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少年时光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1月，鲁迅从南京的矿路学堂正式毕业。那时候，他已经二十出头，结束了几年矿路学堂的课程，学的都是些地质、开矿的实用技术。3月，他和同窗厉绥之、钱均夫一起，带着公费留学的名额，坐上了开往日本的船。
到了4月，他进了东京弘文学院的普通科江南班，这个班专门为南方来的学生开办，算是日语速成班，每天课程排得满满当当，主要是为了让这些中国学生尽快掌握日语，能跟上后头的学习。
到了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鲁迅做了一件挺大胆的事——剪了辫子。那年月，剪辫子可不是小事，清政府还管着呢，剪了就等于跟旧规矩彻底翻脸。他平时上课之外，课余时间也没闲着，特别喜欢翻哲学和文艺的书，书摊上淘来的二手货都被他翻得边角卷起来了。
光绪三十年（1904年）4月，鲁迅在弘文学院结业，日语算是过关了。6月，家里传来噩耗，祖父周介孚去世，享年六十八岁。这事对鲁迅来说是个不小的打击，祖父在世时管家严厉，他小时候没少挨训。
9月，他收拾行囊，离开东京，去了仙台，进了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也就是现在的日本东北大学。那会儿，他开始学医，学校里认识了藤野严九郎，一个教解剖学的日本老师。藤野批作业特别认真，鲁迅的讲义本上全是红笔写的密密麻麻的批注，连标点都不放过。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1月，事情起了变化。那天课间，学校放了一部“日俄战争教育片”，里面有中国人在战争中被杀的镜头，还有一群围观的同胞，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鲁迅坐在教室里看着银幕，片子放完后，他久久没动地方。这件事像根刺扎在他心里，他后来索性决定弃医从文，觉得救身体不如救思想。
6月，他把学籍转到了“东京独逸语协会”办的德语学校，开始学德语，课上抄单词、背语法，下了课还得自己找书练。就在这年夏秋之间，他被家里骗回了绍兴，说是探亲，结果硬是被按着跟朱安结了婚。婚礼办得简单，完了他没多留，7月就又跑回了日本。这次回到东京，他没再进学校念书，而是专心搞起了文艺翻译。那几年，他东拼西凑，通过各种法子学了德语，还摸索着学了点俄语，手边常放着厚厚的字典和从书肆淘来的外国书。
几年下来，他没再回学校，却靠自学攒了不少本事，翻译的稿子也越攒越多，字里行间已经能看出他后来的路子。
新文学的起点
1918年，北京绍兴会馆成了鲁迅埋头创作的地方。那年春天，他开始动笔写《狂人日记》，用钢笔在稿纸上写下那些尖锐的句子。他写完后，选了个笔名“巴人”，把稿子装进信封，寄给了《新青年》杂志。弟弟周作人当时也在旁边，目送这封信离开会馆。
这篇文章后来成了中国第一篇白话小说，1918年5月15日刊登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上，短短几千字，像一颗炸弹，把旧文坛的平静炸得粉碎。当时的鲁迅，已经三十七岁，白天在教育部当佥事，每个月领着八十大洋的俸禄，工作不算忙碌，主要是抄抄写写，处理些公文。
他下班后常去琉璃厂转悠，花几块钱淘些汉画像石的拓本回来，摊在桌上慢慢研究。他对这些古物有种特别的兴趣，常常翻看汉代石刻上的图案，琢磨那些线条背后的故事。到了1921年，他又写出了《阿Q正传》，这篇小说先在《晨报副刊》上连载，从1921年12月4日到1922年2月12日，一共九章，每章刊出时都掀起不小的波澜。
文章里那个既可笑又可怜的阿Q，成了很多人议论的焦点。文学界的成仿吾、茅盾这些人，起初只知道教育部有个校勘古籍的周树人，直到《阿Q正传》横空出世，才猛然发现，这个白天低头抄写《嵇康集》的家伙，晚上竟然在用文字点燃一场新文学的革命。
鲁迅写《狂人日记》时，正赶上《新青年》提倡白话文运动，他和胡适、陈独秀这些人来往不多，但想法不谋而合。他用“狂人”的眼睛看世界，把旧社会吃人的本质写得淋漓尽致。
煤油灯下的忙碌身影：上海岁月
1930年代，鲁迅住在上海景云里23号，那是个窄小的弄堂房子，到了晚上，他常点着煤油灯忙到四更天。1933年，他收到青年作家萧红寄来的《生死场》稿子，花了几天时间改完，又写了一篇序，序言里提到“这书是作者的处女作，也是中国北方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之后寄回给了萧红。
