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绘画史上，老鼠一直是被忽视的题材。它们被视为害虫，很少登上大雅之堂。

然而，一位明朝皇帝却成为画鼠高手，这位帝王不仅擅长画鼠，还开创了一个新的绘画流派。

这位皇帝就是明宣宗朱瞻基。朱瞻基为何独钟情于画鼠？

老鼠在民间文化中的地位

每当鼠年在即和大年初三晚上，总会勾起人们回味古代民间许多有关老鼠的传说和民间年画、剪纸中拟人化了的耗子形象，如年初三晚上是“老鼠娶亲”的日子，故有许多描绘这类题材的民间绘画。

但在元代以前，几乎没有文人画家和宫廷画家能让老鼠的形象登上大雅之堂，老鼠生性使人憎恶，以至于在古代所有的画科里，没有一科能包容它。

在北宋宋徽宗(1101一1125年)时期，卷轴画画科已细分为十门，畜兽门里无人画鼠。直到明代，画史上出现了第一位画鼠能手，这就是明宣宗朱晗基。

艺术家皇帝

朱暗墓(1399一1435年)，自号长春真人，是明朝开国皇帝明太祖朱元璋的曾孙、仁宗朱高炽长子，他于宣德元年(1426年)登墓，是为明宣宗，10年后，因病卒于帝位，时年36岁。

他在位期间能以唐玄宗为鉴，注重节俭、任用贤吏、与民休息，史称“明有仁宣，犹周有成康”，是明代颇有作为的君主，形成了海内无虞的祥和局面，使他在万机之暇有心游弋瀚海。

他喜好绘画，广涉山水、人物花鸟、走兽、草虫等，兼工书法，行笔道劲圆熟，他性情豪放而不乏文采。

因此，在艺术上敢为前人所不敢为，御笔之下的任何物象不愁无人喝彩，朱瞻基常将自己的书画佳作赐予功臣，他所画的汉族文化，贯穿着封建礼制的规范，形成了讲求方正、对称、中轴、主次及等级关系等的城市布局形制，并特别突出了晋中的地方民居建筑特色。

丽江古城则体现为以纳西族为主的少数民族文化，贯穿着元、明、清土司统治体制的关系以及因地制宜、不拘规矩的城市自由布局的形态。

平遥、丽江的古城风貌在全国是古色古香之最。郑老认为，这次我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是从零开始，对于我国这样历史悠久的大国申报平遥、丽江二项不能说多。

笔者曾多次与郑老一起出差，考察历史文化名城。每到一处，为了收集资料，他都要摄取大量的照片，用他的话说，这是一种“形象的笔记”。为了选取理想的角度，更详细的观察，郑老总要比别人多走许多路。甚至不顾高龄，在一些难于行走的地方爬上爬下，令同行者赞叹不已。

郑孝燮先生多年来，为了祖国的历史文化名城事业不辞辛苦，辛勤奔波，他的一首《偶感》诗，正是这种生活的真实写照:“坐席未暖又征尘，乐而忘优不忘勤。地阔天长人自老，高山流水仰行云。”的鼠图可能是赏踢给属鼠的下臣。

北京故官博物院皮藏的《三鼠图》卷分三幅各绘一鼠，合裱一卷。它旧作明宣宗朱喻墓和明宪宗朱见深之笔，朱见深(1448一1487年)的牛活时代远离画上宜德年间(1426一1435年)的年毅，一帧无年款者亦与朱见深的画风相距甚远。

朱啥荃是明朝第一位在书画方面有造诣的皇帝，尤长于意笔画风，他“于图画之作，随意所至，尤极精妙。盖圣能天纵，一出自然，若化工之于万物，因物斌形，不待娇揉，而各遂生成也。”(明·韩昂《图绘宝鉴续编))。

明宣宗也是画史上第一位画老鼠的画家，他画鼠是有其原由的，长期萦绕于怀的是皇室长期无儿无女，鼠和瓜在民间传说中被喻为“多子”，又分别象征着人丁和财富，故瓜与鼠、鼠和荔(或果)常组为一图，析祝多多得子、早早富足。在宣宗画《苦瓜鼠图)卷的当年十一月，他喜得一子名祁镇(即后来的英宗)，后又得次子名析杜(即后来的代宗)。显然，宣宗绘此图是祷祝或庆贺顺产得子。

朱瞻基的画鼠艺术

《苦瓜鼠图》卷(纸本呈笔，纵28.2厘米、横38.5厘米)，体现了朱喻墓的意笔天才，作者画一鼠在白日里帘至石上，机誉地回首寻视，鼠上绘瓜藤攀援竹枝，下垂两苦瓜，石下杂草丛生。

