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鎧

编辑|刺猬

朝鲜与清的关系，可以上溯至女真部落时期。清前身为后金，兴起于建州女真，在其发展早期就与朝鲜方面有所接触。

为了躲避鞑靼人的入侵，时任建州卫指挥使的李满住带领部众千余户，从奉州搬至南边的婆猪江流域。这一搬迁，使得建州女真部族更加接近汉人与朝鲜人的居住区。

一方面，这使得女真人更容易接触到较为先进的农业文明技术，加速了其社会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由于距离的靠近，双方冲突的可能也随之加剧。

李满住通过多种手段，希望与朝鲜进行贸易，换取口粮等生活物品，但朝鲜方面此时也处于粮食紧张的状态，故而以“无皇帝圣旨而相接，未可也”为理由加以拒绝。

这使得李满住部族转而通过劫掠来满足自身需要，加之朝鲜会容留从女真部落逃亡的奴隶，限制了女真劳动力的需要，双边关系逐渐恶化。

1433年，朝鲜世宗派遣平安道都节制使崔闰德率领部队突袭李满住所部，这是朝鲜第一次对女真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

由于明朝与朝鲜都将女真视为野人、夷狄，因此在后续调停中明朝采取了偏袒朝鲜的态度。1455年，朝鲜世祖李蹂即位，其对李满住采取了怀柔的政策，双方关系有所缓和。

但由于女真经济对于朝鲜过度依赖，使得朝鲜方面不堪负担，渐渐政策转为保守限制，这也引来女真部落的再度劫掠。

1467年，明与朝鲜联合作战，对李满住所部进行了强力打击，史称丁亥之役或称化犁庭，斩杀女真领袖李满住及其子古纳哈等人，使得建州女真的势力受到较大的削减。

由此可见，在此一时期的朝鲜与女真关系中，朝鲜是作为具有较高文明程度的主动一方出现的，女真则由于生产力的落后处在被动位置。

在这样的交往中，朝鲜形成了对女真的鄙视心态，将之视为不知礼节的野人，对之后的双边关系造成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万历十一年，努尔哈赤继任建州左卫都指挥使，以祖、父遗甲十三副起兵讨伐图伦城主尼堪外兰，到万历二十一年时已统一女真各部，逐步站稳脚跟、扩充实力。

壬辰战争期间，曾一度请求出兵帮助朝鲜作战，朝鲜予以拒绝，但也注意到此时的女真已经重新崛起，成为地区局势中不可小觑的一股力量。

而朝鲜国内政局的变动，也使得女真朝鲜关系有了新的变化。万历三十六年，朝鲜宣祖逝世，王世子光海君掌握朝局，并于次年受到明廷册封。

光海君是宣祖次子，因此不受明朝方面重视，十几年间一直拒绝册封其为正式的王世子，这使得光海君对明朝颇有微词。

因此其即位后，一方面对明朝表示恭顺，同时也与女真密切联系，采取了“事大则日新恪谨，待夷则务尽其权”的策略，周旋于明朝与女真之间。

这使得女真争取到了更为广大的活动空间，势力进一步发展。

万历四十四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正式称汗立国，改元天命，是为后金，两年后，以“七大恨”为檄文正式起兵对抗明朝。

为了获取稳固的后方环境，加之明廷封锁了边境贸易，后金对朝鲜有意采取刚柔并济的政策，而朝鲜仍然坚持两端外交方针。

明廷派遣壬辰战争中在朝鲜建立了一定声望的杨镐经略辽东，意在彻底解决女真问题。当杨镐向朝鲜要求出兵相助时，朝鲜却摆出了推诿搪塞的态度。

1619年，杨镐率军与努尔哈赤在萨尔浒大战，遭到努尔哈赤各个击破。

朝鲜都元帅姜弘立，在光海君的指挥方针下坐以观变，并在明军失利后迅速与后金方面开始接触，之后绝大部分部队归降后金，这引起了朝鲜国内的普遍不满，

而光海君对这一事件的消极态度也使得不满情绪进一步发酵，1623年，朝鲜发生政变，西人党攻入王宫，废黜光海君，拥立其侄凌阳君即位，是为仁祖反正。

此后，朝鲜重新将明朝设置为政策本位，重新以严肃态度对待后金问题，双方关系再度走向紧张。

后金天命十一年，努尔哈赤进攻宁远不下，中炮受伤，引发旧疾辞世，四贝勒皇太极经过权力斗争夺得汗位，改元天聪。

上位之初，皇太极便着力于采用强硬手段解决朝鲜问题，天聪元年一月，他派遣阿敏等人率军三万，借口驻扎皮岛的明将毛文龙接纳后金叛入向其发动进攻，并顺势进攻朝鲜，朝鲜方面则称之为“丁卯胡乱”。

