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方法庭到省高院，三次审理，两次胜诉，一次逆转——河南柘城县居民林红（化名）与农业银行的一场存单纠纷，将历史交易追溯的复杂性推至台前。因林红身体不便，2004年，其母亲赵颖（化名）以女儿名义替她存入近四万，却在2020年取款时被告知账户早已用借记卡取走，银行称资金经理财投资、转存后支取完毕，而林红方质疑操作未经授权。案件历经一审、二审均判银行赔付，却在2023年终审阶段因途径存疑的笔迹鉴定和“监护人操作合理性”被改判驳回。
一、一审二审：银行举证不力成关键对于林红方而言，一审、二审的胜诉是法律程序对其诉求的明确支持。2020年，林红方起诉某国有银行地方支行，主张存折资金遭异常转移，要求返还存款本息。案件核心争议在于：存折关联的借记卡是否由林红或其监护人赵颖办理，以及后续资金操作是否合法。
根据判决书显示，2004年4月20日，有近四万被转入理财账户，同年10月理财赎回后转存为定活两便存单，11月该存单本息均被支取，其中1万元转入她们并不认识的案外人臧某账户。林红方坚称从未办理过借记卡，也未曾授权任何理财投资或转存操作。银行则辩称，因业务年代久远，部分原始凭证已无法提供，但交易流程符合当时系统记录。
关键争议点在于交易单据上的“林红”签名。赵颖当庭否认所有单据签名的真实性，并称“女儿无法书写，所有事务由我代办，但从未签过她的名字”。银行申请对签名进行笔迹鉴定，但因检材时隔17年，缺乏同时期样本，两家司法鉴定机构均以“不具备鉴定条件”为由退回委托。法院认为，银行作为掌握交易系统及原始凭证的一方，既无法证明借记卡开卡、理财申购等环节的合法性，又未能解释资金转入他人账户的合理性，故一审判决银行赔付本息。2021年二审中，法院再次强调“银行未能完成举证责任”，维持原判。
两次胜诉让林红方坚信，法律程序已对银行“未尽审查义务”作出清晰界定。然而，一份笔迹鉴定彻底改变了结局。
二、终审逆转：笔迹鉴定与“监护人操作”成争议焦点2023年，银行向某省高院申请终审，主张两点：一是交易流程符合银行业务惯例，“不存在盗取可能性”；二是即便林红真的不知情，理财或者转存行为其都为受益者。终审期间，法院以赵颖2020年的客户申请单和1979年干部履历表签名作为样本，委托第三方机构对2004年10月22日的两份定活存单转存凭证进行笔迹鉴定。结果显示，该两份单据上的“林红”签名与赵颖笔迹一致，但同年11月支取存单背面的签名非赵颖所写。
银行据此认为，转存行为由监护人完成，符合其管理被监护人财产的职责，而存单支取时虽签名存疑，但银行已按流程交付存单，“客户自行支取的风险不应由银行承担”。林红方则反驳称：转存单据签名即使为赵颖所写，也不能证明其同意资金被转入他人账户，且关键取款环节的签名真伪仍未厘清，银行始终未能解释1万元转入臧某账户的合理性。
某省高院认为赵颖作为监护人，其代办转存业务属于正常履职，银行交付定活存单符合交易惯例，客户后续如何处置存单“超出银行控制范围”。尽管支取环节签名存疑，但“无证据证明银行存在过错”，故改判驳回林红诉请。
这一判决意味着，尽管两审法院均认定银行举证不足，但终审凭部分签名真实性及“交易惯例”，作出了不同事实认定。林红方质疑：“为何两审认定的程序规则，在终审出现不同事实认定标准？”
三、当事人诉求：程序规则与事实认定的争议“两次胜诉到最后却被驳回”的结局，成为萦绕在他们心头的难题。其坚持要求“维持原判”的核心诉求，直指终审判决的逻辑矛盾：首先，银行始终未能提供2004年借记卡开卡申请表、理财协议等原始材料，仅以“系统记录”抗辩，而两审法院早已认定此类证据缺失构成“关键漏洞”；其次，终审笔迹鉴定仅覆盖转存环节，支取存单的签名真伪及资金流向疑点仍未解决，“用部分签名真实性推导全部操作合法，是否属于证据衔接问题？”最后，赵颖作为监护人，其职责限于财产保全，而理财投资本身具有风险，“转存签名成立，是否等同于同意资金转入他人账户？”
林红方强调，两审判决严格遵循“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在银行未能自证无过错的情况下判令担责，而终审却以“历史业务特殊性”减轻银行举证义务，实质是程序适用的争议。这场诉讼拉锯战背后，既是金融机构对历史业务留痕不足的反思，也是司法实践中如何平衡“证据规则”与“事实推定”的深刻命题。
结语：程序规则与事实认定的博弈从两审胜诉到终审改判，这场诉讼的结局既揭示了金融机构对历史业务留痕的不足，也折射出司法实践中证据认定的现实挑战。对当事人而言，其核心诉求仍指向银行在关键环节的举证缺位。案件背后，金融机构的留痕义务与司法审查标准的平衡问题，或将成为类似纠纷的重要参照。
当历史交易遇上法律程序，它的客观还原存在现实难度，但如何在规则与公正之间寻找更稳妥的路径，仍是值得深思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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