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鎧

编辑|刺猬

德国从19世纪30年代开启了工业化进程。到德意志帝国建立初期，第一次工业革命已经基本完成，同时，势头强劲的第二次工业革命迅速展开，为德国开启了高速工业化时代。

工业生产力的快速上涨带动了城市化的发展，也创造出数量庞大的劳工群体。

大批劳工来到城市寻求工作机会，在承受离乡之苦的同时，还经受着糟糕的工作待遇与生活环境，由此滋生出一系列社会问题。

工人运动的不断爆发与工人阶级政党的出现迫使统治者必须在维持旧传统还是开启社会转型间作出抉择，这在铁血宰相俾斯麦执政期间有着深刻体现。

德国从19世纪30、40年代至70年代初完成了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蜕变。

在这一时期，德国虽然处于政治上四分五裂的状态，工业化起步相较于英法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尚晚，导致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遭遇了很多障碍。

但是以普鲁士为代表的各邦清楚地意识到工业发展的重要性，竞相出台鼓励性政策加以扶持。

以普鲁士为例，1848年革命后，德国东部的大批农民通过普鲁士政府的赎免政策解除了封建义务。

他们离开世代依存的土地，涌向西方正在发展中的工业城市寻找就业机会，为德国的工业生产提供了大量劳动力。

此外，政府鼓励铁路建设，为此投入大量人力物力。

从工业革命伊始，德国就发展起了以铁路建设为重点的重工业，而这带动了更多新技术和新机器的广泛采用，也催生了一批规模庞大的企业，他们不仅吸引了充足的资本投资，还雇佣着大量产业工人。

自1871年德意志帝国统一以来，德国进行了新一阶段的经济发展进程，开启了高速工业化时代。

第一，德意志帝国的建立实现了德意志民族盼望已久的政治统一，由于政治分裂而阻碍经济发展的因素消失了。

德国拥有丰富的铁矿石、煤炭和矿产资源，以及肥沃的农业土地，这些土地提供了足够的食物来维持巨大的人口增长。

如果联合起来，它将是欧洲大陆面积和人口最大的国家，因此有潜力发展成为欧洲最大的经济体。

中央政府在度量衡、经济法规、民权等方面出台了一体化政策，国会通过了保护关税法来推动国内工商业与农业的有序发展，这些措施对建立国内统一市场有着重要意义，帝国经济发展的步伐由此加快。

第二，传统工业部门的优化与电气、化学等新兴工业的崛起为高速工业化提供了强劲的动力。

在传统工业领域，煤炭与钢铁产量迅猛增长。随着矿井设备和开采机械的进步，煤炭开采的难度和规模也在增大，从业劳工数量也在不断增长。

钢铁部门的发展同样不容小觑。一方面，德国统一后从法国获得了阿尔萨斯一洛林这块富含铁矿的宝地，为大批量的开采提供了资源供应。

另一方面，德国在1879年将托马斯冶炼法引入国内并不断推广，优良的冶炼技术降低了以往的高能耗，提高了工人的劳动生产率。

在19世纪80年代以前，德国生产的钢铁量还远不及工业革命的先行者英国，而到了一战前夕，英国的钢铁产量几乎只占到德国的一半。

由于德国的大型钢铁企业群体有雄厚的资金与技术力量，他们采取联盟的方式，在提高钢铁产量上起着重要作用。

此外，钢铁产量的大增又带动了机器制造业的蓬勃发展。以上传统工业部门的发展主要得益于新技术的推广应用、规模化的投资与生产和相关产业工人的不断增加。

传统工业部门的优化发展固然瞩目，而电气、化学等具有代表性的新兴工业部 门则是高速工业化的核心内容。

科学技术的发明与在工业中的应用为经济发展带来 了不可估量的贡献，以电气业为例，自19世纪80年代电气业大规模发展以来，短短30年时间内德国便将自己打造成了一个电气化国家。

即便在经济萧条时期也没 有停下向各个社会生产领域渗透的进程，帝国后期保持的经济高度繁荣也有赖于此。

电力工业工人在19世纪80年代中还没有列入人口调查的选项中，到1895年时， 全国大概已经有25000名电力工业工人，到1907年更是增长了4倍之多。

同时，电力照明、电力机械的使用使民众生活实现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加快了德国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

