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鎧
编辑|刺猬
限制伊斯兰教的发展真正漠不关心的“不干涉”政策，几乎是不可能的。考夫曼在标榜“不干涉”政策的同时，又采取积极行动来抑制突厥斯坦地区伊斯兰教的发展。
他自己修订的突厥斯坦法令第364条以温和的官方口气指出，“从今以后，突厥斯坦的穆斯林信仰将得到容忍，但不会受到保护。”
这个表态为他限制伊斯兰教发展提供了可能。主要措施大体如下：首先，考夫曼试图削弱穆斯林宗教领袖的权力。
他朝这个方向采取的第一项措施包括废除塔什干最高宗教职位和首席穆斯林法官。
这一举措是逐步推行的，主要可能是因为卡迪卡延没有暴露出任何穆斯林狂热的迹象，因而也就没有理由撤销职位。
结果是这两人被流放到了瓦洛郭德斯克省，此二职再也没有继任者。此后在突厥斯坦总督区内，只有一些相互之间地位平等的卡迪，而没有了大卡迪。
其次，考夫曼坚决反对鞑靼人在突厥斯坦地区的传教活动，坚决反对鞑靼人移民实边。
伏尔加河下游地区的鞑靼人从喀山、乌法和奥伦堡来到突厥斯坦边区，他们在吉尔吉斯人中宣传伊斯兰教。
他认为，伏尔加鞑靼人制度化的伊斯兰教给俄罗斯政府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显然他不想在他统治地区出现这种状况。
在考夫曼看来，鞑靼人想迁到边区来的渴望，对边区是十分有害的。当时鞑靼商人正在总督区的游牧部落中传播古兰经，考夫曼反对在喀山印刷的廉价古兰经售卖到突厥斯坦地区。
最后，考夫曼拒绝了奥伦堡穆斯林宗教管理局将权力扩大到突厥斯坦地区的要求。除此之外，考夫曼还禁止有权惩罚违反伊斯兰教法的特殊宗教警察的活动。
控制定居地区东正教传教从征服突厥斯坦之日起，俄国就讨论是否有必要在中亚土著居民中从事传教活动。讨论始于1869年，当时托尔斯泰作为神圣会议的检察官，提议派遣两名传教士前往土耳其斯坦。
托尔斯泰在给考夫曼的一封信中称：对土著居民进行传教在政治意义上是非常有益的，因为那些皈依东正教的人总会站在政府一边。
然而，突厥斯坦军事行政当局对中亚穆斯林皈依基督教采取了明确的立场。出于对当地民众动荡的担忧，考夫曼反对在他的辖区进行任何传教活动。
考夫曼声称，突厥斯坦土著居民可能是世界上最狂热的穆斯林，他解释说，任何将东正教引入土耳其斯坦的尝试都可能导致难以应对的灾难。
考夫曼认为，让突厥斯坦穆斯林开化的第一步应该是建立世俗的教育系统，让当地居民为迎接俄罗斯文明做好准备。
对考夫曼来说，只要俄罗斯学校没有做好准备，任何让当地居民皈依东正教的尝试都为时过早。
考夫曼在给托尔斯泰的信中明确表示，俄罗斯在突厥斯坦的任务完全是世俗的,我们在这里的任务不能拿着十字架，只能拿着书本。
由于考夫曼的坚持，殖民地政府基本上没有将传播东正教文明的使命付诸实践。
他一再表示，坚信俄罗斯文明强大的优越性，中亚人很快就会自愿接受俄罗斯的生活方式，这使得任何强化俄罗斯文明的措施都不必要。
除了禁止在该地区定居穆斯林中进行传教活动外，他还禁止富有的本地人在塔什干的俄罗斯社区定居。
尽管考夫曼在突厥斯坦奉行非常务实的政策，但在向沙皇的报告中，他显露出了更长远的目标。
在1871年为突厥斯坦省起草的一份新法规草案中，描绘了一幅塔什干未来的图景，他在其中称当地居民是“伊斯兰自豪旗帜的前追随者，”由此暗示突厥斯坦的穆斯林有朝一日可能会放弃他们的宗教身份。
考夫曼声称，塔什干的俄罗斯人能够将当地复杂的社会和民族特征转化为他们熟悉的类型。考夫曼禁止在突厥斯坦定居人口中进行传教活动成为沙皇统治中亚的核心原则。
持这种观点的并非只有考夫曼一人，突厥斯坦的俄国官员和理论家一致认为，任何在定居穆斯林中传播东正教信仰的企图都将不可避免地激起宗教狂热，导致动乱，从而危及沙皇统治。
1882年考夫曼去世后，以基尔斯为首的调查委员会得出结论，允许传教士进入突厥斯坦将引发不可收拾的局面。这一判断一直有效，直到1917年沙皇帝国崩溃。
