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鎧

编辑|刺猬

拜占庭征服保加利亚后，保加利亚成为帝国的一个行省。拜占庭开始了对保加利亚长达160多年的统治，虽然中间发生一些反叛，但是实际上拜占庭一直控制保加利亚。

拜占庭征服保加利亚后，开始对其全面统治。瓦西里二世时期为了恢复战后秩序，减少反抗，采取了较为温和的统治政策。

皇帝瓦西里二世在残忍地征服了保加利亚之后，一改战时的态度，对战败的保加利亚采取了较为温和的统治政策，这可能出于以下几个原因的考虑。

首先是考虑到整个巴尔干地区大范围的破坏。连年的战争导致农村和城市经济遭到蹂躏，土地破坏殆尽，农民生活困难。

其次是考虑到保加利亚对北方游牧民族的防御作用。完整的保加利亚可以对北方游牧民族加以抵制，以确保帝国的北方边境的安全。再次是保加利亚商业贸易不发达，缺乏货币。

保加利亚自建国至第一保加利亚王国灭亡，没有铸造自己的货币，在交易往来中一直依赖于帝国的货币。

最后是保加利亚的抵抗力量被彻底毁灭，对帝国的威胁解除，皇帝没有后顾之忧从而变得慷慨仁慈。

根据11世纪的拜占庭编年史家的说法，瓦西里二世为了稳定局面，希望继续维持沙木伊尔时期的管理体系。

他根据实际情况保留了保加利亚现有的纳税制度，农民被允许继续用实物缴税，从11世纪起，土地税是用玉米、小麦、红酒的方式支付，也有牲畜和其他农产品。

而普通的拜占庭农民必须交纳货币税，不仅如此，保加利亚农民还被免除了拜占庭其他省区的农民强制的义务。

拜占庭根据帝国其他省区的标准，把新征服的领土设立了三个新的省区，也称为“特马”。

原沙木伊尔国家的核心包括马其顿和索菲亚地区现在变成了“保加利亚”特马，以斯科普里为中心。

位于下多瑙河和巴尔干山之间的广袤地区形成了“帕里斯特隆”特马，主要城市是西里斯特里亚，最新考古发现的证据表明西里斯特里亚是在971年约翰一世征服后建立的。

第三个特马建于西部的多瑙河以南和萨瓦河流域地区，以西尔缪姆为行政中心。

其他没有被划入上述三个特区的土地分别并入当时业已存在的特马，“特马”之下还有3-4级较小的行政单位。

为了加强对这些军区的实际管控，军区的行政长官由皇帝任命，只能由拜占庭人担任，他们在各自的行政区内拥有行政、军事和司法权。

这是拜占庭帝国统治占领地区的一项基本政策。这项政策的成效也通过其他手段来配合。

瓦西里二世下令将沙木伊尔家族幸存的男性成员和一些保加利亚贵族迁移到君士坦丁堡，安排他们与拜占庭人结婚，而后送他们到亚细亚和亚美尼亚偏远的军事据点任职，在那里他们可以得到土地补助金。

出土的印章表明瓦西里二世征服保加利亚后，可汗约安·弗拉迪斯拉夫的长子在1018年获得总督头衔，他长期试图恢复保加利亚国家的传统，甚至为这个计划寻求匈牙利人帮助。

随着他们获得土地、荣誉、职位，其中很多移民中的保加利亚贵族成为罗马人。

印章记载可汗约安·弗拉迪斯拉夫的二儿子在1018年成为一名贵族，与一名亚美尼亚女人结婚。

在1040年作为亚美尼亚的赛奥多西波利斯的军事总督，之后他放弃了仁慈，在1041年帮助帝国镇压了彼得领导的保加利亚起义。

因其努力被授予省总督，他的后人在拜占庭体系中被完全同化 这样一来，保加利亚就被剥夺很多天生的领袖。

与此同时，拜占庭留下了很多中产阶级贵族在他们原来的庄园上，赋予他们特权，并让他们在地方行政中发挥作用。

这一措施的实行可能来自于几个因素的考量：第一，瓦西里二世在淘汰了保加利亚贵族中主要人物后，把保加利亚公民留在他们本民族的领袖统治下而获得当地民众对帝国的忠诚。

第二，瓦西里二世可能觉得征服的面积太大而无法直接管理，保留保加利亚人在他们原来职位上可节省大量的拜占庭管理人员，管理所需人才可能超出了他们能支配的范围。

第三，通过给予前贵族在新的统治体系中一定的利益来避免叛乱，这与他在战争中对待俘虏的“以夷制夷”政策相似。

特马的最高行政长官任命权在皇帝手中，而这些职位只能由拜占庭人担任，地方事务的管理权给予保加利亚人，强制与安抚并重，皇帝就把整个保加利亚掌控在自己手里。

以这种方式，保加利亚的王国被吞并到帝国，并转变为一个辖区。

拜占庭帝国在保加利亚土地上实行的另一项基本国策是宗教政策。

拜占庭在征服保加利亚初期，瓦西里二世采取措施企图恢复该地区的教会行政，因为他尝试尽可能多地利用教会而非军事来管理保加利亚。

早在1020年，瓦西里二世就发布了三封密封判决，其中提到保留前保加利亚主教的看法。设立在奥赫里德的保加利亚独立教会被降格为主教区，但是他赋予奥赫里德大主教许多特权。

