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法,也就是改革,革命。
在历史上,往往,其过程是革了别人的命;而最后结果,自己的命也被革了。
战国时期的李悝在魏国变法,吴起在楚国变法,过程和结果皆如此。紧随其后的公孙鞅,虽有前车之鉴,也没逃出这个怪圈。
公孙氏,名鞅,卫国人。
公孙鞅辅佐秦孝公,积极实行变法,成效显著;同时亲自带兵,开疆拓土。从而秦国富裕强大,奠定了后来统一天下的基础。
公孙鞅也因功被赐予商于十五邑,号为商君,史称商鞅。
新君继位,公孙鞅即被指为谋反,被迫战败而死,尸身车裂,全族被杀。
从表面上看,是世袭贵族势力反扑,或者是皇亲国戚报私仇,或者是维护统治的需要,致公孙鞅于死地。
然而,公孙鞅被诛杀的结局,既是历史规律的必然,也是其个性使然。从某种程度上讲,是他一直在为自己挖坑。
公孙鞅并非坐以论道的书呆子,而是颇有头脑和才干。
其一,公孙鞅年轻时喜欢刑名法术之学,并向尸佼学习杂家学说。是为经世致用之学,而且以博采各家之说见长。
其二,公孙鞅曾投在魏国国相公叔痤门下任中庶子(侍从官),颇受看重。
公叔痤病危时,魏惠王让他推荐人才,公叔痤建议将国事托付给公孙鞅,否则就将其杀掉,以免他投奔别国而威胁魏国。随后,公叔痤赶紧召来公孙鞅,建议他赶紧逃离魏国避祸。
公孙鞅震惊之后,做出了睿智的分析判断:惠王应该不会重用自己这样的无名之辈,也就不会顾虑自己被别国任用而杀害自己。因而公孙鞅并未马上逃走。
事实的确如此,公孙鞅平安无事。
后来,公孙鞅到秦国,目标明确,方式简单粗暴直接,淋漓尽致。
求见秦孝公
秦孝公励精图治,发“求贤令”,不惜开出最优厚条件--裂土封国。
于是公孙鞅就带着葵花宝典--李悝的《法经》,千里迢迢直奔秦国,显然是想在秦国实行变法。这个职位非我莫属!
他先投到秦孝公的宠臣景监门下,由其引荐给秦孝公。只经过景监一个中间商赚差价,公孙鞅就直接面见Boss应聘。
公孙鞅面见了两次秦孝公,侃侃而谈,但都使秦孝公昏昏欲睡。可能是水土不服以及心态、气场有差异,对行业态势、企业文化的观点不同,而导致俩人难以同频共振。秦孝公也为此迁怒景监。
随后公孙鞅及时做了反思,请求第三次见孝公,景监犹豫之后还是硬着头皮安排了。
可见,公孙鞅的秦国之行,就是抱着不撞南墙不回头的信念。毕竟双程机票好贵的。
这次,俩人得以愉快地聊天,“语数日不厌”。
商鞅属于卫国皇室,但属庶出,是贵族中的屌丝;秦国属于被中原诸侯鄙视的夷狄之国,秦孝公是国君中的屌丝。
两个屌丝都有着强烈的成功欲和逆袭的目标。
确认了眼神,彼此就是要找的人!变法舆论准备
秦孝公想学魏国、楚国一样变法图强,但考虑到秦国保守的政治面貌现实,就召开了讨论会。
在会议上,世袭贵族集团的代表甘龙、杜挚等明确反对变法。他们认为最好按照老规矩老路子走,政府轻车熟路,老百姓也安生。
而公孙鞅却严词驳斥,认为只有大胆革新、更改礼制,才能缔造王业;如果因循守旧,不知变通,就会亡国。
公孙鞅以历史进化的思想驳斥了旧贵族的“法古”、“循礼”的复古主张,为实行变法作了舆论准备。也使秦孝公铁定心要变法图强。
公孙鞅咄咄逼人,貌似占了上风,却让甘龙等弄了个面红耳赤,下不了台。
从此,公孙鞅走上了与秦国旧贵族针锋相对的不归路。
变法分割了旧贵族阶层的利益