这本书后来在1935年出版，成了萧红的代表作。改完萧红的稿子，他没歇着，又接着校对瞿秋白的《海上述林》，那是瞿秋白翻译的苏联植物学家科兹洛夫的著作，鲁迅从1934年开始帮忙校订，逐字逐句对照原文，改得满页都是红墨水。
他桌子上还放着《汉文学史纲要》的手稿，那是他在1930年代陆续写下的，打算梳理中国文学的发展脉络，但一直没写完。
上海租界里，特务常盯着他，尤其是1933年以后，他的文章越写越犀利，国民党查得也越紧。他常去内山书店买书，老板内山完造是日本人，跟他交情不浅，每次见他来，总会递上一个包裹，外面包着《孝经》的书皮，里面却是苏联作家法捷耶夫的《毁灭》日译本。
1935年，他还帮着把左翼作家联盟的刊物《大江月刊》偷偷印出来，文章里全是批判时局的内容。煤油灯下，他不光改稿校书，还写了不少杂文，比如1933年发表在《申报·自由谈》上的《论“费厄泼赖”》，用英文“fair play”影射国民党的虚伪。
这些年，他跟共产党的人联系渐多，陈赓、冯雪峰这些人都跟他见过面，谈的全是抗战和革命的事。他还资助过一些进步青年，比如1934年给流亡上海的东北作家群捐了钱，帮他们出了《东北文学丛刊》。
咯血中的最后九月：至死不休
1936年9月，鲁迅的生命走到了最后阶段。那时他住在上海大陆新村9号，肺病已经拖垮了他的身体，但他还是坚持工作。他当时在整理《海上述林》的校样，这是瞿秋白翻译的苏联植物学著作，他从1934年起就接手校对，到了1936年9月，校样已经改了好几轮。
他一边咳嗽一边改稿，咳得厉害时，嘴里会带出血丝，但他没停下笔。床头的铁皮烟罐里塞满了烟头，总共攒了三十七个，都是他熬夜时抽剩下的。他9月给母亲鲁瑞写了封信，信里轻描淡写地说“伤风已愈”，其实那时候他已经瘦得皮包骨，连走路都费劲。
10月初，他开始写遗嘱，用钢笔在纸上写下七条嘱咐，其中一条是给儿子周海婴的，明确写道“万不可做空头文学家”，字迹虽弱却很坚定。10月18日，他还挣扎着改了些稿子，其中有篇未完成的《女吊》，写的是民间吊死鬼的传说，稿纸上最后留了“讨替代”三个字，墨迹还没干透。
10月19日清晨，他的病情突然恶化，家里请来的日本牙医森本带来了强心针，扎了几针后，他的呼吸还是停了。那天早上，他去世时才五十五岁，书桌上摊开的稿子、手边的烟罐和没写完的遗稿，都停在了那一刻。去世前几天，他还托人把《海上述林》的校样送去印刷厂，硬是撑着把这本书弄完。
去世后，他的遗体被安放在上海万国殡仪馆，10月22日出殡那天，送葬队伍从虹口一直走到万国公墓，几千人跟着棺材走，棺材上盖着“民族魂”的白布。那段时间，上海的报纸像《申报》《大公报》都发了讣告，称他是中国新文学的旗手。
从绸缎到短视频：百年回望
鲁迅在1918年写完《狂人日记》后，拿了稿费去南京路的老介福绸缎庄，给许广平买了块湖色云纹绸料。那是1927年他和许广平刚认识不久，他特意挑了这块料子，颜色淡雅又有光泽，许广平后来用它做了件衣服，穿了好几年。
到了一百年后的今天，绍兴仓桥直街变成了旅游景点，街上立着孔乙己的铜像，游客们举着手机拍来拍去，铜像被摸得锃亮。河边的乌篷船上，少年们划着船，手里拿着手机刷短视频，有人模仿《阿Q正传》里阿Q摸尼姑头的段子，光头在屏幕上晃来晃去。
如今，绍兴的咸亨酒店门口立着鲁迅笔下人物的雕像，游客们一边喝酒一边拍照，店里还卖印着“朝花夕拾”的纪念品。他的书还在书店里卖，比如《鲁迅全集》从1938年初版到1981年再版，印了无数次。
鲁迅当年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看到幻灯片里的麻木看客，促使他弃医从文，后来他在文章里反复写这种麻木，像《呐喊》里的《药》，讲人血馒头的故事。他用一生提醒人们警惕精神上的空虚，可百年后，短视频里的笑声和乌篷船上的热闹，离他当年说的“精神危机”似乎越来越远。
有人说现在像鲁迅的时代，可以随便说话，但1930年代的他，面对的是国破家亡的现实，从《新青年》到《申报》，每篇文章都在跟审查和特务斗，那种危机感，今天的人很难再重现。
参考资料：[1]李何林.略谈鲁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J].绍兴文理学院学报,1983,18(2):28-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