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31日，北平在全国军民多年的努力下，终于迎来和平解放，三天后，解放军在北平举行了盛大的入城仪式，当时恰逢元宵佳节即将到来之际，20余万北京市民深感解放的喜悦，自发的到天安门广场集会，此时天安门城楼上同时悬挂的毛主席、朱德、林彪、聂荣臻、叶剑英等人的巨幅画像让每一位亲临者印象深刻。
1949年2月，伟人画像第一次挂上天安门城楼
这是我国党政军历史上第一次在天安门城楼上悬挂领导人画像，而且是一次悬挂了多幅，从这以后，天安门城楼上悬挂毛主席的画像就成了一种“传统”，直到今天，毛主席的画像依旧高悬于天安门城楼之上。
然而，1980年意大利女记者奥莉娅娜·法拉奇来华采访时，却突然画风突转，向邓公问道：“请问，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会永远保留吗？”
法拉奇的问题非常尖锐，稍有不慎便会在国际上掀起轩然大波，对于这样的提问，邓公并没有乱了阵脚，而是直截了当的说出了自己的答案。
那么，当时邓公给出了怎样的回答？法拉奇又为什么要当众提出这么尖锐的问题呢？
奥莉娅娜·法拉奇
实际上，天安门城楼上悬挂的毛主席画像并不是一直都是同一张，几十年的时间内，毛主席的画像更换了有八个版本。
1949年2月12日，20余万北京市民齐聚天安门广场庆祝，毛主席的画像第一次挂上了天安门城楼，与毛主席的画像一同挂上城墙的还有朱总司令、叶剑英等人的画像，同时城墙上还有“北平解放”、“拥护人民政府”字样的宣传画。
这些画像出自于北平艺专的师生，主笔人是当时国内著名的油画家董希文，由于这次的画像反响不错，到了“‘七七’抗日战争12周年大会”时，天安门城楼的布置工作再次交给了董希文和他的学生们。
“‘七七’抗日战争12周年大会”悬挂的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画像
等到开国大典来临之际，在如此盛大的场合下，天安门城楼上的画像也需要变动一下，当时负责此次画像变更事宜的主要负责人周总理对此一筹莫展，为了找到一张合适的照片，周总理试过给毛主席重新拍摄照片，但因科技水平有限，拍出来的照片并不是很好，而且毛主席本人对这种刻意拍出来的，且没有亲和力的照片也并不是很满意。
听完毛主席的建议后，周总理当即转变思路，不再局限于给毛主席拍照，而是从毛主席的日常生活中寻找适合的照片，很快，一张毛主席和东北军区炮兵司令员朱瑞在延安交流的照片映入周总理眼前，照片中两人闲庭散步，毛主席看后一眼就觉得不错。
由于照片需要放大后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为避免出现照片不清晰的情况，周总理等人商议后决定，以这张照片为摹本绘制出一张画像，而负责绘制画像的人则是当时在北京颇有名气的周令钊夫妇。
周令钊除了擅长画人物肖像画以外，还曾在国共和平谈判期间绘制过谈判会场，正因为当时周令钊绘制的照片活灵活现，获得了国人的一致好评，所以由周令钊执笔得到了周总理等人的普遍认可。
周令钊
就这样，这张毛主席和朱瑞司令员的合影交到了周令钊手中，接到任务后，周令钊立即和爱人陈若菊赶到天安门城楼下，开始着手准备毛主席画像的绘制，由于时间紧，从九月初开始，周令钊夫妇就将天安门城楼的东山墙作为自己的落脚点，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多年后回忆起这段经历，周令钊还颇为感慨地说道：
这幅画像用了两个多星期。我和陈若菊每天自备馒头和咸菜，拎着暖水瓶，在天安门的东墙下，一画就是一整天。在没有升降机，没有望远镜等设备的情况下，画这样的巨幅画像，确实遇到了许多困难。每天要上下好多次，近看、远看，然后再进行修改、修饰。这主要是在作画时，看不到作品的全貌，是凭着经验和感觉来进行创作。
期间，周令钊夫妇还要依据场景的变化对画作进行相应的修改，当时周令钊拿到手里的毛主席画像其实领子是敞开的，但因为要用于开国大典，聂荣臻觉得应该庄重一点，所以周令钊又做了修改，将画中的风纪扣给扣了起来。
2008年，周令钊回忆1949年开国大典天安门毛主席画像的作画场景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开国大典如期举行，一幅高6米、宽4.6米，重达1.5吨的毛主席画像悬挂在天安门城墙正中央，与正站在城楼上的毛主席本人交相辉映，这样的场景让国人无不感到光荣与自豪，中华民族从此迈入了新的历史纪元。
1949年9月30日，华北画报社摄影记者杨振亚、吴群、林杨在天安门前合影，毛主席画像下面写着“人民的胜利”
1950年“五一”前夕，毛主席的画像再次更迭，迎来了第四版画像，由于当时天安门城楼悬挂的是毛主席头戴八角帽的画像，这种战争年代的形象与和平年代欣欣向荣的场景不太相符，因此胡乔木建议在五一前更换一张毛主席的新形象画像。
