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秋，杨开慧惨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年仅四岁的毛岸龙和他的两个哥哥毛岸英、毛岸青被迫离开家乡湖南，辗转来到上海的大同幼稚园。然而，白色恐怖下的上海并不安全，随着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幼儿园被迫解散。两兄弟在寄养家庭中饱受折磨，最终选择离家出走，流落街头。他们像《三毛流浪记》中的主人公一样，过着捡垃圾、卖报纸的苦日子。危急时刻，周恩来得知消息后立即下令寻找。在组织的不懈努力下，两个孩子终被找到，并在张学良将军的帮助下，辗转到达苏联，开启了新的人生篇章。

上世纪二十年代末，硝烟弥漫的中国大地上，革命形势日趋严峻。毛泽东同志为了革命事业，不得不长期奔波在外，妻子杨开慧和三个年幼的孩子只能留守在湖南老家。

那个年代，革命者的家属都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1930年10月，杨开慧因叛徒出卖被湖南军阀逮捕，三个幼小的孩子也被一同关进了牢房。

敌人对杨开慧威逼利诱，妄图让她放弃革命信仰。面对敌人的种种手段，杨开慧始终坚贞不屈，用生命捍卫了一个共产党人的气节。

反动派的毒手随即伸向了三个无辜的孩子。在社会各界的强烈声讨下，他们才勉强放过了这三个孩子，将他们送回家交由舅舅杨开智照料。

为了保护这三个革命后代的安全，组织决定将他们转移到上海。在周恩来同志的安排下，他们被安置在一家名为＂大同幼稚园＂的机构。

这个幼稚园是周恩来和陈赓为救助革命烈士遗孤而特意创办的。陈赓找到了潜伏在教会的地下党员董健吾，以开办教会幼儿园的名义作为掩护。

1931年，白色恐怖愈演愈烈，顾顺章、向忠发相继叛变。上海的地下党组织遭受重创，连最可靠的特科＂红队＂都出现了内奸。

大同幼稚园也未能幸免，经常有反动派和军警前来盘查。幼儿园的经费中断，保育员纷纷离开，孩子们陷入了艰难的境地。

就在这种危急时刻，年仅四岁的小儿子毛岸龙不幸患病离世。这个打击对两个年幼的哥哥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幼儿园终因形势所迫不得不解散，董健吾将毛岸英和毛岸青暂时安置在自己家中。不久，董健吾也因身份暴露而被迫转移，两兄弟只好转投他前妻黄惠光家中寄养。

黄惠光家中的日子并不好过，一位普通家庭主妇要照顾七个孩子的吃喝，生活捉襟见肘。毛岸英兄弟俩的到来，更是让这个本就拮据的家庭雪上加霜。

两兄弟天性活泼好动，一口浓重的湖南口音格外引人注目。在那个特务遍地的上海滩，这样的特征无异于给自己贴上了一个危险的标签。

黄惠光每天都提心吊胆，深怕两兄弟在外面玩耍时被特务发现。她变得愈发严厉，常常责骂两个孩子，禁止他们出门玩耍。

对于正值顽皮年龄的毛岸英兄弟来说，这样的管教实在难以忍受。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两兄弟趁黄惠光不注意，悄悄溜出了家门。

他们一路走走停停，穿过繁华的南京路，漫步在外滩的林荫道上。上海滩的繁华景象令两个乡下来的孩子目不暇给。

夜幕降临时，两兄弟这才意识到自己已经走得太远，找不到回家的路了。就这样，他们开始了在上海街头的流浪生活。

街头的生存法则很残酷，两兄弟不得不想尽办法填饱肚子。他们学会了捡垃圾、卖报纸，甚至拉人力车，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

上海的巡捕对这些流浪儿童从不手软。毛岸青就曾遭到巡捕的毒打，导致大脑受伤，这次伤害给他留下了终身的残疾。

他们和其他流浪儿一起，在破庙里搭建了一个简陋的窝点。白天出去讨生活，晚上挤在一起取暖，相互照应。

常年的街头生活让两兄弟练就了一身本领，他们学会了在危险来临时迅速躲藏。看到巡捕来了，总能第一个发现并通知其他伙伴。

在流浪的日子里，毛岸英时常照顾受伤的弟弟。兄弟俩相依为命，在这座陌生的城市里艰难求生。

他们把砖头藏在怀里防身，对陌生人的示好始终保持警惕。这种生存本能在后来的岁月里多次救了他们的命。

就这样，两个革命家的儿子在大上海的街头巷尾间颠沛流离。他们每天面对的是饥饿、寒冷，还有随时可能到来的危险。

这段经历给两兄弟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多年后毛岸英回忆说，那时的生活就像漫画《三毛流浪记》里描绘的一样，处处充满着艰辛与无奈。

