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康元年（280年）西晋灭吴，中华大地在历经约半个世纪的分裂割据后复归统一。 西晋统治者深知，三国鼎立之势虽破，但蜀、吴两国的反抗势力远远没有清除，如果不将两国的宗室、大臣和土著名士迁往中原，那么有朝一日蜀、吴两地仍会出现武装反抗并形成割据势力。所以，自魏末咸熙年间到西晋初期的一段时间中，北方政权强制将蜀、吴宗室、大臣及土著名士迁到北方，使北方人口出现一定回流。 此次移民潮并非出于自愿，完全是统治者为了免除地方动荡的后患而强制采取的措施。

曹魏景元四年（263年），蜀汉后主刘禅面对司马氏强大的军事压力，主动献降。 为了彻底摧毁蜀汉的统治根基，司马氏将蜀汉的军政实力派人物和有声望的士人，一律迁往中原。 据《华阳国志・大同志》记载，随后主刘禅迁往北方的就有三万家之多，如诸葛亮之孙诸葛京等“咸熙元年内移河东”；蒋琬、费祎的子孙“流徙中畿”；廖化、宗预在迁洛途中病亡；郤正、樊建随后主入洛；巴、蜀两郡太守薛齐也率户五千降魏。

为了安定这些原有一定实力的北徙蜀人，魏咸熙元年（264年），下令给北迁至河东、山东及洛阳等地的蜀人一定的优惠条件：“给廪二年，复除二十岁”。《晋书・地理志下》“济南郡”注曰：“或云魏平蜀，徙其豪将家于济河北，故改为济岷郡，而《太康地理志》无此地名，未之详”。尽管无法寻找出直接证实蜀地“豪将”迁至济河北的史料证据，但这一“或云”仍是有旁证史实可以支撑的。《华阳国志》载：“后主既东迁，内移蜀大臣宗预、廖化及诸葛显等并三万家于河东及关中，复二十年田”，这与上述《三国志》“给廪二年，复除二十岁”基本一致。如果此想法可以成立，那么可以证明当时迁蜀人北迁的规模还是相当大的。

谯周

除了蜀地侨寓士人外，土著大族也陆续被“征”入朝。当然，上述那些蜀汉达官贵人是强制迁徙，而土著大族则以“征召做官”的方式来延揽。泰始二年（266年）春，晋武帝表示“弘纳梁、益，引援方彦，用故黄金督蜀郡。柳隐为西河，巴郡文立为济阴太守，常忌河内县令”。谯周在蜀汉富有声望，“晋室践阼，累下诏所发遣周”，泰始三年（267年），谯周至洛，“就拜骑都尉”，然而谯周病重不起，“自陈无功而封，求还爵土”，但晋武帝却并不允许。实际上，晋武帝以此行为来向蜀土士人宣告，他有“弘纳梁、益”的“坦荡心胸”！同样，他也下诏征李密北上，李密虽以祖母刘氏年高需赡养，不肯应征，但“诏书切峻”，“郡县逼迫，催臣上道，州司临门，急于星火”，表面上是“思贤若渴”，实质是“逼遣”。

在西晋统治者的强制迁徙和“征召”下，蜀汉的上层王公将相及有声望的土著大族名士，大都北归中土，晋王朝有效地瓦解了潜在的反抗势力。其实，这种“徙豪强”的做法并不是什么新创见，早在西周灭商时，周公迁徙武庚至殷，并派强大的军队进行监视；秦统一天下，迁六国贵族于咸阳、销毁六国武器而铸铜人；汉初，高帝也徙齐楚五姓大族于关中，因此，晋王朝只是学样而已。史籍一般很少记载普通百姓之事，故保留下来的资料肯定不多。

吴国的情况与蜀汉相似。太康元年（280年）孙皓降魏后，有一大批吴国大臣、大将、江南土著大姓被迫内迁。如顾荣、周处、薛兼等都随孙皓入洛。顾荣“为南土著姓”，吴国丞相顾雍之孙，本人为黄门侍郎、太子辅义都尉，吴平随主入洛；周处，义兴阳羡人，父曾任吴鄱阳 太守，本人任无难督，吴亡后入洛；丹阳人薛兼，吴尚书仆射薛综之孙，吴平后迁洛；华谭，字令思，广陵人。祖融，吴左将军、录尚书事。父谞，吴黄门郎。吴平后入洛。