公孙鞅变法的主要目的是重建统治阶层秩序。与之对应,变法的重点内容是废除世卿世禄制度,削弱特权。
秦国奴隶主贵族势力很强大,长期掌握着朝政和军队,控制着国君,这也导致发生过多起强臣弑君的悲剧。
当时奴隶主贵族已是建立君主集权制度的障碍,是国家实力的分裂者,但是秦孝公不能与之立马翻脸决裂,于是借变法之名,由公孙鞅做急先锋。
变法,在经济、政治上限制了旧贵族的既得利益,革了他们的命。
变法的目的并不是使老百姓受益
在变法的舆论准备阶段,公孙鞅就公开声明“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认为老百姓是愚昧的,只需听从国家强制安排、乐见其成就行了。
老百姓就是吃瓜的,没资格也没能力共商国事。他从骨子里轻贱老百姓。
他还认为:“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国家必须在百姓富裕后“合理”拿走他们的财富,让他们再度陷入贫穷。如此,才会重新激发百姓的求富动力,他们为生存而疲于奔命,就会对国家产生贡献。
“必须“弱民”、“愚民”,国家才会强盛。”于是在公孙鞅变法的内容中,改革户籍制度、奖励耕织、重农抑商,“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百姓只许务农,从事其他职业以及懒惰而致贫困者,全家没收为奴。
虽然,公孙鞅变法的结果在客观上使老百姓得到了红利,但是他从出发点以及变法内容上,根本就没把人民的幸福放在重要位置,甚至是国家割韭菜、薅羊毛的对象。
为达目的而践踏信义
公孙鞅带兵进攻魏国时,魏国派公子卬迎战。
两军对峙时,公孙鞅派使者送信给公子卬说:
“我当初在魏国任职期间与公子您相处的很愉快。而如今你我成了敌对两国的将领,怎么忍心交战呢。不如你过来,咱们立个盟约,顺便痛快地喝几杯叙旧,然后各自撤兵,让两国相安无事。”
不论别人信不信,公子卬是信了。赴会时,却中了公孙鞅的埋伏被俘。公孙鞅乘势进攻,魏军大败。
虽说兵不厌诈,但以友情、盟约诱诈对方,确实不厚道。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公子卬讲信义,而公孙鞅厚黑学用的极致。
这也与公孙鞅变法时“立木为信”、不避权贵等立信行为形成强烈对比:立信不是信仰、目的,而是幌子、手段。
后来公孙鞅被通缉而投奔魏国时,却被拒绝入境。这就是失信的后果,地球人都鄙视你,拉入黑名单,不给你发签证!
公孙鞅失去了这个逃生出口,无奈之下回国造反,被秦惠王痛下杀手。
为变法立信而拿主人开刀
公孙鞅变法的目的是为了秦国富强,则根本受益者是嬴氏。因而变法成功的根源在于秦孝公的支持,也即是靠统治威权支撑。
第一次变法,太子嬴驷触犯了新法。
太子是储君,不能施以刑罚,于是公孙鞅就处罚了太子的老师嬴虔,嬴虔可是秦孝公的亲哥啊;对另一老师公孙贾处以黥刑。黥刑就是在脸上刺字后涂上墨炭,擦洗不掉,是罪犯的标志。
第二次变法,嬴虔犯了新法。
二进宫啊,则被公孙鞅处以劓刑,即割了鼻子。嬴虔没脸见人,此后八年闭门不出,忍辱偷生。
公孙鞅不避权贵、刑上大夫,有力推动了变法的推进。但是打人不打脸,这下可好,脸也丢了,鼻子也没了。公孙鞅重重羞辱了皇亲国戚,与其结下了梁子。
既然你玩真的,那么大家以后就没法愉快地玩耍了!