皇帝给予大主教特殊的地位，宣布奥赫里德大主教在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的统治下是独立的、自治的，属于彼得和沙木伊尔帝国的各地教会服从奥赫里德大主教的管理。

1020年判决的第一个印章概述了目前基于奥赫里德的保加利亚大主教的权利和财产，证实了马其顿、保加利亚东部和西尔米乌姆的副主教地位，还包括像贝尔格莱德、斯科普里、普利兹伦、卡斯托利亚、格拉维尼卡等城市；

之后发布的第二个印章将其权力扩大到拉斯卡、维丁、切尔尼克以及马扎尔人；

第三个印章添加了塞尔维亚和斯塔高。奥赫里德的高级教士可以声称是整个保加利亚的大主教，例如，参见“约翰·教士，整个保加利亚的大主教”的印章。

在第二个印章中有一个细节是，瓦西里二世明确指出都拉斯乌姆城市遵守他的决定，不能侵犯与奥赫里德大主教有关的教会财产，这充分说明了瓦西里二世对奥赫里德主教的重视以及保证其充分的特权。

他通过此措施把巴尔干北部囊括在奥赫里德大主教的管辖范围内，它的任职者也被授予许多特权，由皇帝亲自委任。

也就是说，任命大主教的是皇帝而非总主教区的族长，甚至允许一个名叫约翰的斯拉夫人——他是沙木伊尔统治下的主教继续留任。

奥赫里德大主教的级别高于君士坦丁堡总主教区下的任何大主教，它在拜占庭教会等级阶层制度中的地位在整个巴尔干地区是最高的，并且这种地位维持了几个世纪。

整体而言，拜占庭在征服保加利亚初期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相对而言是比较宽容、理性的，统治理念是想通过这些宽容政策来缓和因战争带来的激烈的民族冲突，尽量地减少反抗。

但是也不要高估拜占庭对保加利亚的宽容程度，毕竟保加利亚是作为战败国，而且是巴尔干地区唯一一个可以与拜占庭分庭抗衡的国家，拜占庭一定会加强对其管理和控制。

统治政策的推行是和拜占庭帝国内的政治、经济、军事形势密切相关的，当时而言，瓦西里的统治到达了拜占庭力量的最高峰，帝国的边界对于外部的攻击似乎是坚不可摧的。

帝国想通过皇帝的力量、声望和康慨把周边的民族纳入拜占庭的文化圈内，而此时对保加利亚的政策就是从当时力量对比方面来确定的。

缓和的统治政策只是暂时的，瓦西里二世时期的节制和温和并没有被继任者继续推行，几十年后，瓦西里二世的大部分政策被颠覆，这是帝国政治经济局势改变的反映。

拜占庭帝国对保加利亚的经济政策作出了调整。瓦西里二世去世几十年后，拜占庭帝国将国内的封建土地制度在帝国其他省区推行。

帝国将政府财产的占有权交给王公、将领、贵族和显要官员以及教会，条件是他们要忠于朝廷，承担军事义务以及它的全部税收和行政。

因此，他们尽可能地在允许的时间内最大限度地从土地和土地上的农民那里取得收成，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外居地主，这些人使用管家来管理。

而管家要从利润中分得一份，这些地产的持有者总是被授予特权和税收的赦免权及其他公共义务。

为了避免挨饿和免除服役，那些按时劳作的农民从独立宣布成为一些领主大地主的农奴。

但是在11世纪糟糕的经济形势下他们的经济困境在一些地区变得更糟，尤其是因为中部政府的农业税收政策以及宗主对他们的农民有无限的审判权。

1040年，拜占庭皇帝迈克尔四世的亲信约翰下令取消了保加利亚交纳实物税的惯例，强令保加利亚人交纳货币税，然后以固定的价格强购，而封建领主正是这一制度的执行者。

这对商品经济不发达、以自然经济为主的保加利亚农民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管理者总是想在任期内尽可能多地攫取更多的财富，然后退休后去享受他们的掠夺。

对农民和保加利亚的其他阶层来说拜占庭的世俗领主总是以剥削者的身份出现，这难免会引起一些不满情绪。

随着统治者的更换，拜占庭对保加利亚的宗教政策也做出了一些调整。

起初，奥赫里德的大主教是由忠于拜占庭的保加利亚人担任，承认保加利亚教区从属于君士坦丁堡总主教区，但是享有很多特权，地位也是很高的，然而，这个政策没有被继任者继续推行。

