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9470/j.cnki.cn22-1417/c.2020.06.002
人的理性为什么也容易犯错误
人是理性的动物，人之所以是万物之灵，就是因为人具有理性，我们人类藉助于理性，创造了文明与科学，并增进了人类本身的福祉。
所谓的决策理性，就是人类在决策过程中运用的理性思维，更具体地说，决策理性就是不同时代的人类，在对风险、成本与收益的全面综合考量的基础上，运用自己所掌握的知识与信息，通过分析、推理与判断的思维活动，为实现主体设定的预期目标，而力求作出最佳行动方案的思维过程。
所有的人，无论哪个民族，无论哪个时代，无论做任何事情，小到去附近商店购置某种型号的电饭锅，大到是否决定对某国开战，实际上都是在使用人类的决策理性。人类的历史，说到底，就是人类在面临挑战与压力时，不断作出自己的行动选择的过程，因此也是人类运用自己的决策理性藉以趋利避害，实现预期目标的过程。
然而，我们不能对人类的决策理性抱有过高的评价。人类的决策理性是有其缺陷与局限性的。这是因为，人的理性不可避免地受到决策者的主观因素的干扰与支配。
首先，它容易受决策者固有的文化偏见、陈旧过时的信条与原则的支配。其次，它容易受决策者本身的知识结构的影响，偏执的或过时的知识结构，会对信息作出错误的解读，从而影响决策的正确性。第三，人类的决策思维还容易受信息的不完全性的干扰或支配，错误的或不完整的信息，会直接导致决策的错误。除此以外，人是有感情的、有特定情绪状态与心理状态的动物，人在决策时，也会受到他自己未必意识到的情绪状态、下意识、不稳定的心理因素等非理性因素的干扰。甚至有时决策者在特定条件下的浪漫激情，也会干扰决策行为。
希特勒与库尔斯克战役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人类决策理性犯错误的概率，与人们非理性的主观因素的干扰程度成正比。
我们可以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著名的库尔斯克战役为例子。在发生于１９４３年的这场堪称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坦克大战中，苏德双方共出动８０００辆坦克，双方动员的总兵力达到２８０万人，苏军阵亡１７万人，德军阵亡４万人。从双方伤亡比来看，德军实际上已经基本取得胜利。
但在决战的最关键的时刻，希特勒突然接到英法盟军已经在意大利西西里登陆的消息，他对身边的人说：“今天我的心情非常不好。”事实上，正是在高度不安的情绪干扰下，他作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他不顾一切地命令从前线撤出主力部队，改赴西战场。这就造成苏军从被动变主动，并向全世界宣称自己是库尔斯克战役的最终胜利者。
德军在库尔斯克的撤退，实际上在关键时刻挽救了苏联。直到二次大战后很多年，人们才从军事档案中得知真实的情况，与苏联战时的宣传完全相反。这是决策理性受非理性的情绪因素支配，造成决策方的消极后果的一个典型案例。
决策理性不同于科学理性
由此可见，实验室里的科学家运用的科学理性，与决策理性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前者面对的变量因子相对有限，被考察对象相对封闭，情绪与文化因素对主体判断的干扰影响相对较少；而后者，即人类的决策理性，却受决策者主体的情感、心理素质、浪漫心态等非理性因素的影响，受他本人的知识偏见、意识形态执念、文化定见与习俗偏见的干扰的概率，远远要高得多。
从历史上看，不同的国家与社会，在关键时期所作出的关键选择，大多数是由该国的统治精英所作出来的。而统治精英个人的决策理性，却受诸多个人主观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有时连他本人都未曾意识到。精英正确的决策，会让这个民族在山重水复的艰困中走向柳暗花明，而精英错误的决策，则会让一个民族陷入长期灾难的深渊。精英的决策理性，也就决定性地影响了这个民族的历史命运。
下面，本文将对１９４１年底开始的太平洋战争中日美两国决策精英的互动过程来考察这场战争是如何爆发的。这次战争对中国的命运有着巨大的影响，通过历史上的统治精英的决策思维这一特殊角度来考察战争发生的经过，会对我们理性地从过去的历史获得教益具有重要的意义。
太平洋战争前两年，美日决策层都没有想到要打仗
