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鎧

编辑|刺猬

埃塞俄比亚的分离运动从20世纪60年代初一直延续到90年代初。

尽管它的每一场战斗都不像越战那样惨烈，但是从战争结果上看，却仍然让人十分感慨和钦佩，尤其是厄立特里亚的分离运动。

它没有正规的整编坦克部队，没有定位发射导弹的系统，只是靠常规战和游击战相结合的斗争方式打赢了当时非洲强国——埃塞俄比亚，这对寻求分离，独立建国的厄立特里亚革命者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壮举。

与同时期埃塞俄比亚的其他战争相比，厄立特里亚的分离运动是非常特殊的，它斗争时间很长，并且在其他分离运动稍有平息的情况下，仍然充满旺盛的生命力。

最后凭借永不言弃的革命精神坚持斗争，以弱胜强，基本于1991年完成了从埃塞俄比亚分离的夙愿。1993年5月该地区民众投票建立了新的国家。

厄立特里亚分离运动与埃塞俄比亚境内的其他分离运动相比具有许多特性，其中之一便宗教特色浓厚。

埃塞其他分离运动，如西索马里和奥罗莫的分离运动基本以民族冲突为突破口，宗教特色并不十分强烈，而厄立特里亚的分离运动，宗教因素基本贯穿始终。

从历史上看，埃塞俄比亚一直对外声称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公元4世纪时就已经将东正教定为国教。

早在阿克苏姆帝国时期，基督教信仰就已经深入到该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日常生活中。

新航路开辟后，埃塞俄比亚是一个基督教国家的文化符号已经被红海周边和世界上其他国家所熟知。

此外，从阿克苏姆帝国到海尔·塞拉西帝国，除去诸王纷争的分裂时代，基督教都在帝国的统一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也一直受到统治者有异于其他宗教的特殊推崇。

因此，造就了分离主义者将基督教会视为与地主和封建贵族同等的压迫者，在他们看来基督教在一定程度上就相当于埃塞俄比亚帝国。

尽管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基督教与伊斯兰教进行二元对立，但是，在埃塞俄比亚，这两个宗教的冲突却由来已久。

早在特沃德罗斯二世时期，皇帝曾出台宗教政策要求穆斯林皈依基督教，或者离开埃塞俄比亚。

这些宗教政策在提高基督教地位的同时也引起了许多穆斯林的不满。特沃德罗斯的继任者们，包括约翰尼斯四世皇帝，在对待宗教问题上比特沃德罗斯二世有过之而无不及。

他实行极力净化的宗教政策，试图劝说或强制穆斯林以及信仰本土宗教的信众皈依基督教。

在海尔·塞拉西统治时期，他沿袭先祖前辈们政教合一的传统，给予埃塞俄比亚东正教极大的特权，使得修道士和教堂能够独立收税，成为了独立于政权之外的特殊领土。

20世纪60年代，特别是在1962年埃塞俄比亚吞并厄立特里亚之后，这种宗教冲突变得更加明显。

尽管在厄立特里亚，基督徒与穆斯林的数量相当，但是该地区的基督教信众对埃塞俄比亚科普特教会的依赖性却不似国内其他地区或民族。

1961年9月，厄立特里亚解放阵线对亚的斯亚贝巴政权发动了战争。

埃及的纳赛尔政权允许解放阵线在开罗设立总部，在亚历山大附近的营地接受军事训练，并声称这是对穆斯林兄弟的优待。

此外，叙利亚社会复兴党和伊拉克政权，因为厄立特里亚分离运动者对外声称他们的斗争是一场宗教斗争而将他们视为“阿拉伯解放运动”，为早期的解放阵线提供了大量援助。

1972年从厄立特里亚解放阵线中分裂出来的另一派分离组织——厄立特里亚人民解放阵线，在批评吉布哈的宗派主义色彩中自身也没有完全规避宗教内涵。

谈到厄立特里亚的分离组织，人们常常断言左翼阵线主要是穆斯林和民族主义者，而厄立特里亚人民解放阵线是基督教徒和马克思主义者的阵营。

尽管这一论断过于武断，但是从当时人们的刻板印象中可以看出厄立特里亚人民解放阵线中蕴含的基督教色彩仍然十分浓厚。

在阿杜巴会议后，最先离开吉布哈的就是以第五军区为代表的基督教战士，后来他们成为了人民解放阵线中的坚实力量。

从分离运动斗争的整个过程来看，宗教在组织内部都是一个绕不开的症结所在。

不管是厄立特里亚解放阵线还是厄立特里亚人民解放阵线，在反对埃塞俄比亚帝国政府的战争中，都曾将宗教作为武器；在分离组织的内部争斗中，宗教压迫也是双方互相攻讦和组织分裂重组的起因。

