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50年，也就是乾隆十五年，一艘600吨的大型帆船“海马号”来到广州海域，并逆珠江上溯，很快就要驶入内河。

稽查人员坐不住了，很快将这一情报报告给地方政府：

船名“海马号”，一等船，货主及家眷共四人，医师和牧师五人，船工厨子下人一百零五人，火炮三十门，炮弹六百个。

当然，医师、牧师、厨子什么的都不重要的。这船是货主是荷兰商人洛连自己的，从荷兰阿姆斯特丹港口起锚出发，绕过好望角，船上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货物，装备的也仅是防护的火炮。

重要的是，船上有3个家眷，包括洛连的妻子詹妮，以及他们的两个女儿。

什么，船上有三个女的？广州政府官员立刻紧张了。清政府早有规定，禁止“番妇”入关或严禁“番妇来华”。

洛连的妻子是什么？那就是“番妇”啊。

很快，广州关长、行首出面找到担保商人，并联系到兰商馆秘书约翰，商量应对方案。

根据方案部署，清兵在黄埔港严阵以待，以防不测发生。同时，当“海马号”靠近码头时，约翰和担保人则划了一条小船过来，郑重告知洛连，女眷不准上岸的规定。

尽管早有心理准备，但洛连听到这话还是急了，我的妻子和女儿在风浪中漂泊10个多月了，她们很想上岸。

担保人见他们比较可怜，便说回去请示再定。但是，洛连已经等不及了。当天夜里，洛连就强行带着妻子女儿冒雨登岸，并将她们安置在外商聚居的十三行中。

第二天，洛连带妻女到广州、夜宿十三行的消息就传开了，并在广州和其他国家的商人中引起了轰动。为了平息舆论，也为了对上有个交待，广州方面令洛连将家眷带到澳门居住。

洛连事件，这才告一段落。但在清廷内部，这件事并没有结束。等到处理结果上报清廷时，乾隆皇帝直接下了一个明确的批示：

嗣后有夷船到澳，先令委员查明有无妇女在船，有则立将妇女先行就澳寓居，方准船只入口；若藏匿不遵，即报明押令该夷船另往他处贸易，不许进口。

经过乾隆一批示，原本的规定立刻上升为法律。外国商船来华必须先在澳接受全面检查，只要发现船上有女性的，一律下船留在澳门。在随后几十年里，直到鸦片战争爆发，地方都严苛遵守着这项法令。

清政府为何惧怕西方女人来华呢？

原因不难理解。“番妇”举止随便，穿着暴露，如在广州长期居住，难免会扩大与华夷接触范围，一些“不轨”之举也就无法控制了。

当然，更为现实的考虑是，如果“番妇”来华，则定居的可能性就会增加，这与清政府限制通商的精神相违背。

正是由于上述认识，清政府尤其是士大夫阶层将“番妇”看成比枪炮还要可怕的存在。

要知道，清朝虽然开关对外贸易，但只留下广州一个口岸，而且对外国商船的活动极为注意，对逗留国内的外国人也防范极严。

从时代背景看，洛连事件是可以理解的；但在今天看来，洛连事件以及背后的规定就比较可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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