太平洋战争发生于１９４１年１２月，在此一年以前，日本与美国之间的信任虽然已经下降，但日美双方都没有想到会发生战争。
日本根本不想进攻美国，日本是个贫油国家，只能生产本国需要的全部石油的１５％，其余的８５％的石油必须依赖进口。当时中东的石油还没有被发现，日本进口石油的９０％是由美国生产并提供的。其次，美国每年还向日本提供数百万吨的废钢铁，这是资源缺乏的日本打仗必需的，日本人都知道，美国的综合国力是日本的１３倍，没有人认为与美国开战是明智的。日本国力根本无法长期支撑对美国的战争。
同样，美国也不想与日本打仗。１９４０年９月以前，美国虽然对日本侵略中国表示不满，美国传统上是孤立主义的国家，它虽然在道义上也支持中国，但却对１９３７年爆发的全面中日战争基本上保持中立。美国不断把废钢铁与石油卖给日本，从中日战争中获得商业利益，也是它乐于保持中立的原因。
自认为聪明的日本人却连续犯了两个低级错误
然而，在此后一年多时间里，日本帝国的决策者们却连续犯了两个他们自己没有想到的低级错误。
日本的第一个低级错误是，它在１９４０年９月加入了德意联盟。日本外相松冈洋右从欧洲访问回来后，到处鼓吹加入德意同盟的好处，这个人当时被认为是精通国际问题的专家，被公众认为是绝顶聪明的日本人。在他的鼓动下，日本加入了德意同盟。
日本之所以这样做，说起来，还是为了避免与美国打仗。日本人的想法是，只要军事上最强大的三个国家联合起来，美国以后就不敢对日本说三道四了。日本人还认为，当时德国与苏联关系看上去还很不错，希特勒与斯大林称兄道弟，打得火热，说不定连苏联不久以后也会参加这个同盟，那世界上最强大的四个国家———德、意、日、苏都成为盟友，日本也就所向无敌了。
在日本人看来，有了三国联盟这个资本，还更有利于以后与美国之间讨价还价。然而这件事情产生的结果却恰恰相反。这是因为，日本这样做，就触犯了美国人的根本利益，美国认为，德国将在欧洲称霸，日本将在亚洲称霸，前者将使美国失去大西洋的通商自由，后者将使美国失去太平洋的通商自由，这种前景是美国万万不可能接受的。在美国人看来，德国已经是美国的敌人，与美国的敌人结盟，当然日本就成了美国的敌人。
于是，美国作出了对日本禁运废钢铁的决定。美国从中立立场转向对中国抗战的支持。１９４１年３月，美国与中国签定租借法案，将价值１６亿美元的战略物资运住中国，对于最困难时期的中国抗战，可以说是雪中送炭。
其实日本与德国结盟，日本精英们运用自己的决策理性所作出的这一历史决定的“性价比”实在太低了，除了虚张声势壮胆以外，对于日本并没有任何实际的好处。德国对于远在远东的日本帮不上什么忙。却让日本成为美国的敌人，日本的决策精英们根本不理解自己犯了致命的错误。
接下来，日本又犯了第二个更严重的决策错误。１９４１年７月，日本海军进驻了越南南部的金兰湾。
众所周知，日本是一个资源贫乏的国家，这始终是日本人的心头病。日本人认为，在欧洲战场上，荷兰被德国占领后，其在印尼的殖民地就成了无主地带，那里每年可以生产４５０万桶石油，只要把印尼石油弄到手，以后可以不必依靠美国供给石油了。而出兵越南金兰湾，就是为了前去印尼。于是，近卫政府逼迫法属印度支那政府同意日本进驻南越的决定。此后不久日舰进军越南。日本人这样做时，却没有想到越南金兰湾离美国殖民地菲律宾近在咫尺。
日本资深外交元老币原喜重郎得知消息后，焦急地赶到日本军部与军方交涉，他急切地问，军舰派出了没有？军方人士告诉他说，早已经在海路上了，币原大吃一惊，连说“糟了糟了”。因为他深知日本此举必将引起美国的敌对，作为资深外交家，他认为极为不智。日本军方却对币原喜重郎的反应大为不解，他们说，天皇海军要去的地方是印尼，而不是菲律宾，与美国有何关系？这完全符合日本人的思维。
美国的反应出乎日本人的意料
接下来发生的情况是，美国对日本进驻越南金兰湾的反应极为强烈。美国人认为，日本人已经威胁到菲律宾了，再说，与英国利益密切相关的新加坡，作为英美势力范围的南亚各国，也从此都会受到日本的威胁。这是美国万万不可接受的。于是美国从此开始，把日本看作是势不两立的敌对国。日舰进入金兰湾这一事件，就成为美日关系的分水岭。
接下来，美国总统罗斯福就要对这个敌国出手了，美国在１９４１年８月１日，决定迫使日本人与美国谈判，否则将全面禁止对日本出口石油。这是日本人原先万万没有料到的。一旦美国不再把石油卖给日本，意味着失去燃油的日本就会变成无灯的黑暗世界，更不要说打仗用油了。日本现有的存油，加上国内生产的原油，用不了多久，战争就无法进行下去了。因此，日本不得不与美国坐下来谈判。
美国人一旦出手，就让日本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