在这个物欲横流的大都市里，两个孩子靠着坚强的意志和兄弟间的守望，在夹缝中求得生存。这是一段令人心酸的岁月，却也铸就了他们坚韧不拔的性格。

周恩来在得知毛岸英兄弟流落街头的消息后，立即召集上海地下党的负责人开会。在当时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寻找两个孩子无异于大海捞针。

会议决定由未暴露身份的同志分头行动，在上海的大街小巷中搜寻。这些同志们不得不像在刀尖上跳舞，一边躲避特务的眼线，一边寻找着两个流浪儿的踪迹。

上海地下党仅存的电台收发员李云也被派去寻找。他是组织内最珍贵的通讯员，每天却不得不冒着暴露的危险，在上海的大街小巷徘徊。

寻找的过程异常艰难，他们不能登报寻人，不能报警求助，甚至不能向路人打听。上海的大街小巷游荡着无数的特务和密探，一个不慎就会前功尽弃。

这些寻找的同志们像哑巴一样，默默在街头游走。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在每一个说着湖南口音的流浪儿身上，仔细辨认着他们的面孔。

终于有一天，一位同志在街头发现了一个说着湖南话的流浪儿。这位同志不动声色地跟随着这个孩子，最终发现了他们居住的破庙。

组织派了一位湖南籍同志去接近这些流浪儿。这位同志每天带着食物去看望他们，用乡音跟他们聊天，试图赢得孩子们的信任。

面对这位＂好心人＂，毛岸英起初十分警惕，怀里始终揣着砖头以防不测。但这位同志依然不厌其烦地前去探望，用真诚打动了这个饱经沧桑的孩子。

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毛岸英终于道出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当得知弟弟毛岸青也在流浪儿中间时，地下党员立即向组织汇报了这一重大发现。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安置这两个孩子。此时的红军已经长征到了陕北，但由于国民党的围剿，把孩子们送去陕北并不安全。

组织经过慎重考虑，决定想办法把孩子们送往苏联。这需要一个周密的计划，还要找到可靠的护送人选。

就在这时，董健吾通过与张学良的特殊关系，找到了一条出路。在多方周旋下，他成功争取到了张学良的帮助。

这场营救行动持续了数月之久，每一个参与其中的同志都冒着生命危险。他们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在这座危机四伏的城市里演绎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营救行动。

这些默默无闻的地下党员，用自己的生命在守护着革命的未来。他们的行动虽然隐秘，却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最终，这场惊险的营救行动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两个孩子被成功救出，并在组织的安排下踏上了前往苏联的路途。

在张学良的协助下，毛岸英兄弟与李杜将军一行从上海乘船启程。这趟旅程看似顺利，却在抵达巴黎时遭遇了意外变故。

日本间谍发现了李杜将军的行踪，立即向法国当局施压。法国政府被迫限制李杜将军的行动，不准他离开法国境内。

危急时刻，《救亡时报》的同志们迅速行动起来。他们联系上了苏联境内的中国驻共产国际代表处，请他们向斯大林通报了两个孩子的真实身份。

1936年，14岁的毛岸英和13岁的毛岸青终于踏上了苏联的土地。苏联政府安排他们在伊万诺沃市的国际儿童院学习，开启了新的人生篇章。

时光飞逝，1941年的苏联正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德国法西斯的铁蹄踏破了苏联的国土，战火燃烧到了莫斯科城下。

19岁的毛岸英向斯大林递交了一封请战书，表达了自己要上前线的强烈愿望。在等待回复期间，他又向苏军政治部副主任曼努意尔斯基提出了同样的请求。

尽管因为身份原因没能如愿上前线，但曼努意尔斯基为毛岸英指明了另一条道路。他推荐毛岸英进入苏雅士官学校深造，为日后的军事生涯打下基础。

毛岸英在苏雅士官学校表现优异，随后又考入了伏龙芝军事学院。他刻苦钻研军事理论，很快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军事人才。

从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后，毛岸英被授予苏军中尉军衔。他被分配到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坦克部队，担任连指导员的重要职务。

战争结束后，斯大林亲自接见了毛岸英，表彰他为苏联卫国战争作出的贡献。一把珍贵的手枪作为礼物，见证了这位中国青年的卓越表现。

毛岸青虽然没能上前线作战，却积极投身支前工作。他参与挖掘战壕、运送伤员等工作，用自己的方式为胜利贡献力量。

1946年1月，一个特殊的日子，毛岸英终于回到魂牵梦绕的祖国。在延安，他见到了阔别16年的父亲，父子相认的场面令人动容。

这对历经磨难的兄弟，从湖南老家到上海滩，从流浪街头到苏联国土，最终都在红色热土上实现了人生的价值。他们的故事，是无数革命家庭命运的缩影。

两兄弟的人生轨迹虽然不同，但都传承了父母的革命精神。他们用实际行动证明，革命先烈的后代不负重托，在各自的岗位上为人民事业贡献力量。

这段跨越国界的革命情谊，不仅联结着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更见证了一代革命者及其后代为理想信念矢志不渝的奋斗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