值得注意的是，吴国灭亡后的内迁范围很广，不仅包括吴国的大臣、大将、江南土著大姓，还涉及一般官吏、已故将士的家属和北方移民的后裔。 如历阳人陈训，任吴国奉禁都尉，“吴亡，随例内徙”；丹阳秣陵人纪瞻，祖、父分别是吴国的尚书令、光禄大夫，“吴平，徙家历阳郡 ”；富阳人孙惠，吴豫章太守贲曾孙，父祖也出仕吴国，吴亡后“寓居萧沛之间”；吴国的“大将战亡之家”被迁至寿阳；孔愉原籍梁国，曾祖于东汉末迁于会稽，祖、父均仕吴太守，本人未任职，也迁洛阳。

还有一些吴人是在晋统一后应征召或求官而去洛阳的。如陆机、陆云兄弟，吴郡华亭人，祖逊任吴丞相，父抗任大司马，吴亡10年后兄弟两人去洛阳求官。贺循，会稽山阴人，吴亡后任晋武康令，受陆机推荐至洛阳任职。吴郡人张翰，随贺循去洛阳。这些人一般只是本人北上，家族仍在原籍。但任职后家属也有北迁的，如陆机被杀时其子陆蔚、陆夏同时遇害，显然已随带家属。

西晋形势图

很明显，上述这些移民，不论是强制入北还是北上求仕，都有一定的身份地位，西晋政府将这些人移出江东，目的即在加强对潜在政敌的控制和巩固本身的统治基础，而史籍所载普通百姓北迁资料十分罕见，所以这次迁移可能对普通百姓的影响不大，已在南方定居的原北方平民可能大多没有再返回北方。

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司马氏不得不对蜀、吴两地重要人物进行控制与监督，以防他们反抗与复辟。如此，蜀、吴的宗室、大臣和上层人士被强行北徙就成为必然。

众所周知，蜀汉开国之主刘备是涿郡涿县人，原属北方，随后西入蜀地开创基业；吴国的开国皇帝孙权是吴郡富春人，原属南方，则在汉末军阀混战中占据江东立国。然而，他们手下之将相大臣，许多并非是土生土长的，成员有许多人来自各地，但是他们家族在蜀、吴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基本已经本土化，拥有自己的社会地位与产业。到蜀、吴灭亡之时，两个政权的主要成员大多是这些人的后裔，其中绝大多数是出生在当地。一旦国亡家迁，他们所有的一切一朝都化为乌有，乃至成为北方政权的俘虏而被迫北徙异国他乡，其被打击之严重是可想而知的。

据《华阳国志・大同志》，泰始“五年，散骑常侍文立，表复假故蜀大臣名勋后五百家，不预厮剧，皆依故官号为降”，这里可以看出蜀汉“大臣名勋”的后代已沦为“厮剧”的承担者，其困苦程度不难想象。

当然，为了消除入北蜀、吴士人的抵触情绪，西晋统治者对他们其中一部分人也授官封邑，进行慰抚，以防他们由于地位、产业变故后的内心失衡而导致的可能反抗。据《三国志・后主传》，“后主举家东迁”，既至洛京，受封为安乐县公，“食邑万户，赐绢万匹，奴婢百人，他物称是。子孙为三都尉封侯者五十余人。尚书令樊建、侍中张绍、光禄大夫谯周、秘书令郤正、殿中督张通并封列侯”。