化学工业作为高速工业化时代的另一支引领力量，将德国从工业革命的后起之秀送上了世界化学工业领袖的宝座。

在自身拥有丰富矿产资源的前提下，德国通过教育改革培养了大批优秀的科学家，同时，国内各大化工企业还配备了实验室。

在大学和企业在密切合作下，最先进的科学理论运用到了工业部门的生产中，这是同时期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未能企及的。

电气工业与化学工业从发展伊始就具有集中化的特点，因此出现了一些像柏林通用电气公司等一样规模较大、财力雄厚的大企业，随后又出现了合并浪潮，形成日益庞大的垄断资本。

到一战之前，德国凭借传统工业部门的改进和新兴工业部门的蓬勃发展，确立起在工业资本主义世界的领先地位。

第三，德意志帝国时期的劳动人口数量处于不断增长中，这是高速工业化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德国正式的人口统计数据可追溯至1816年。

据数据显示，19世纪30年代到19世纪70年代期间，德国净增人口数为1154万，增幅达到39%。

而在19世纪70年代至一战前夕，德国净增人口数为2386万，增幅高达58%。可见在高速工业化时代，人口增速十分迅猛，为工业生产提供了大量劳动力。

自19世纪初起，德国开始了城市化进程。在高速工业化时代，德国的城市化的发展速度明显加快，城市中创造的工业岗位吸引了数量庞大的劳工阶层。

19世纪 90年代之后，城镇人口数量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德国真正成为城镇人口占据主流群体的国家。

1871年，63.9%的人口居住在居民少于2万人的村庄和小城镇，只有4.8%的人口居住在容量为10万人以上的大城市。

然而，在1910年，只有40%的人口居住在村庄和小城镇，但已经有21.3%的人口生活在大城市。

在德国人口持续增长的大背景下，人口源源不断地涌入城市。其中非常突出的结果是劳工数量的激增。

整个19世纪，随着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和农业生产技术的改进，农业劳动力人口得到释放，人们稳步地从农场转移到城市和制造业工作。

一方面，农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实现了从农业生产人口到产业工人的巨大转变。

帝国初期严重的农业危机加剧了农村人口过量和农民无地的问题，东部地区普遍出现了农业生产力过剩的现象，致使很多农民不得不背井离乡，到城市中寻求其他出路。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德国东部地区的城市化率普遍低于工业化开启较早的西部地区。

相应的，对劳动力的吸收推动了人口流入城市的发展，工业化发展程度较高的部分城市也拥有较高的城市化率。

另一方面，城市范围扩大的同时就自然囊括了其合并区域的人口。并且随着城市的扩容，出现了更多与工业、服务业相关的工作机会。

到19世纪90年代中期，德国农业经济从业者比20年前下降了7.7%，占整个经济活动人口的41.8%。

同期，采矿业和制造业的就业人数从近550万增加到近800万，占经济活动人口的比例从29.1%增加到34%。

在1875年，56.7%的制造业和采矿业从业人员是雇佣劳工，到1895年，这一数字上升到了71.9%。 同时，工业生产门类增加，劳工种类更加多样。

德意志德国发展现代工业经济的过程伴随着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结果是产生了工业无产阶级。

作为占据国家人口多数的劳动力群体，这是一支极为多样化的力量：长期居住在城镇的居民与来自农村腹地的移民混合在一起；

土生土长的德国人与波兰移民并肩作战；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在矿井里或工厂里并肩工作；

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以前的农民和工匠，男人和女人，为德国的工业增长提供了强大的力量。

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德国劳工的规模也出现了极大的增长。德国劳工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兴起时仅有80万，到19世纪90年代中叶已飙升至613万。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工人问题。

首先，劳工的工作场所缺乏规范性和科学性的管理，劳工在没有社会保障的情况下生存艰难。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工厂的数量增长迅猛。