与其他地区由民族问题引发的分离运动相比，厄立特里亚的分离运动蕴含着更加丰富的宗教色彩。

厄立特里亚的分离运动除了拥有浓厚的宗教色彩这一特点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特点，其中较为明显的一点是女性在革命中拥有了重要的地位。

法律给予她们的保障很少，她们没有土地，对何时出嫁、嫁给谁不能自己做主，同样也没有政治权利。

据记载，年满11岁的女孩经常被父母嫁给比她年长许多的男人，男人可以很随意离婚，但是如果一个女人想要离开男人回到原先的家庭，她的父母可能还要归还嫁妆。

从中可以看出，分离战争之前，厄立特里亚的女性地位是十分低下的。然而，随着20世纪60年代分离运动的产生和发展，女性地位的状况得到了大幅度的改善。

分离组织对女性进行了广泛的政治教育。他们利用马克思、恩格斯、毛泽东和其他革命者的作品强调妇女解放和性别平等。

其中，十分前卫的举措是颁布了厄立特里亚人民解放阵线新的婚姻法。

尽管这部婚姻法的部分内容在现在看来仍然是传统和落后的，但是，该法基本禁止“男子优于女子的封建婚姻规定”，禁止父母包办婚姻、童婚、男子单方面离婚、一夫多妻制、纳妾和女子给嫁妆等习俗。

据当时的文件记载，到1980年，厄立特里亚人民解放阵线男女战斗人员之间的关系是被允许的，不管男女，他们都有选择自身性伴侣的自由。

总的来说，这部婚姻法把婚姻当成一种伙伴关系，强调了爱情的重要性，并平衡了婚姻的经济利益。

其次，女性地位的提高还得益于战争为她们的人生提供了多种选择。在分离组织中她们能够拥有接受教育的机会和就业平台，能够在旷日持久的战争中找到服务社会的价值。

据统计，到战争接近尾声时厄立特里亚分离运动中妇女的所占比重接近30%，她们以各种身份服役，有的成为了积极的革命组织者，有的成为了优秀的战地教师和护士，还有的成为了机械师、电工、手表修理工、裁缝和乡村医疗工作者。

这样的情况在同时期的非洲历史上是不多见的，在埃塞俄比亚其他的分离运动中也鲜少出现，它打破了传统妇女被视为家庭劳动者的形象。

再者，在埃塞俄比亚其他的分离运动中，妇女经常以主流运动的支持者、辅助者的角色参与，而在厄立特里亚人民解放阵线中，妇女是以真正的战士角色参与武装斗争的。

在组织中男女执行共同的任务，在混合部队共同生活。她们经常留着像男子一样的发型，下身穿着卡其裤或短裤，上身穿着皮夹克，脚上趿着一双带有革命标志性的塑料凉鞋。

事实上，穿着卡其布军装挥舞步枪的女战士的形象成为了民族主义运动的象征，表明了厄立特里亚分离主义者战斗到最后一人的决心。

一位曾在厄立特里亚实地考察的观察家采访了一名人民解放阵线的女战士，她说“在战争中，我从没有把自己当作女人，因为我和男人面临着一样的问题。”

在前线，战斗人员很少与家人接触，配偶更是有各自的工作，他们被允许每年有一个月的时间生活在一起。

孩子经常与父母分开；母亲只允许在头六个月与刚出生的婴儿一起度过，之后战士的孩子就和孤儿一起被送往同一个机构抚养。

组织中的许多“家务劳动”，如做饭、生火、挑水等都由集体组织，不再专门由女性承担。据人民解放阵线中的女战士所说：当她们生病时，有专门的人员照顾她们，在这里，女人可以上学，男人们不敢做任何不体面的事，因为这些人是我们的战友。

在军队中，妇女在解放区受到了高度的平等主义教育，获得了学术、政治和军事等方面的知识，学习了新技能，培养了独立感，这些都促进了女性角色的转变和地位的提高。

最后，让女性在厄立特里亚革命中成为不可或缺的最重要因素是1973年厄立特里亚全国妇女联盟的成立。

它是厄立特里亚人民解放阵线最具有活力的群众组织之一，由国家、地区的各分支机构组成。

在成立之初，全国妇联的各级组织就渴望与厄立特里亚的分离运动建立联系，后来，由于她们的努力成功参加了人民解放阵线的各项宣传和组织活动。

为了提高战地妇女的战斗技能，她们制定了各种各样的培训方案。

过去，虽然厄立特里亚的妇女参与农业生产，但是，她们的贡献总是被低估，妇女无权拥有土地，甚至被禁止为她所处的社区普遍引人关注的问题建言献策。

后来，随着厄立特里亚人民解放阵线的诞生和全国妇联的成立，一个全新的局面出现了——妇女现在有资格拥有与男子同等的权利，她们在村议会或任何其他地方行政机构拥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战争时期，城市中的大量女性秘密加入了厄立特里亚人民解放阵线的妇女群众协会，她们经常冒着生命危险替分离组织收集敌人信息，传递情报和藏匿本党的地下分离主义情报工作者。