宜宗行笔简率随意、天然巧成，鼠体用干笔浓呈效擦而耽，再就浓呈提点鼠之耳、目、鼻和爪，鼠体的质感鲜明，姿态生动，图中这双灵动可爱的小动物使观者忘却了它可僧可怖的面目。

可以说，朱啥签虽画艺广博，但最搜长者.首推其画鼠之妙，他的绝妙之处在于普于在常人不愿表现的客观对象中发现审美价值，这种创作胆识是颇为可贵的。幅上有作者自识:“宣德丁未，御笔戏写。”即宣宗即位第二年(1427年)，时年28岁，上又押朱文“广运之宝”，另铃有清朝乾隆、嘉庆、宣统年间的收藏印。

宫廷画坛的画鼠风潮

宣宗的画鼠之好在官中画坛蔚然成风，与(苦瓜鼠图》卷共裱一卷的《食荔鼠》团扇和(鼠石荔图)页源出于宣宗画鼠。

《食荔鼠》团扇(绢本设色，纵、横皆为22.2厘米)应是宣宗朝的官廷画家之笔，以工笔绘一白鼠在黑幕中喜食荔，按红荔与“红利”谐音，显然，这位画家在该画里倾注了希冀富足的良愿。画家以极为写实的手法把硕鼠处理在黑色的背景里。

通常，传统绘画以空白暗示黑夜，在此可一窥该工笔画家的创意，在夜幕的衬托下，白鼠的形象十分突出，作者的工笔画技巧颇为娴熟和细腻，小动物毛茸茸的躯体和通真的造形几乎可使人感觉到它因紧张和兴奋而呼吸急促……。

可推知该画家必定笼养过白民，详观细察它们的生性和生理特点。福上铃有四方清宫收藏印玺，曾是乾隆皇帝的藏宝。

《鼠石荔图》页(绢本设色，纵16.2厘米、横19.7厘米)，幅上有宣宗为题:“宣德六年(1431年)御笔，踢太监吴诚。”

画风与(苦瓜鼠图)上的宣宗真迹相比，非出自一人之手，所铃的“武英股宝”纯系仿刻。太监吴诚不见被史籍载录。该图仍系明画，教印为清代添加，虽画艺平平，但颇有内含。

作者画危石下栓系着一只灰鼠，咬破了一顺超大的红荔外壳，画家籍此曲意讽刺那种为贪图恩踢而失去自由的人，联想起明代文人不满于宦官专权的历史背景，有益于解读是图的窝意。

明宣宗的时代，由于皇帝热衷于宫廷绘画，这个时期的官廷绘画达到了明代的高峰，如戴进、石锐、周文靖、商喜、李在等宫廷绘画大师都是得到宣宗的恩泽才成就了画业，其中的孙隆就是得益于宜宗画鼠而涉足此艺的。

画鼠艺术的传承与发展

孙隆，一作龙，字廷振，号都痴，毗陵(今江苏常州)人，是明开国忠憋侯孙兴祖之孙。他“画翎毛草虫，全以彩色渲染，得徐崇炯、赵昌没骨图法，饶有生趣”(明·徐沁《明画录》卷六)他的晚期名作《花乌草虫图》卷(吉林省博物馆藏，洒金纸本，设色，纵23.3厘米、横531厘米)里绘有瓜鼠一段，画家以没骨之法画瓜叶，工笔画鼠，把这只田鼠的皮毛画得光亮洁净，它机敏灵活的姿态仿佛一触即逝，使人萌生出对这个小生命的怜爱之情。幅上无作者名毅，铃印“孙隆图画”、“痴”、“开国忠敏侯孙”。

在明宜宗朱喻基和孙隆之后，一群群鼠类的艺术形象纷纷活泼地从文人画家的笔端钻出，清初“四僧”之一八大山人和清末“海派”名家虚谷、赵之谦、任预，现代画家齐白石等都以墨笔画鼠为乐事，各显其才。

结语：

虚谷则发展了宣宗干笔淡墨写意画鼠的技法，以干笔薄锋画出松枝上毛刺般的松鼠。赵之谦和齐白石常将夜鼠与文人的案头清供绘成一图，或以水墨意笔画老鼠偷油，如赵之谦的《灯鼠图》轴(纸本墨笔，纵120厘米、横30.6厘米)画家在妙趣横生中企盼家境富足、日有余财，灯油在这里暗喻着主人的家财，鼠与“储”字谐音，传统的寓意文化假籍谐音把它装扮成吉样可爱的小生灵，并与相关的道具组合成图，析祝人类共同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