在以后四个月的日美谈判中，美国对日本提出的要求是，日本必须从中国全境撤军，包括１９３７年以后占领的华东、华南、华中与华北的所有地区，以及１９３１年占领的东三省，否则美国将中断对日本的全部石油供应。
在日本人看来，日本只是派几只军舰去了金兰湾，而美国却要求日本从中国全部撤军，完全不考虑日本为此已经付出了死伤几十万人的代价。美国的要价，太没有分寸感了，对于日本来说美国要价确实太高了。但美国坚持这样的要求，日本就陷入一个两难困境：如果拒绝美国要求，就会失去美国每年五百万桶的石油供应，日本现在的燃油存量只能再支持一段时间，以后日本将成为没有燃油供应的黑暗世界了；而如果满足美国提出的从中国全境撤军的要求，就相当于中国不战而胜，日本惨淡经营多年的侵华战争，在死伤几十万日本人之后，等于白打，日本中日战争从此宣告失败。
经过三个多月的谈判，最后日本还是决定有条件地妥协，日本人让步的内容是，只要美国不停止对日本的石油供应，日本可以从除东北以外的其他大多数地区撤军。也就是说，日本最终准备让步到从中国撤出除东北以外的９０％的军队，只保留华北少数军队防止中共，２５年后全部撤出。日本为此制定了甲案与乙案，只要美国愿意商议，日本还可以在撤军时间上再作进一步的让步。
日美谈判中主要分歧点是从“满洲国”撤军的问题，日本认为这是万万不可让步的，从中国东三省（即“满洲国”）撤兵，意味着“满洲国”的解体，日本决策层认为，这是根本无法向日本国人交待的。
然而，罗斯福的态度很坚决，他要求日本必须从中国全境撤军，因为日本占领东北是违反华盛顿公约的，是在道义上不允许的，美国１９４１年１１月提出赫尔备忘录，这是美国对日本的最后通牒。
美国人卡住了日本的脖子，却只以为按住了日本人的手
美国为什么那么强硬？因为美国人也错误地估计了日本人，当时的陆军部长史汀生私下认为，日本决不敢与美国打仗，美国对日本的压力恰到好处，足以使日本人让步，又不敢发动对美国的战争。美国的决策精英们并没有意识到这样做的后果，以为只是略施压力而己，事实上，美国人已经卡住了日本人的脖子，并把日本逼到死角，但却以为只是按住了日本人的手腕而己。
在这种情况下，偷袭珍珠港就成为日本军国主义者死里求生的唯一选择。在日本军国主义者们看来，趁此向美国发起突然进攻，只要精密计算得当，对美奇袭或许能险胜，一旦在太平洋上打败美国海军，让美国此后相当一段时间里一蹶不振，就会使美国没有干预日本的战争能力，日本就可以从此夺得南洋全部资源，这样又可以长期应付战争需要了。当日本被美国逼到墙角以后，赞成这种主张的人已经占绝对多数。其急先锋是统帅部。
日本人说，偷袭珍珠港是美国人逼出来的，日本舰队总司令山本五十六本来是个明白人，他留学过美国，也深知美国的实力，一直反对与美国开战，但此时在日本主流的压力下，只能寄希望于短期打一仗来别开生面了，他完全知道日本无法经受长期战争。而日本的普通大众，在军国主义长期煽动下，已经进入全民颠狂状态，任何理性务实的声音都已经淹没在军国主义狂热激情之中。
那么，美国人是如何应对的呢？美国人的决策理性是如何发挥的呢？从战后开放的档案资料中看，当时美国高层的决策精英们其实也并非神机妙算者，说实话，他们没有一个人想到日本与美国开战。
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就认为，日本根本经不起中断石油供应的严重后果。他的论点是，日本不管怎么恶劣，毕竟还是有理智的，不会同美国开战，因为资源短缺的日本等于自取灭亡。
罗斯福本人也根本没有想到日本会主动进攻珍珠港，根据美国驻日本公使格鲁的日记记载，罗斯福在开战前几天，还打电报给格鲁，这位美国总统在电报中认为，谈判破裂以后，日本有可能在菲律宾沿海做一些小动作。他根本没有想到，此时，远征珍珠港的日军舰队早已经出发了。至于社会上广泛流传的一种说法，称罗斯福故意刺激日本让其偷袭珍珠港，通过苦肉计来促使美国人参战，更是毫无根据的臆说，这个传闻的津津乐道者，也是对美国文化的无知者。
美国并没有做好战争准备
应该说，一旦美日开战，美国并非胜券在握。这场恶战充满各种变数，美国当时综合军事力量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强大。太平洋战争前美国军队的实际人数之少，可以说少到了与美国强大国力不相称的程度。
谁能想得到，在太平洋战争发生的前两年，１９３９年９月，美国军队总人数仅十七万四千人，只占全世界排名的第十九位；只有三个编制齐全的师，但兵员都不足百分之五十，这三个师分布在不同地点。
