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商时期，商王朝在成功从二里头文化手中接过了霸权之后，商军开始前往天下各地接收二里头的势力范围。
在中原地区，商王朝在郑州二里岗建立都城的同时，在二里头古城旁建起军事要塞偃师商城，监控前朝遗民；同时他们还接管了原属于辉卫文化的焦作府城、辉县琉璃阁两个城池，作为王都的北部屏障；他们改造了二里头文化留下来的两座要塞——大师姑和望京楼，大师姑曾经被商王朝摧毁的城墙得到了重建。
在晋南，二里头人建立的东下冯古城被商王朝占领，商王朝为了控制运城的盐和中条山的铜，在东下冯驻军，并在东下冯到王朝核心郑洛地区的交通线上建起垣曲古城，保证交通的安全通畅[1]。
在南方江汉地区，商人追寻着夏人的脚步接管了荆南寺、意生寺、辽瓦店子、盘龙城等二里头聚落，并在盘龙城筑起城墙，形成了早商的南方聚落群，以盘龙城为中心控制大冶、瑞昌等地的铜矿石，保障中原地区的铜料供应。
在这个时代里，我们惊奇的发现，商王朝这些远隔千里的地方据点出现了惊人的一致性。不管是建筑形式、陶器器形和尺寸、墓葬形式还是青铜器风格，都呈现出一体化面貌，这样的面貌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这透露给我们早商统治地方的方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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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聚落在文化面貌上强一致性表明，商王朝的核心区域——郑洛地区对地方据点进行着强有力的控制，并且长期和地方据点保持着强交流。联系到盘龙城等地发现的高等级贵族墓葬，我们可以推测商王朝对地方的统治是由王朝派出王室成员，率领郑州的商族人对地方据点进行直接控制，这些戍守边疆的驻军甚至可能存在轮换制度，否则难以解释地方据点和中原地区长时间的一致性。
而在中商时期，由于商王权力衰落（可能是由于东夷反叛导致王都被毁），这些地方政权大都在白家庄期出现衰落乃至废弃，显示早商的控制模式出现崩溃，无法维持边境的大量驻军，盘龙城除外[3]。
盘龙城则在中商时代继续存在，但是和北上的商王朝核心交流减少，出现了大量的本地陶器类型，青铜器纹饰也停滞了。在这个时期，盘龙城早期的宫殿和城墙已经废弃，早期高级贵族墓地也不再使用，新的宫殿和贵族墓出现在另外的区域，显示盘龙城内部出现了权力更迭[4]。在较晚的时候，即中商晚期洹北商城期，盘龙城被彻底废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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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商时代，地方据点大部分被废弃，商王朝内部陷入内乱，这是由于核心聚落崩溃之后，率军的王子们争夺政权造成的。这个时期商王朝的扩张集中于淮河流域，淮河中游的安徽阜南台家寺遗址出现大型宫殿、高等级青铜器和青铜冶炼，这表明中商时代，商人力图通过控制淮河中游的铜矿复刻早商的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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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台家寺遗址从建立开始，就出现了强烈的独立倾向，后期铸造的青铜器甚至比商王朝核心区域还要大和精美。在晚商到来之前，台家寺遗址即告废弃，或许是政治斗争失败、商王朝主动收缩等多重因素造成的。
也就是说，早商那一套不仅不行了，还会造成新的危机。
进入晚商之后，商王朝开始调整自己的地方统治策略。
在西、北地区，商王朝屡次出兵打击西、北方国，但是这种战争并非以灭国占地为目的，而是通过武力施压让这些方国臣服，向商王朝缴纳义务；
在南方，商王朝和吴城、炭河里这些地方政权保持着较好的关系，双方建立起货物交换，并没有直接的军事冲突；
在东方，商王朝不断对岳石文化——东夷进行军事打击，在晚商二、三期时，已经占领渤海沿岸，将战线推进至潍河一带，此时商王朝开始将军队领袖分封到东部区域。和早商的驻军不同，这些新的封国获得了一定的政治独立性，在新的土地上长久地居住下来。
这样，晚商时期，商王朝就完成了新的政治结构建设，即核心-封国-臣属方国，在这种建筑结构中，隶属于商王朝的地方封国和异族方国呈现犬牙交错的分布。从甲骨文记录中看，商王不断将各种义务分派给封国和臣属方国，不仅满足王朝内部奢侈的开销，还用以控制这些地方诸侯，甲骨文中，商王频繁命令某些方国进贡、朝觐，如果对方不从命，则商王征讨之。
新的政治结构，加上商王对祭祀的垄断形成了晚商的政治格局。这个时期和早商相比，商王朝可以直接控制的地理范围缩小，但是却能够控制覆盖范围大得多的天下诸国，重新捡回了祖先的霸权。
参考^刘莉，陈星灿 ：《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 ，《古代文明(辑刊)》，2003年
^袁广阔、秦小丽：《早商城市文明的形成与发展》，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一版。
^李宏飞：《“白家庄期崩溃”初论》，《小双桥遗址的夷与商》，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年。
^孙卓：《南土经略的转折——商时期中原文化势力从南方的消退》，科学出版社，201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