对游牧地区东正教持默许态度部分俄国评论家甚至认为，中亚地区的东正教化是有可能实现的。因为政府对直接传教活动的限制仅限于定居人口，这些人被视为“狂热”的穆斯林，他们伊斯兰教的信仰根深蒂固很难改变。
而游牧地区的人口一般被视为“不虔诚”的穆斯林，他们只是表面上信仰伊斯兰教，这些人对宗教问题漠不关心。
最后，他们得出结论，突厥斯坦游牧地区比定居地区更适合传教。
这一论断得到了帝国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卡特科夫的支持，他认为吉尔吉斯和哈萨克游牧民族没有特定的宗教信仰，他们正准备聆听东正教牧师的布道。
为突厥斯坦制定《临时法规》的草原委员会曾表示，在突厥斯坦游牧人口中开展传教活动的时机已经成熟。
即使，考夫曼总督对在其省份传教行为持怀疑态度，但他还是允许在七河省建立一些小的传教点。尽管这些小的传教点取得了一些成功，但只有极少数哈萨克穆斯林改信东正教。
总之，在突厥斯坦政府中，对当地人可能发生动乱的恐惧始终占据着上风，中亚的传教运动从未得到过国家的大力支持，孤立的传教站仍然是一种边缘现象，几乎没有任何影响。
考夫曼的“不干涉”政策在俄国统治中亚初期的确起到了拉拢、利用宗教上层人士的作用，俄国通过中间代理人间接控制突厥斯坦地区。
不仅减少了统治成本，而且照顾了本地居民深厚的宗教情感，避免了双方冲突的发生，赢得了当地人士对考夫曼政权的好感，使俄国在中亚站稳了脚跟。
1886年塔什干哈孜向突厥斯坦总督罗森巴赫的致辞中我们可以管窥出该政策的效果：从塔什干被占领时起，文明的宗教伊斯兰教就得到了承认，并保留了遵循伊斯兰教法的民间法庭。
到处是一派祥和的气氛。人民的权利得到了保护，并且还赐予了我们城市自治权。由于这一切我们才能够自由、安宁的生活，而商业、工业和农业也得到了巨大的发展。
尽管致辞有逢迎俄国统治者的嫌疑，但当地居民宗教信仰没有受到影响，穆斯林神职人员、沙利亚法依然发挥作用却也是不争的事实。
出于对俄罗斯文明优越感的极度自信，以及站在征服者的立场上，考夫曼等俄国官员实质上是轻蔑伊斯兰教的，甚至在某些官员的心目中，宗教人士连同被征服地区的人民是身份低下的动物。
1876年，费尔干纳的一个游方僧在市场用棍子打了一位俄国军官，在当时理应被判处死刑，但斯柯别列夫认为完全没必要这样做。
他在给民政当局负责人信中阐明了自己的想法：我认为游方僧就是游方僧，与其说他是一个人毋宁说他是一个动物。
这充分暴露出俄国殖民者高高在上，目中无人的真实面目，所谓的“无视”政策于此可见一斑。
值得一提的是，考夫曼对任何宗教都持公平的态度，这也反映出他建立世俗政府的目标。在突厥斯坦，东正教受到的待遇并不比伊斯兰教好。
尽管后来东正教确实在突厥斯坦找到了它的位置，在俄国人定居点塔什干建立了东正教教堂，但没有主教或任何东正教传教士。
考夫曼统治的地域内，穆斯林和基督徒都不受欢迎。可以这样理解，他几乎不关心任何宗教，考夫曼殖民地的公共权力是世俗的，而不是宗教的。
然而，考夫曼在突厥斯坦对待斯兰教的政策是有缺陷的，他认为没有俄国政权的支持，没有行政当局的干预和监督，这个宗教界就难以立足，就会失去作用，可是结果却正好相反。
1898年突厥斯坦新任总督杜霍夫斯基在给沙皇的一份报告中声称，在的继任者在位时期，事情竟然发展到这样一种地步：无论是谁都不知道任何关于清真寺和伊玛目的数量，也不知道依禅及其活动的情况。
更有甚者，任何一个闲散的毛拉、伊尚或者随便一个说书讲故事的人，都可以满不在乎地往大庭广众中间一站，就开始高谈阔论起来，甚至不受基层警察机关的任何监督。
这种状况无疑是考夫曼宽容政策造成的。从杜霍夫斯基开始，沙俄政府的伊斯兰教政策有所调整，当局将原来执行的“不干涉”政策，调整为对伊斯兰教事务加以控制的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