最令人难以想象的是，由于缺乏军事车辆，美国开国以来还从来没有机会进行师一级的训练。美国军队装备过时，没有一个装甲师。由于缺乏经费，只能每隔四年进行一次为期两周的军事演习，马歇尔新任参谋长时说，美军已经降为三流国家的军队。
直到太平洋战争开战前不久，美国全部军人只有２６万人，还不如日本最大可动员的军队５００万人的一个零头。
这些数据信息，我们可以从《史迪威在华经验》一书中读到。其实，这也并不奇怪，美国周围没有强敌，美国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它本来就不必为自己的国防有任何担忧。
中途岛战役中，日本军舰吨位数占绝对优势，美国由于幸运地破译了日本情报而险胜，如果中途岛战役中美国失败，历史的变数将会大为增加。
中途岛之战为日本丧失海权之始，菲律宾海战使日本海军丧失殆尽，从此已经没有了制海权。此后，塞班岛之战让美军获得了直接轰炸日本的基地。日本工业与军事所需要的大量原材料无法从国外获得，日本陷于资源枯竭困境。日本丧失空军军事再生能力，从此就进入恶性循环，元气不可逆地消耗殆尽。
美国利用自己的制空权对日本本土进行了毁灭性的轰炸，１９４５年３月９日晚上美军对东京进行大轰炸。此后几天内，燃烧弹让日本平民死亡近五十万人，八百万人无家可归，远超过广岛原子弹死伤人数，即使没有原子弹，日本也要战败。
美国最后毕竟胜利了，这是双方实力所决定的。开战时美国经济总量已经是日本的１３倍，１９４４年美国一年生产的战斗机可达十万架。日本在经济上无法支持长期战争，最终归于失败。
我们的历史书把这场战争看作是正义必胜的范例，这是对的，然而，真实的历史告诉我们，历史其实是充满变数与多种可能的。
太平洋战争告诉我们的历史事实是，日美双方并不是从开始就想打仗，然而日本人自以为聪明的两个低级错误———加入德意同盟与进驻金兰湾———却无意中挑战了美国的根本利益，轮到美国出手时，他只是为了维护自己利益，而并不想与日本开战，然而，美国对日本施加的压力超过了日本承受力。当美国卡住日本人的脖子时，却漫不经心地以为仅仅按住对方的手而已，美国也没有做好与日本战争的准备。
历史的吊诡是，双方的决策者都是本国的一代精英，智力超群，然而，双方政治精英各自的理性决策，却由于种种知识结构的偏颇，文化原因与信息不足，造成对对方的误判，这种误判的叠加，形成持续的恶性互动，却让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场战争从此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这是人类决策理性如何彼此互动导致战争的一个经典案例。
日美双方决策互动的启示
当然，这场正义的战争中，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成为最大的受益者。
１９４４年底冈村宁次的十八万大军已经打到贵州附近的独山，那里离重庆已经不远了。根据战后冈村宁次的回忆录，如果按他的预想，打败中国已经如囊中取物。
然而，由于美国的参战，由于太平洋战争中美国的节节胜利，让日本军部错误地预计美军将在中国温州一带登陆，打重庆，就如同远水不救近火，于是否定了冈村宁次建议攻打重庆的方案。从此，中国的抗日战争，在经历了最低谷状态之后，突然进入胜利在望的阶段。
八十年后，如果我们重温这段历史，我们会从人类的决策理性的互动中获得什么启示？如果我们抛开意识形态，单纯从博弈论与决策理性互动的角度来思考问题，这个案例，可以为增进我们的决策智慧提供许多有价值的东西。
曾经有学者统计过，在人类历史上发生过的战争中，至少有一半以上，是双方并不想打仗，却由于双方理性的误判，以及博弈过程中的恶性互动，而不可避免地走向战争的。一开始双方甚至是想通过某种奇招，来避免战争，以寻求本国的最大利益，然而，决策理性的误判，这种双方误判的叠加，使双方陷入恶性互动之中。在许多情况下，敌人是在不经意中，被不同国家的最聪明的人在互动中无意中创造出来的。
当然最后必须指出的是，本文作者只是从理性博弈的角度来考察这次战争，这次战争的正义性是毋庸置疑的，作为中国人，作为这场战争的受益者的后代，我对战争中殉难英雄们，永远抱着崇敬与感恩之心，但这并不妨碍我们通过对这场战争的考察，来分析人类理性的弱点。
人类总是过份相信自己的理性力量，但个人的理性往往是十分有限的，过度的聪明，往往就是过度的愚蠢。
保持对人类理性能力多一些怀疑之心，少一点自信，多一点谦卑，人类就会比过去更聪明。历史会让人更聪明，但必须经过成熟的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