第四版毛主席画像是有前延安鲁艺美术教员辛莽绘制，解放区来的老干部们普遍认为辛莽是画毛主席像的专家，因此，胡乔木便将这份重任交给了辛莽，而辛莽也不负众望，最终为毛主席绘制了一张免冠、双眼略上看的半侧面像。
1950年“五一”天安门城楼上悬挂的毛主席画像
到了1950年建国一周年即将来临之际，毛主席的画像又迎来了第五次改版，原本中央新闻总署副署长兼新闻摄影局局长萨空了准备为毛主席重新拍摄一张正式的标准像，但由于时间仓促、拍摄光线不理想等原因，摄影师拍出来的照片都不是很理想。
最后萨空了和陈正青商议之后决定，由陈石林主笔制作毛主席的标准像，陈石林是中国摄影家学会高级工程师，很早之前陈石林就制作过毛主席的画像，当时陈石林制作的毛主席画像还被送到香港九龙的各家书店，让香港同胞也一睹了主席的风采。
第五版
陈石林接到为毛主席制作标准像的任务后，立即从香港赶到了北京，在激动与自豪的同时，陈石林也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为此，陈石林把所有与毛主席相关的工作照、生活照、团体照等全都筛选了一遍，终于发现了一张毛主席与部分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的合影照。
这张照片中，毛主席形象大方，和蔼可亲又不失庄严，确定好照片后，陈石林便开始对照片的面部、头发、衣服等处加工修饰，还增加了几种不同反差的相纸，最后交由辛莽、左辉、张松鹤等人绘制出了第五版的天安门悬挂画像。
1951年，为配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出版，毛主席的画像再次迎来变更，负责此次画像变更的人依旧是陈石林，在翻阅了成千上万张照片之后，陈石林终于从一卷摇头转镜相机拍摄的团体合影中，找到了一张合适的照片。
但是这张照片是用黑白航空胶片拍摄的，层次感欠佳，为了使这张照片能够使用，陈石林将毛主席的头像单独裁剪了出来，然后放大，再进行细致的面部精修，同时更换浅色背景，最终一张和蔼可亲、气宇轩昂的毛主席标准像出现了，这张标准像也在1952年国庆节前夕被悬挂在了天安门城楼上，成为第六版被悬挂在天安门的毛主席画像。
在这之后，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画像又在1963年9月30日迎来第七版，这一版本的毛主席像由王国栋绘制，后来1967年绘制的第八版也依旧由王国栋主笔，这个版本的毛主席画像也就是今天天安门城楼上悬挂的版本。
第七版
在绘制第八版毛主席画像时，王国栋做了很多大胆的尝试，其中最让人啧啧称奇的便是无论从天安门广场的哪个角度看这幅画像，都能看到毛主席与自身对视，而且近看时毛主席面色很红，极为立体。
第八版
所以，在不断的画像更迭中，国人对于毛主席的热爱始终如一，毛主席的画像对于国人来说早已不仅仅只是纪念，而是国人的一种信仰。
实际上，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画像，一开始并不是每天都悬挂，五六十年代那会，毛主席的画像只有五一、十一的时候才会悬挂，一年也就挂十天左右，直到1966年才正式更改为每天都悬挂。
也正因为毛主席的画像对于国人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所以国外对于毛主席的画像也充满了好奇，八十年代国外女记者奥莉娅娜·法拉奇访华时，就向邓公询问了“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会不会永远保留”这种刁钻的问题。
法拉奇的采访向来以刁钻、让人措手不及而闻名，在国外，面对法拉奇的采访，很多政坛名人都曾被其带偏，最后落入法拉奇设计好的“陷阱”之中，就连老练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都曾被法拉奇问的语塞，事后基辛格更是懊恼的表示，接受法拉奇的采访，是“一生中做过的最愚蠢的事情”。
所以面对这样一名记者，邓公的回答备受瞩目，也很容易在国际上引起轩然大波，但邓公却表现的泰然自若，在被提问后，邓公当即坚定的表示：“这是自然的，我们会永远地保留下去。”
或许对于国外人而言，天安门城楼悬挂毛主席画像很难理解，但这却是所有国人的共同愿望，是群众最真挚的热爱，这份热爱不掺杂任何政治筹谋，就像邓公所说的那样：“没有毛主席，我们中国人民就还要在黑暗中摸索不知道多少年。”
邓公的回答虽然简练，但一字一句都异常坚定，这样的回答让法拉奇也找不出任何破绽，这次的采访让邓公的国际形象再次拔高，也让世界看到了中国人民信仰的力量，今日中国之辉煌，离不开毛主席的付出，不管是当下，还是未来，中国人民都会接着先辈们未走完的革命之路继续昂首阔步的走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