司马炎

《晋书・武帝纪》载，泰始五年（269年）二月，司马炎“诏蜀相诸葛亮孙京随才署吏”，《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晋泰始起居注》载晋武帝诏曰：“诸葛亮在蜀，尽其心力，其子瞻临难而死义，天下之善意也。”又曰诸葛京“随才署吏，后为郿令”。诸葛亮为蜀汉政权的主要代表，司马炎正面评价诸葛亮父子的德行，并首先对诸葛京“随才署吏”，是具有示范与导向意义的做法。后来晋尚书仆射山涛又上书司马炎，希望起用诸葛京为东宫舍人，进入内廷，以此“副梁、益之论”，显然这也是从舆论上予以考量，来抚慰蜀汉旧人。

同样，吴主孙皓降魏迁洛后，被“赐号为归命侯。进给衣服车乘，田三十顷，岁给谷五千斛，钱五十万，绢五百匹，绵五百斤。皓太子瑾拜中郎，诸子为王者，拜郎中。”史载“吴之旧望，随才擢叙”，如随孙皓入洛的顾荣“例拜为郎中，历尚书郎、太子中舍人、廷尉正”；周处“迁新平太守”；薛兼“拜为散骑常侍”；华谭“寻除郎中，迁太子舍人、本国中正”，后因母亲去世回乡丁忧，永宁初又“出为郏令”，不久，因战乱中抚恤百姓有功，“再迁庐江内史，加绥远将军”，后因平定石冰叛乱“以功封都亭侯，食邑千户，赐绢千匹”。

其实，西晋统治者委蜀、吴亡臣为官，是不得已之措施。因为两国虽亡，王公贵族乃至军士百姓对征服者并不服，不断进行反抗。史书记载，最初随亡国之主入洛的蜀、吴王公贵族，对晋王朝貌虽臣服，而内心存有抵触情绪。 而被征服的蜀、吴两地军民并未臣服西晋统治，从而爆发了一系列反抗活动。

泰始四年（268年），在临邛有一位叫王富的犯罪蜀军士，自称诸葛都护，密结亡命刑徒数百人起兵反晋，另外还有汶山守兵吕臣等杀其督将以叛反，尽管他们的反抗很快被镇压了，但显示出蜀汉残余确实存在，证明蜀汉旧人对司马氏政权的敌对情绪非常浓烈，一旦有风吹草动，他们就会进行武装反抗。蜀汉降军兵变的例证还有一些，兹不赘言。

蜀地有武装反抗之事，吴地的反抗活动较之蜀地则更为激烈。“吴土之化为晋域，南民之变成北隶”，吴亡不久，吴人即纷纷反叛，以图复国。太康三年（282年），“吴地将莞恭、帛奉举兵反，攻害建邺令，遂围扬州，徐州刺史嵇喜讨平之”；太康八年（287年）十月，“南康平固县吏李丰反，聚众攻郡县，自号将军”；同年十一月，“海安令萧辅聚众反”；十二月，吴兴人蒋迪“聚党反，围阳羡县，州郡捕讨，皆伏诛”。

西晋疆域图

又据《宋书・五行志二》载：“晋武帝太康后，江南童谣曰：‘局缩肉，数横目，中国当败吴当复。’又曰：‘宫门柱，且莫朽，吴当复，在三十年后。’又曰：‘鸡鸣不拊翼，吴复不用力。’于时吴人皆谓在孙氏子孙，故窃发乱者相继”。童谣中的“中国”是指中原晋王朝，也就是说，孙吴政权虽已灭亡，但以三吴为中心的地方实力还在打着恢复孙氏吴国的旗号，鼓动民众反抗晋人，充分显示出吴地政局不稳的态势。

对蜀、吴两地残余势力屡生事端，西晋统治者心怀忧惧，也意识到要稳定这两个地区的统治，仅凭军事镇服是不够的，必须还要结合一些其他手段。 对于如何才能“绥静新附”，晋武帝曾问计于华谭，华谭认为要首先征召蜀吴士人，“使云翔阊阖，进其贤才，待以异礼”，对百姓则“轻其赋敛，将顺咸悦”。当然，他同时也主张“明选牧伯，致以威风”，如此德威并举，才可能“永保无穷，长为人臣者也”，这种看法得到刘颂的赞同，他建议对南人加以礼遇，“随才授任，文武并叙”。