皇亲国戚本应是统一战线,公孙鞅却将其踢进了敌对阵营,只将筹码系于秦孝公一人,这无形中是给自己断了后路。
人亡政息,孝公一死,商鞅必然凶大于吉。
太子嬴驷继位为秦惠王,妃子就是芈八子,也就是《芈月传》的历史原型。公孙鞅告归。
变法的红利被继任秦惠王得了,成为政治资产;商鞅则成了多余的人,对于新君而言,成了政治包袱。
秦国的接班人也就成了公孙鞅的掘墓人。嬴虔等人则趁势拿陈年旧事告发公孙鞅“欲反”。秦惠王也顺水推舟。
公孙鞅被逼造反,失败战亡,尸身被带回咸阳处以车裂后示众,全家被诛灭。
一顿操作猛如虎。有人爽快,有人痛苦。
只要达到目的,手段无底线,信义可践踏,苍生如蝼蚁┉
在商鞅创造的顶层设计体系里,国家和民众成了对立的概念。
西汉贾谊曾评价:“商君违礼义,弃伦理,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
近代曾国藩评价:“至秦孝公,捐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苟以取强因而矣。”
公孙鞅滥用酷刑的行为招致普遍怨恨。《史记·商君列传》评论道:“残伤民以骏刑,是积怨畜祸也。”
汉昭帝时的《盐铁论》认为,商鞅创建的严酷刑法制度,是造成秦朝二世而亡的潜因。
结果就是,除了秦孝公,商鞅得罪了秦国的反对派、中间派、民众以及国外援助势力,自成一派,势单力薄。
公孙鞅的处境、操作方法和当年吴起在楚国变法一样,而且比吴起更加果断狠辣。俩人的结局也是一样——身败名裂。
法家实用主义者的所作所为,应了儒家孟子所说的“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
重战尚武的公孙鞅是个冷血的“国家主义”打手,是中国历史中从未消失过的恐怖幽灵。
商鞅的思想在死后经过发展逐渐形成一门学派,名为“商学派”,并且逐渐成为秦朝的思想主流。
后世很多君王、酷吏都奉其为统治利器。
在现代国外,则被称为军国主义、法西斯。
变法是一项巨大的政治战略工程,而不是一个人就能够完成的工作项目。
变法图强是个好事,但如果一味追求目标而不注意方式方法,急功近利,可能完成了绩效指标,但往往会迷失初心,失去人心。
公孙鞅因变法成功、战功卓著,被赐予商于十五邑,号为商君。达到人生巅峰。
公孙鞅一时如日中天,是全球媒体的高频词,位居全球名人榜前列、秦国最有权势的人,是闻名天下的IP。
《战国策》中说秦孝公临终前想让位于公孙鞅,后者坚辞不受。一个高风亮节,一个头脑清醒。这和后来三国时期的刘备说让位给孔明一样。难消化的东西最好不吃,即使看起来很诱人。
职业经理人毕竟是打工的,光环和流量大过老板,那江山岂不是要变色、易主?
象公孙鞅这样的空降的职业经理人,台风往往是这样的:狐假虎威,被借刀杀人,接着卸磨杀驴,然后被杀。而刀柄始终在主子手上。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公孙鞅被除掉后,秦惠王继续执行其新法,且下令不准任何人反对或试图修改新法。
可见,秦惠王要灭的是公孙鞅的生理肉体及其负面精神影响,而不是反对变法图强这件事。
这是帝王之术,是商鞅的厚黑之术的最高段位。
商鞅之死,从人生的层面讲,为了目标而不在乎手段,不惜把事作绝,不留后路;从社会发展的层面讲,几乎是历史上所有改革者的共同宿命。
中国历史上的变法先驱---李悝、吴起、公孙鞅,三人同款,标签、人生轨迹高度一致:
都是卫国人,都出国留学、发展,曾同时期在魏国担任高管、共侍一主,三人先后在三个国家主持变法,三人最后都死于变法。
历史的车轮继续前行,变法者前仆后继。后来有北宋王安石、明朝张居正……宿命基本相同。
他们就象灿烂的流星,划过漫漫历史的夜空,快速地自燃陨落。
但是,他们积极进取、推动社会发展的伟大精神,与日月同辉,永远不会磨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