此外，厄立特里亚全国妇联中还有很多是来自海外的侨民妇女。据统计，20世纪80年代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厄立特里亚难民达到50万，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妇女。

在故土遭遇危难后，她们被迫接受成为难民的现实，但当厄立特里亚人民解放阵线崛起时，她们重新点燃了希望，坚持为独立而斗争。

全国妇联还帮助厄立特里亚人民解放阵线教育部和其他群众组织开展扫盲运动，指派女干部为文盲妇女开设强化扫盲班。

由于她们所做的努力，成千上万的厄立特里亚妇女能够读写，也能够和前线的朋友、亲戚通信。

女干部也积极参与了人民解放阵线的组织和政治近代化，特别是在那些女性遭受极端压迫的地区，她们为打破封建压迫和性别歧视作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

由于全国妇联坚持不懈地将姐妹同胞们从封建枷锁中解救出来，许多妇女积极参加了分离运动。

厄立特里亚的分离运动相较于埃塞国内其他旨在推翻封建王朝、实现民族平等的武装冲突来说，最独特的地方在于追求分离和独立建国。

这一愿望的出现既有殖民因素也有埃塞国内的政治压迫因素，当然，马克思主义在埃塞国内的传播也为厄立特里亚分离主义运动提供了理论指导。

尽管塞拉西帝国政府在共产主义还没有传入埃塞俄比亚时就想要阻止它的渗入，但是20世纪50年代该思想还是跟随着周边国家共产主义的传播来到了埃塞俄比亚。

在60年代，该思想还在国内的民族主义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厄立特里亚的分离运动。该运动蕴含着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内涵，这也是这一分离斗争的一大特点所在。

与埃塞其他地区相比，厄立特里亚经历了长期的殖民统治，该地区被殖民地国家组织成具有明确界定的领土单位。

资本主义被引入，但最初并没有形成可以完全支配传统的生产方式，因此，一些传统的社会关系得以维持，一些则被改造。随着资本主义的生根，社会阶级开始形成。

值得注意的是，殖民资本主义不仅产生了阶级，而且还塑造了殖民地的民族认同，制造了民族矛盾。

因此，在1962年埃塞政府的吞并下，厄立特里亚分离主义者很自然地抓住“民族问题”作为他们渴望自决的理由。于是他们为了自由和独立，准备举着“宗教和民族”的旗帜而战斗。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更多的关注如何在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进行革命的问题，而厄立特里的分离主义实践则显然代表着一个经济不发达地区进行革命和人民解放的问题。

至于厄立特里亚的分离运动能否称为马克思主义实践，还有待商榷，但是其中蕴含着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内涵是不争的事实。

从人的解放这一层面上讲，厄立特里亚分离运动追求自由和独立的目标是符合马克思主义道路的。

由于十月革命的后续影响，二十世纪下半叶，非洲国家出现了非殖民化运动。

仅在1960年就有17个非洲国家从殖民统治下获得独立，席卷非洲大陆的巨大变革激励了远在开罗的厄立特里亚年轻人寻求独立，由此，开启了分离运动的大门。

多年来，这一冲突受到许多国家的外部干预。

埃塞俄比亚先后受到美国、以色列和苏联的支持，厄立特里亚分离主义者则受到中东和亚洲社会主义国家、组织的帮助，使得该地区成为冷战时期美苏争霸的次要战场。

20世纪60年代后期，一大批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亚的斯亚贝巴和厄立特里亚城镇的大学或中学生参加了解放阵线，并致力于清除组织内部狭隘的宗派主义和阿拉伯色彩。

为此，他们在1971年撰写了一份旨在纠正组织错误路线的文章，批判厄立特里亚解放阵线建立在错误的政治原则的基础上，为内部机会主义者的活动创造了条件。

1972年，厄立特里亚人民解放阵线成立后，充分借鉴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思想，制定了新战略，旨在将农民、城市工人和知识分子充分纳入分离斗争中，核心是对农民进行土地改革，辅以对战士和人民群众进行政治教育。

虽然解放区和非解放区的土地改革是以私有制为主要原则的，但是土地革命强调为无地农民提供土地，还引进了带有共产主义色彩的集体所有制和生产合作等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