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18年，大唐王朝建立，一年后，就有功臣被杀，他就是刘文静；这是唐高祖李渊立国以来第一次诛杀开国元勋，很不幸，他成了高祖的首个刀下冤魂。
唐国公李渊晋阳起兵反隋之时，刘文静投靠他，并为其出谋划策，屡立战功，但开国不久却因酒后胡言而被扣上“谋反”的帽子，甚至功勋卓著的秦王李世民为其求情，其父李渊都不予理睬；最终的结果依旧是刘文静以谋反之罪被处死。
因酒后胡言而被杀，大唐开国功臣刘文静到底有多冤？要想搞清楚其中原委，还得将时间线拉回到李渊晋阳起兵之时。
公元617年，天下大乱，各路英豪早已不奉隋朝正朔，纷纷拥兵割据，称王称帝。
时任隋朝晋阳县令的刘文静敏锐地洞察到天下时局的变化，他认为晋阳留守李渊志向远大，将来必成大业；于是投入其麾下，并与李世民结交，逐渐成为秦王府的亲信。
刘文静与裴寂曾是好友，而且裴寂还受到了李渊的赏识与重用；当时李世民想劝说其父反隋，刘文静恰好正有此意，于是他决定联合裴寂共同前去劝说李渊起兵。
李渊常年驻守北方边境，因抵御突厥失败而备受猜忌，加之李世民、刘文静与裴寂三人的肺腑之言，说动了优柔寡断的他；蛰伏多年之后的李渊，终于从驻地太原起兵，并一举攻占京师长安。
在晋阳起兵的整个过程当中，刘文静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不仅助李渊晋阳起兵，而且还出使突厥，带回了两千骑兵与战马上千匹，大大提升了唐军的实力。
李渊西取关中时，刘文静又率兵击败隋将屈突通和武牙郎将桑显和，解决了唐军西进长安的后顾之忧；自此，他的人生也达到了顶峰。
然而开国之后，裴寂因功被任命为尚书右仆射，刘文静则被授予纳言之职；两人同为宰相，但裴寂在李渊心中的地位显然更高。
刘文静认为自己的功劳很大，却一直屈居于裴寂之下，心情极为不悦；在朝堂上，两人的意见经常相反，因此矛盾日益加深。
有一回，刘文静与其弟刘文起在一起喝酒；饮酒正酣之时，他口出怨言，声称定要斩杀裴寂，结果被小妾告发。
不久后，刘文静便被逮捕下狱；裴寂认为他才华出众，而此时天下尚未安定，如若轻易赦免，必将后患无穷。
在裴寂的极力怂恿之下，唐高祖李渊采纳了他的建议，杀了刘文静与刘文起，还抄没了其家产；临刑前，刘文静捶着胸脯叹息说：“鸟尽弓藏，果然不假。”
高祖竟听其言，遂杀文静、文起，仍籍没其家。文静临刑，抚膺叹曰：“高鸟逝，良弓藏，故不虚也。”——《旧唐书·刘文静传》
作为秦王府的一位得力助手，李世民曾向李渊求过情，希望看在刘文静辅佐起兵的功劳上，对他网开一面；可惜高祖执意要杀刘文静，李世民也束手无策。
太宗以文静义旗初起，先定非常之策，始告寂知。及平京城，任遇悬隔，止以文静为觖望，非敢谋反，极佑助之。——《旧唐书·刘文静传》
刘文静之死，是裴寂在公报私仇，李渊正好借宰相之手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杀刘文静，不仅仅是为了逢迎裴寂，而是李渊想起到一个“杀鸡儆猴”的作用，以此来敲打秦王李世民。
大唐建立后，长子李建成被册封为太子，而战功赫赫的次子李世民显然并不满意这种结果，于是兄弟二人水火不容，明争暗斗；李渊为了稳固江山，不得不借“刘文静事件”来打压李世民，给予他一些警告。
可以说，刘文静的死是权力斗争中的牺牲品，同时也暗含着太子与秦王之间的矛盾已到了不可调节的地步。
表面上看，唐高祖李渊是整个事件背后最大的赢家，但实则不然；刘文静之死，或许只是一个导火索，它并未打消李世民对权力的欲望，反而还激发了他更大的野心。
因为功勋卓著的刘文静都被处死了，自己也必将岌岌可危；只有不断积蓄力量，李世民才能在复杂的环境当中保存自己，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这么看来，刘文静确实死的很冤，他只不过是酒后胡言，发发牢骚而已，罪不至死，但秦王的求情，无疑是加快了他的死亡速度；一代开国元勋，就这样死在了父子之间貌合神离的权力斗争之中，实在是令人唏嘘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