“工厂”作为集中化的生产机构，从一开始就明确了雇主和受薪劳工的角色，也意味着劳工生活方式至思想观念的被动改变。

一方面，工厂的出现导致传统上家庭和工作统一性的分离。工厂成为固定的工作地点且仅用于工作时使用，劳工除了将大量的时间用于工作。

在日常通勤和生活娱乐方面也会花费时间与精力，用于家人交流情感的时间就会相应减少，家庭纽带的力量变得松散。

另一方面，工厂劳工往往面临着严厉的纪律和控制措施，他们被要求适应新的工作和时间节奏。

小工厂中的雇主和劳工之间的权威关系有时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而在大工厂中，权力关系则更加正规化。

不仅如此，企业往往会出台相应的文件来规范劳工在工作时的言行举止，其中包括各种违反规定的处罚，却鲜有提到他们的权利。

比起刻板的工作氛围，严苛的工作条件是劳工群体更难以忍受的。从理论上讲，员工自愿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任何一方都可以在没有理由的情况下终止该合同。

然而事实上，权力的位置却大不相同：雇主实际上是单方面决定工作环境条件、工作时间和工资的，劳工作为完全出卖劳动力的一方，在很多情况下则不得不接受雇主苛刻的条件。

在19世纪70年代，工人们通常每天工作12个小时，每周工作 6天，许多人忍受着上下班的长途跋涉。甚至到了1900年，除煤矿外，大多数行业的工人每周仍工作60小时。

越来越多的劳工发现自己被困在单调的城市迷宫中，尽管男性劳工每周的绝大多数时间要用于工作，但仍是常常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需要妻子和子女时常寻找工作以共同维持生计。

除了工资与工时安排尚不合理，劳工普遍缺乏制度性的社会保障。

新的机械和化学工艺的应用常常给劳工的工作带来更多健康隐患：噪音、灰尘、更多的事故， 以及不断增加的工作强度。对于很多劳工来说，他们对生活缺乏安全感。

他们经常要面临的工伤风险、不稳定的就业和疾病还极有可能会侵蚀先前的收入，而到了晚 年，问题只会越来越严重。

没有社会保障的失业意味着饥饿和无家可归，因此许多 人被迫在雇主规定的任何条件下工作，即使是生病或受伤。

大多数人领取的工资较 为微薄，他们常年在较为恶劣的工作条件下工作时间过长，妇女和童工也不例外。

无论从数量还是职位上看，女性在不断扩大和变化的劳动力大军中都处于边缘地位。

妇女绝大多数集中在纺织、食品和服装行业，特别是在那些工资低、工作时间长、不稳定和衰退的行业。

同时，童工的普遍使用使劳工教育无法得到保障，儿童的身体健康也普遍受到严重损害。

其次，城市糟糕的居住环境还导致很多劳工出现营养不良并患上疾病的情况。

婴儿死亡率是衡量人口总体健康水平的一项指标，在城市中心，每1000名婴儿中有300名以上死亡，直到20世纪初才有显著下降。

德国的人口统计证据表明，在快速发展的工业城市中，年轻人的死亡率特别高。与儿童死亡率一样，德国在成人死亡率方面的社会差异直到20世纪初才开始趋于一致。

18世纪时，在健康状况和饮食状况良好的上流社会中，孩子能够活到成年，父母能够活到孩子成年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经历，但是这一点在20世纪以前的工人阶级家庭中仍然无法确定。

而犯罪问题和传染病一样无孔不入，在另一个方面威胁着劳工的精神健康。酗酒、蓄意破坏、非法生育、青年犯罪团伙数量居高不下等成为政府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工人组织起来为自身利益而战成为一种迫切需求。从19世纪 40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社会问题”一词构成了社会改革或社会政策所解决的主要问题。

德国直到1850年左右，社会问题才被确定为贫困问题，而同一时期，工人问题和贫困问题之间的区别变得越来越明显。

1863年全国性的工人联合会的成立使得自1850年以来一直受到压制的工人运动积蓄起更强大的力量。

从此，“工人问题”成为“社会问题”的主要方面，而社会民主主义在帝国选举中的日益成功使工人问题成为新帝国最重要的国内政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