由于攻势突然，朝鲜军队不能抵敌，致使安州、平壤相继失陷，仁祖与臣下避居江华岛，此时后金方面主动言和，经过交涉后，双方接连签订“江都之盟”“平壤之盟”，双方结为“兄弟之国”。

而实质上后金已经呈现出希望朝鲜成为其臣属的倾向。朝鲜虽然签订盟誓，但仁祖认为其盟誓不过是“权宜应变，以为一时缓兵之计，则有不得已。”

对后金仍然保持怀疑态度，加之朝鲜奉明为正朔而视后金如夷狄，因此对后金方面采取了较为消极的态度，双方在互市、赠礼、逃人等多个方面矛盾不断，分歧逐步走向公开化。

天聪九年，蒙古林丹汗之子额哲归降皇太极，并送上元顺帝传国玉玺，皇太极被认为有登九五之分。

十二月甲辰，贝勒萨哈廉与诸贝勒及大贝勒代善盟誓，请上尊号，但被皇太极拒绝，之后蒙古贝勒再次劝进，皇太极提出“朝鲜兄弟乃国，应与共议。”

此举“一则使闻内外诸贝勒劝进尊号之意；一则使知各国来附兵力强盛之实。”天聪十年二月丁丑，八和硕贝勒与外藩四十九贝勒各遗书朝鲜，约其国王劝进尊号。

使团到达朝鲜，引发群臣激烈争论，掌令洪翼汉等力主 “戮其使而取其书，函其首，奏闻于皇朝。责其背兄弟之约，僭天子之号，明言 礼义之大，悉陈邻国之道，则我之说益申，我之势益张矣。”

后金使团无功而返。四月，皇太极于盛京称帝，改国号为大清，改元崇德。接受群臣参拜时，唯独朝

鲜使臣罗德宪、李廓不拜，皇太极于是向朝鲜发出了“尔王若自知悔罪，当送子弟为质” 的最后通牒，但朝鲜方面仍不予理睬。

崇德元年十二月，皇太极亲帅大军十万，意在彻底解决朝鲜问题，朝鲜方面称之为“丙子胡乱”。

在清军猛烈攻势下，朝鲜方面不得不放弃抵抗，签订了由清朝单方面拟定的《南汉山城条约》，至此，朝鲜正式成为清朝藩属，两国关系进入新的阶段。

1644年，清军入关，定都北京，逐步开始掌握全国政权。此时清鲜虽然还维持着宗藩关系，但朝鲜人内心仍然维持着尊明抑清的思想，坚信“胡无百年之运”，满清无法久坐天下，对清采取轻视态度。

但囿于实力，在处理朝贡与迎敕方面事务时仍然保持着恭顺的态度。

有鉴于此，康熙执政后一改入关前的高压政策，转而采取“不可太严，亦不可太宽” 的政策，恩威并施，采取了主动裁减贡物、赈济朝鲜、优待朝鲜国王与使臣等。

但对于涉及朝鲜的严重案件，仍然会以对朝鲜国王罚银的办法加以惩戒，这样的管控政策也被雍正、乾隆等后代帝王加以贯彻执行。

除了政策上的管控，清朝在经济与文化上稳步发展也是朝鲜对清态度转变的重要原因。

随着国内战事的逐步平定，此时清朝的社会环境已经逐步走向稳定繁荣，经济得以长足的发展，人民安居乐业，文化上则对于中华文化制度有所承袭发展。

这些对传统朝鲜士人传统的“视清为夷”观念造成了较大冲击。各方面因素影响下，最终朝鲜对两国关系进行重新考量，将清作为事大至诚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