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连仲”这个名字在抗战中也是知名度极高，因为他曾于1938年指挥10个军的兵力参加徐州会战，并率部扼守在台儿庄的正面阵地，给予日军第10师团歼灭性的打击。

然而，在抗战之前的阶段，这位名将曾有过一次颜面尽失的经历，他只是去上海看了个牙的工夫，自己的部队就摇身一变全去当了红军。

进退维谷的孙连仲

由于1930年中原大战失败，冯玉祥选择下野，将残部交给鹿钟麟执掌。

鹿钟麟的资历显然不足以支撑他掌管这么一大批部队，他也不想背锅，于是就把部队丢给了第5路军总指挥孙连仲。

这个孙连仲来头就不小了，他早年是在保定府中学堂读书，毕业后直接去给冯玉祥当部下，是从连长、营长、团长这么一路升上去的，还曾参加过北伐东征作战。

到了蒋介石背叛革命的时候，孙连仲还当上了14路军总司令；抛开军事，孙连仲对于行政管理也是有经验的，他曾担任过甘肃省政府代理主席，主持过甘肃、宁夏、青海这三省的军务，并审时度势投靠了蒋介石。

蒋介石对他也将信将疑，让西北军余部改编为26路军，仍然由孙连仲担任总指挥。

他在国民党内部的级别还是不低，是陆军二级上将。

可到后来，蒋介石也终于展露出真实想法：将冯玉祥旧部分化。

如果将这些西北的士兵仍然留在西北，对于分化就无法产生那么好的结果，于是，蒋介石就把孙连仲的部队送到江西去“围剿”红军，当然，他这种做法压根就没有考虑广大士兵的感受。

大家本就是西北穷苦人家出身，跟着冯玉祥在中原苦战数月还吃败仗，部队根本没有军饷能发下来，所有人都得饿肚子，现在换了领导，反而离家乡越来越远，大家当然搞不清楚当兵的意义在哪里。

因此，这3万人开到江西时剩下的还不足一半，其他人都在中途找机会脱离部队了。

时逢蒋介石正在发动第二次“围剿”，26路军自然而然就跟了进去，本来就带着怨气，结果第二次、第三次“围剿”全部失败，这更是让这些战士头脑发昏。

反倒是其中的一些人当了红军的俘虏后，病也给治、饭也给吃，那些愿意回家的还能领到路费，这就让千里迢迢赶来的26路军不少士兵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

还有不少俘虏主动投身红军，跟着组织一起打土豪、分田地，而红军的高层将领根本不在乎他们曾是国民党兵，一律采取一视同仁的政策。

长此以来，越来越多的国民党士兵愿意参加红军，整班与零星加入红军的情况陆续不断。

在蒋介石的离间以及分化政策之下，还有高级将领脱离了队伍，比如27师师长高树勋就选择离开部队去了南昌。

1931年9月，蒋介石发动的第三次“围剿”再度以失败而告终，26路军吃了败仗，全部躲在名都城内，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

若是往前走，这支“杂牌军”无法对抗红军，一不留神就得全军覆没；若是往后退，蒋介石本就看他们不顺眼，现在打了败仗回来也不可能给出优厚的待遇。

待的时间长的，26路军将士们的情绪也就都起来了。

由于军饷又发不下来，战士们终日食不果腹，再加上大家都是从西北跑来的，根本无法适应江西的气候，不少人都患上了疟疾，每天都有数十人因疾病而死。

可部队的长官可不管那么多，战士们依然得每天站岗放哨，根本得不到治疗和休息的机会。

再加上部队内部还分“行伍派”、“将校团派”和“军官学生派”，大家的出发点和目标本就各不相同，那些想当高官的指挥员不愿憋屈吃败仗，可大部分普通士兵当兵本就是出来混口饭吃，这些矛盾隐患终于在恶劣悲观的环境中爆发了。

混不上饭吃的人首先想到了红军，因为红军给饭吃，还给他们平等的待遇。

面对越来越多反对和质疑的声音，首脑长官孙连仲已经无力指挥，接连发生的事情也让他牙疼病犯了，于是就请假去上海治牙，把军队大权交给了25师师长李松昆。

李松昆也是个拿不定主意的人，他什么事情都听参谋长赵博生的。

赵博生感受到这支部队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决定利用孙连仲外出的机会秘密举行起义。

1931年12月14日下午，赵博生的人控制了部队电台、指挥机构等重要部门，随后他便邀请全路团以上军官到宁都天主教堂赴宴，说白了，这就是一场“鸿门宴”。

李松昆当天没有去，因此，除了他之外26路军的国民党高级干部全部被控制起来。

15日凌晨，26军全体官兵走出宁都城东门，朝着中央苏区的方向开进。

刘伯坚召开了一场盛大的欢迎会，庆祝宁都起义取得的巨大胜利，他还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授予起义部队“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团”的番号，董振堂担任副总指挥。

