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即便罪犯正常死亡监狱也很难处理？

#律师来帮忙# 在押罪犯死亡是监狱长期存在且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现行相关法律条文较为粗简，使得监狱在处理罪犯死亡善后工作时遭遇诸多盲点和难点。近年来，因罪犯死亡而引发的亲属质疑、无理索赔及上访闹访等事件频发。对此，监狱应坚守新时代监狱工作的政治方向，将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视为首要职责，妥善运用现有法律法规处理罪犯死亡善后事宜，以实际行动彰显法治公正，让罪犯亲属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增强对法律权威的认同，逐步培养起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风尚。 监狱‬的‬罪犯健康风险防控工作存在显著短板，未能做到对罪犯健康情况全覆盖、动态管理和主动干预。入监检查、年度体检及医师巡检能力不足，且监狱医疗卫生部门尚未建立起全面的健康管理数据信息化平台，仅对部分病犯或特殊病例实施专档管理，难以实时有效监控罪犯‬的‬身体健康水平。罪犯病情呈现复杂化趋势，总体发病率较高，且部分病种突发难防、致死率高。危重病犯保外就医程序繁琐，家属常因经济困难或不愿增加负担而拒绝办理。同时，救治证据保全缺乏系统性，职能部门间信息未完全整合。临终人文关怀措施也显得有限，病犯难以得到常人的关怀，遗体处理仓促，易引发家属情绪波动。 由于罪犯籍贯广泛，且多数原住地远离监狱，亲属鲜少探访，对罪犯的近况知之甚少。一旦突闻罪犯，尤其是因病猝死的消息，部分亲属顿感震惊，对死因鉴定心生怀疑。当善后处理未能满足其期望时，他们便以拒绝火化罪犯尸体为筹码，向监狱施压。亲属们坚信，监狱医院仅为内部医疗机构，并无医疗鉴定资质；同时，监狱负责罪犯因病死亡的鉴定，与“人民法院和司法行政部门不得设立鉴定机构”的法规相悖；即便检察院出具鉴定，其亲属仍会对鉴定内容、程序及法律效力提出诸多质疑。家属‬认为‬罪犯在监狱服刑期间离世，监狱难辞其咎，而因自然灾害等非违法因素导致的死亡，不应草率归为正常死亡。 监狱承担着确保罪犯人身安全、生命健康及生活卫生等多重法定职责。罪犯若患病，监狱应迅速组织医务人员进行诊断与救治，若监狱医务人员不具备相应资质或能力，则应及时将罪犯转至狱外医院接受治疗。然而，部分罪犯亲属虽明知罪犯死因，却为谋取私利，一再指责监狱未能保障罪犯生命权。家属‬指责‬监狱未对患病罪犯及时诊治，应承担因延误就医导致罪犯死亡的民事责任；监狱医院药品目录、诊疗项目、医疗服务设施标准不达标，医疗水平低下，是罪犯死亡的根本原因；监狱未履行救治罪犯的法定义务，未将患病罪犯转至医疗条件更优的社会医院医治，从而未能保障罪犯的生命健康权。 对于非正常死亡，如因工伤所致，本应适用2001年颁布的《罪犯工伤补偿办法（试行）》，但因该办法未能及时修订，补偿标准过低，实际执行困难重重。而对于正常病亡情况，《监狱罪犯死亡处理规定》（司发〔2015〕5号）明确指出，对不符合赔偿范围但家庭确有困难、符合救助条件的死亡罪犯近亲属，可按规定向民政部门申请救助。然而，在现实中，由于罪犯死亡发生在监狱，其亲属往往直接向监狱提出补助要求，而非民政部门。监狱则多以各种方式变通处理，致使‬各监狱处理费用不一，赔偿或补助金额往往取决于谈判技巧或亲属的要求程度，从而形成了小闹小赔、大闹大赔的不良风气。 遗体处理是罪犯死亡处置工作的核心环节，《罪犯死亡处理规定》明确指出，经相关部门鉴定、复核后，即便罪犯近亲属无故不签字，也可依法进行尸检和火化。但在实际操作中，监狱因担忧责任或顾忌犯属反应，往往未能严格执行规定，家属的同意签字仍具有决定性影响。死亡罪犯亲属常将尸体作为索取赔偿的筹码，其主要原因在于民警法治思维不足，对罪犯死亡处置的法律法规研究不够深入；业务不熟悉，未按照《监狱罪犯死亡处理规定》的工作流程和时间节点依法推进善后工作；部分监狱领导法治观念薄弱，缺乏担当精神，不愿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处理罪犯死亡善后事宜。 罪犯在监狱服刑期间，虽然涉医的正常死亡占据主导，但自杀、意外致死等非正常死亡案件亦时有发生，且医疗事故及因工作懈怠、责任心缺失、救治方案非最优等导致的医疗过错也难以规避。监狱管理机关应秉持法治思维，对有过错、有责任的医疗个案勇于担当，不推诿、不掩饰，主动承担法律责任，并完善国家赔偿制度，以最大程度维护罪犯及其家属的合法权益。同时，要避免因家属行为而作出不当补偿的错误导向，夯实监狱公正执法的基础。随着刑事法律政策的调整，罪犯对医疗服务的需求日益增长。解决罪犯死亡善后问题，需强化系统思维，完善相关政策与法律，并促进监狱医院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