于是，晋武帝下诏征召蜀吴大族名士入朝，割裂他们与当地的联系，给予蜀吴民众减轻赋税的优待，企图平息两地的反抗势力。在这种政策之下，一大批有声望、有地位的大族名士被先后征召入洛。

其实，即使北方政权对这些北徙帝王大臣予以一些所谓的恩典，然而这些被迁之人并无“宾至如归”之感。

泰始十年（274年），晋武帝欲按授原蜀汉北迁的文立为散骑常侍，而文立一再推辞，甚至上书自称“诚自审量，边荒遗烬，犬马老甚，非左右机纳之器。 臣虽至愚，处之何颜”。“边荒遗烬，犬马老甚”、“处之何颜”等语，极其清楚地显示出文立的自卑之心理。李密被征为太子洗马，他上书以祖母刘氏年高为推托之辞，自称“少仕伪朝，历职郎署，本图宦达，不矜名节。今臣亡国贱俘，至微至陋，猥蒙拔擢，宠命殊私，岂敢盘桓有所希冀！但以刘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其中，“少仕伪朝”、“不矜名节”、“亡国贱俘，至微至陋”，明显可以看出自卑之情。 被北人蔑视为“远人”、“貉子”的“南人”，出现这种自卑心理，也是可以想见的，因为他们从一国之王公贵族、将领大臣的身份忽然下降到受人侮辱的境地，失落感自然会十分强烈。

故国沦亡，故土他属，北徙他乡，有家难回，这是北徙蜀、吴人士的共同感受。吴主孙皓迁洛后，被封为归命侯，实际上却形同囚犯。一次他和晋武帝同桌饮酒时，晋武帝问他：“闻南人好作 《尔汝歌》，颇能为不？”孙皓正饮酒，因举觞劝帝而言曰：“昔与汝为邻，今与汝为臣。上汝一桮酒，令汝寿万春！”这个戏弄的玩笑说明，在司马炎眼里，孙皓既不是往日的吴君，也不是今日的归命侯，而是自己的阶下囚。而孙皓随意所作的这首 《尔汝歌》，感叹自己从昔日称帝“为邻”到如今匍匐“为臣”，还须敬酒上寿，将他那种失落惆怅、沮丧无奈的情绪展露无遗。蜀士谯周被征入洛，疾病缠身，请求返蜀又不被批准，所以当门生陈寿返蜀省亲向他道别时，谯周慨叹道：“昔孔子七十二、刘向、杨雄七十一而没，今吾年过七十，庶慕孔子遗风，可与刘、杨同轨，恐不出后岁，必便长逝，不复相见矣。”谯周的沦落、悲怆之情溢于言表。

陆机

蜀、吴士人北徙之后，尽管北方政权也会授予他们一些官职爵位，而实际上无论他们有多少才华，但北方政权仍然不会重用他们，而是极力防范他们，因此这些北徙士人基本上已经丧失了政治前途。陆机陆云兄弟原是吴国著名才俊，他们北徙并未得到应有的尊重，反而经常受到侮辱。 西晋大臣张华介绍二陆见刘道真，但刘氏竟以“长柄壶卢”侮辱之；西晋大臣卢志不顾礼仪，竟然当面称陆氏祖父名讳来羞辱他们。

对这种现象，姜亮夫先生正确地指出：“中原人士，素轻吴、楚之士”，因此“道真放肆，为时流习”而侮辱陆氏。“为时流之习”一语，说明轻辱蜀、吴士人是比较普遍的现象。而面对卢志的羞辱，陆机反唇相讥，由此结下深仇，陆氏兄弟、子侄及一些南士也最终被卢志陷害而死。二陆命丧北土的遭遇，对其他被徙北方的南士而言是一严酷的现实，由此，南士思归也成为一种趋势。