有趣的是，这支起义部队从头到尾都是“话事人”决定的，下面很多士兵就算有过脱离队伍的想法，只是谁都还不敢真做出来。

开往苏区的路上，大家还以为又是要打仗，直到看到赵博生、董振堂等扯下帽徽才明白过来。

当然，虽说大家都听说过红军对待起义部队的态度很好，可大家毕竟还没有去，自然会疑虑重重。

毛主席对这支部队很关心，要求萧劲光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对待干部采取“欢迎留下，组织学习；不留则回，发放路费”的态度。

26路军的士兵到来后，组织很快发现他们有不少人身患疾病，于是将他们分散送往红军医院、老百姓家治疗休养；此外，组织还会按照每人每天2两油、4两肉的标准给他们补充营养。

这些措施，让部队感受到了组织的温暖，其中大部分人都决定留在红军参加革命。

部队整编的过程中，朱总司令还挂着和蔼的笑容前去探望过大家，这瞬间打消了大家的全部疑虑。

很快，红5军团就出现在反“围剿”的战场上。

起义工作之所以能如此顺利，其实还是赵博生立下了首要功劳，这背后也绝非那么简单。

地下战线的战斗

其实，党组织早就得到秘密情报：赵博生、董振堂是“穿一条裤子”的，且为人正派，可以接纳。

于是乎，在1931年8月间，组织决定在国民党第26路军成立中共地下组织“中共特别支部委员会”，由刘振亚担任书记。

特支成立后，刘振亚凭借对赵博生的了解，决定吸纳他为党员。

近距离观察后，刘振亚更是发现赵博生为人不贪财、爱读书、正直、朴素，他的思想中还带有大革命的影子。

赵博生也很快决定入党，他还先后介绍10旅卢子美、董俊彦这两位连长入党，几人在一起交谈时，经常会抨击蒋介石的一些错误做法，还时不时教育官兵：当下应当以大局为重，抗击日寇才是当务之急。

到了11月底，由于地下组织被破坏，蒋介石从南昌拍来了“十万火急”电报要求缉拿刘振亚等3名共产党员，电报被刘振亚等人破译后，立即去找赵博生商量对策。

在如此危急的情况下，赵博生的建议是：尽快起义。

在一系列紧张的准备工作后，12月14日就是黄金日期了，赵博生安排地下党员刘向三前去解决蒋介石的特务电台，又安排74旅1团去控制指挥部电台。

黄昏时刻，赵博生坐在天主教堂内宴请团级以上军官。

席上，他简单地向大家说明了现在的情况：“起义参加红军，共同抗击日寇，赞成与不赞成的当场表态。”

这些军官本来都是带着护卫来的，他们的护卫也都被赵博生的亲信给控制，反动旅长张金照、团长杨守道等多人趁机作乱，也全都被控制。

与此同时，74旅1团1营长卢寿椿负责去捉拿李松昆，由于李松昆的屋外有哨兵，双方僵持了很久，待到开门后，李松昆早就趁乱逃跑，留下的士兵全部举手投降。

15日清晨，所有参加起义的部队1.7万人全都在南门外的沙滩上集合，赵博生、董振堂等人走上前去，向大家宣布起义成功，到了这个时候，那些茫然中的士兵才终于恍然大悟。

可以说，宁都起义的胜利，一直都是隐蔽战线在发挥着重要作用，此次事件沉重打击了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壮大了红军力量。

有了这批人马的加入，红一方面军从第一次反“围剿”时期的4万多人发展到6万多人，这充分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对于巩固和发展中央苏区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孙连仲哪能想到，自己去看个牙的工夫回来竟然“人去楼空”，不过蒋介石考虑到他是西北军过去的重要将领，也就没有过于处罚他。

而那支在蒋介石眼里的杂牌军，到红军这里便摇身一变，成为赫赫有名的劲旅。

1932年，红5军团先后参加了赣州、龙岩、漳州、南雄、水口等重要战役并全部取胜。

次年1月，在保卫中央苏区的黄狮渡战役中，年仅36岁的赵博生亲临一线指挥作战，却不幸壮烈牺牲。

后来的长征途中，红5军团则一直肩负着后卫任务，对红军转移起到了重大作用；在遵义时他们消灭了敌人2个师外加8个团，打了一个非凡的胜仗。

更值得称赞的是，他们在得到牵制敌人的任务后，更是以一个团的兵力牵制住敌人八九个团顺利完成任务。

当红军决定强渡金沙江后，又是红5军团扼守阵地9天9夜，成功掩护兄弟部队撤退，他们还紧随其后3次翻越夹金山。

长征结束后，红5军团被编入西路军向河西进军，他们在高台战役中抗击十倍于己的敌人，总指挥董振堂因弹尽粮绝壮烈牺牲，年仅42岁。

1938年12月，距离宁都起义已过去7年，很多战士牺牲在革命的道路上。

毛主席专门在延安主持了纪念大会，他说：“以宁都起义的精神，用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是战无不胜的！”

那个吃了哑巴亏的孙连仲一直死心塌地地追随着蒋介石，他还曾于1945年10月率部进攻解放区，他的部队又在邯郸战役中深受打击。

1949年，他跟随蒋介石离开了大陆，直到1990年8月在台北逝世。

参考资料

宁都起义部队如何成为一支红军劲旅 刘向东 炎黄春秋

宁都起义始末 褚银 解放军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