主席和凯丰联名召开了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这也是毛主席一生中唯一一次与人联名召开会议。
这一次会议由凯丰主持，许多问题都由他处理，后续的工作也由他部署。
1945年党的七大召开，在选举中央委员时，代表们认为凯丰当年积极推行“左”倾路线，又在遵义会议上公然反对毛主席，拒绝为他投票。为此，毛主席特意安排凯丰在大会发言时，对过去犯的错误作检查，并向代表们做了三次解释工作。
尽管毛主席竭尽所能解释，最终凯丰还是落选了，毛主席对此感到十分无奈和惋惜。
新中国成立之后，在东北工作多年的凯丰兼任沈阳市委书记。当时他发现中宣部编拟的一部宣传片中有领导人的镜头出现，便将这一情况直接反映给了毛主席。高岗得知这一情况后，认为凯丰是瞧不起自己，两人因此发生了一些摩擦。
后来，毛主席专门给高岗发电报，肯定了凯丰的行为，对凯丰给予了支持。
1953年，凯丰奉调进京，担任中宣部副部长，后来胡乔木暂时离开中宣部工作，毛主席特别批示，让凯丰列席中央会议。遗憾的是，仅仅一年多时间后，凯丰旧病复发无法继续工作，不得不住进了北京医院。
经过医生诊断，发现之前给凯丰治过病的医院都误诊了，认为凯丰患的是肝硬化，其实是肝癌晚期。
在凯丰住院期间，邓小平、陆定一等领导人都到医院看望过他，并对治疗方案给予了特别关照，毛主席得知后也派人前去探望，并捎信安慰：“放下过去，好好治疗！”
然而，病魔无情，1955年3月，49岁的凯丰在北京医院悄然离世，中央办公厅发布了讣告，在治丧委员会的名单上，邓小平担任主祭，陆定一、徐特立、杨尚昆等人陪祭。
追悼大会之后，凯丰被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凯丰和毛主席这一对老战友，以挖苦开始，最终以钦佩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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