蜀人在北方政权中的求仕经历同样带有悲剧色彩。李密颇具才干，是蜀汉一位名士，蜀亡后被晋廷“逼遣”入洛的名士。 尽管他一度得到晋武帝赞赏，但仅授以温令这样一个低微官职；尽管李密治绩卓著，但“朝廷无援”，难以升迁到他要得到的职位，因而“自以失分怀怨”，于是受到武帝惩处，被“奏免”其官。其实，“官无中人”并非仅是李密一人，其他蜀、吴之士何尝不如此！蜀人何攀在灭吴之役有功，授廷尉平，但是，“时廷尉卿诸葛冲以攀蜀士，轻之”，后来他担任扬州刺史，在职勤勉有功，但石崇以“东南有兵气，不宜用远人”为借口，反对提拔何攀。 当然，石崇这一“东南有兵气，不宜用远人”还不仅仅排斥何攀一人，推而广之，可以说是对所有“南方士人”的排斥。

费立原是蜀汉大臣，蜀亡被徙北方。据史记载，费立为官能“正色匡谏，及上疏风喻，辞义劘切，合箴规之体”、处理问题“无复疏亲”，因此“委曲者多恨其绳墨”，费立想获得西晋统治统治核心的“河、泰、汝、颍”之官职，最终遭到反对而难以得到实现。

但总的看来，蜀人在洛的仕途较之吴人要稍显平顺一些，至少没有遇到像陆氏家族那样的凶残屠杀。那是因为在三国旧属的关系中，魏与蜀的最高统治者所代表的社会阶层利益和所奉行的政策基本相同，所以灭蜀后，两地之间的政治隔阂虽然存在，但不是很深；而吴与魏的统治集团所代表的利益和实行的政策却大抵不同，因而吴亡后吴人的反抗情绪激烈，动乱接二连三爆发。对于西晋王朝的统治者来说，蜀、吴两国虽然都已俯首称臣，但相比之下，“蜀人服化，无携贰之心；而吴人趑雎，屡作妖寇”。所以，晋廷对入北吴士的排挤和打击力度要强于蜀士。

李密

北徙蜀、吴之士为了在北方政权中生存与发展，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互相援引，以求得再次崛起。如李密被征后，曾担任温令，在此职位上，他也推荐过西蜀人士，寿良便是其中之一。何攀担任“梁、益二州中正”后，也推荐过陈寿、阎乂、费立等人 ，何攀还周济过北徙的“穷乏”蜀汉士人。襄阳人罗宪，蜀亡时担任巴东太守，“知刘禅降，乃率所统临于都亭三日。吴闻蜀败，遣将军盛宪西上，外托救援，内欲袭宪。宪曰：‘本朝倾覆，吴为唇齿，不恤我难，而邀其利，吾宁当为降虏乎！’乃归顺”，泰始初被征入朝，“侍燕华林园，诏问蜀大臣子弟，后问先辈宜时叙用者，宪荐蜀人常忌、杜轸等，皆西国之良器，武帝并召而任之”。

陆机、陆云兄弟作为江东士人的领袖，在举荐乡里问题上做了大量工作。 二陆周旋于晋大臣之间，企望将一些吴地士人推荐入官，因而史称陆氏“爱才好士，多所贡达”，在二陆文集及《晋书》、《世说新语》、《初学记》中有不少例证。如陆机到洛阳，为著作郎，即上疏力荐贺循、郭讷，他说：贺循、郭讷“皆出自新邦，朝无知己……至于才望资品，循可为尚书郎，讷可为太子洗马、舍人”；陆机还引荐过纪瞻，称戴若思“诚东南之遗宝，宰朝之奇璞也”，推荐给赵王伦，陆云把广陵人吴平推荐给刺史周浚。总之，二陆对吴士之推荐不遗余力，企图通过互相援引，形成一个政治集团，共同谋求生存发展之道。实际上，陆氏兄弟最终仍难免受到北人的排挤与陷害，而在“八王之乱”时死于非命，同时也牵涉了一些南方士人。

“八王之乱”导致西晋政权急骤衰落，同时由于陆氏兄弟被害，对西晋政权丧失信心的南士也就纷纷借故回归蜀、吴故土。曹魏末年到西晋时期的南方士人北徙最终宣告结束。然而，南方人士在短暂的北徙之中，对南北双方的各种交流仍有一定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