奥赫里德宗主教的职权逐渐落入希腊人手里，保加利亚主教不再被允许从他们中选举宗主教。

从1037年，迈克尔四世任命了一个君士坦丁堡的希腊人利奥为奥赫里德的大主教，自此，大主教一直由希腊人担任。

直到18世纪中期，奥赫里德的主教被给予大量的地产，拥有很多的依附农民。此时的奥赫里德大主教区也成为了拜占庭统治占领区和平息人民不满情绪的工具。

大多数学者认为，拜占庭人征服保加利亚人之后，尽其所能进行了宗教和文化清理工作，企图彻底消灭斯拉夫人的民族特性。

他们一方面通过在被征服的保加利亚王国建立行政机构，将各地保加利亚人像斯拉夫人一样纳入拜占庭人的政治统治体系内。

另一方面，派遣拜占庭官员到各地任职，以彻底消除民族分裂倾向。这种自上而下的强制同化政策也在教会工作中悄然进行。

虽然对继任的希腊高级教士的文化活动不太了解，但是总是认为他们在管理区追求同样的详细的政策：培养希腊语作为官方语言。

而拜占庭已经如此成功地强制他们希腊的斯拉夫臣民，事实上很可能他们鼓励在保加利亚教会使用希腊语进行礼拜。

对保加利亚教会实施希腊化政策可能是源于1082年在保加利亚境内一名希腊主教被一名暴徒谋杀的事件。

在奥赫里德大主教提奥菲莱克特的统治下这个希腊化政策变得特别紧张。

幸存的信件是这个时期的主要资料来源，提奥菲莱克特关闭了斯拉夫语学校，在许多地方引进希腊语服务，并鼓励把斯拉夫语翻译成许多当地文本的希腊语，提奥菲莱克特自己把克莱门特的圣徒记翻译成希腊语。

教会活动和文献中希腊语逐渐排斥西里尔文字，宗教仪式中希腊语越来越普及，大有取代斯拉夫语的可能。

尽管如此，有学者认为拜占庭该行为似乎对斯拉夫人的手稿有个系统地破坏，也有人认为奥斯曼土耳其应该负有全部责任。

但是，正如南斯拉夫学者弗林提米尔·莫辛所说的那样，如果奥斯曼帝国负有责任，就不用期望任何中世纪的保加利亚文本能够幸存下来，然而，保加利亚保留了第二保加利亚帝国的数百份手稿。

因此，莫辛合理的得出结论，在十三世纪之前，即拜占庭统治保加利亚的时期，显然出现了对斯拉夫文稿的破坏，许多写于第一保加利亚的手稿全部在国外保存，主要在俄罗斯。

毫无疑问，在这种气氛中，保加利亚文化严重减少，在拜占庭统治时期，没有主要的保加利亚作家活跃。

拜占庭除了依靠文化同化和“以夷制夷”的手段缓和与保加利亚的民族矛盾，它还采取一系列军事措施来加强统治和镇压反抗。

瓦西里二世在关键城镇建立了拜占庭的驻军去维持秩序，并摧毁了它缺乏人力去驻军的堡垒的城墙，这样就摧毁了保加利亚民众反抗的基础。

另外，他也对保加利亚国内部分重要的堡垒进行了修复以及驻军。帕里斯特隆特马的考古学记录中已经留下了明显的痕迹。

除了西尔米乌姆之外，拜占庭主要据点在多瑙河和萨拉瓦河交汇处的布兰尼采沃，现存于波兹列茨克国家博物馆的硬币标明，这里有一个与瓦西里二世的战争相关的拜占庭军事据点的存在。

瓦西里二世还对以前沙木伊尔部分或全部侵占的拜占庭军区进行了恢复重建，包括马其顿、斯特里蒙、尼科波利斯、海拉迪科、达尔马提亚以及塞萨洛尼基和杜拉佐。

因为杜拉佐的重要地理位置简单对其做一个介绍。

它是拜占庭在亚得里亚海的港口，在这驻扎一个舰队来捍卫拜占庭沿岸的商业利益，此外这还是杜布佐和西马其顿的斯拉夫人保存情报和反击对当地斯拉夫人进行袭击的基地。

另外，近年来罗马尼亚考古学家在多瑙河下游图尔恰县的考古发掘证明，10世纪末在多瑙河三角洲地区建立的用以防范罗斯人和潘臣涅格人的海军基地。

在11世纪初以后大多改建为陆地要塞，显示其军事功能的改变，此时在北方地区建立的军事防御体系也同时发挥着镇压人民起义的作用，这主要是针对保加利亚国内可能产生的突发状况。

各军区的将军由皇帝委任，当需要更多部队时，当地执政官在将军的指挥下征收农民去补充，保加利亚人被派到遥远的东方去为拜占庭人打仗。

如此一来，一方面补充帝国军队的兵力，另一方面也削弱了保加利亚反抗的民众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