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鎧

编辑|刺猬

俄国征服之前，各汗国划分成不同地区，每个地区由一名巴依或哈基姆管辖。在布哈拉，除了生杀大权，埃米尔几乎把所有权力都交给了巴依。

他们以土地为生，每个巴依都将他认为必要的税收留给自己使用，以维持个人和部属的正常运转。然后将余额交给埃米尔。

在希瓦，地方官员的权力相对较小，税收多由中央政府官员负责，但由于采用的制度与布哈拉相同，两国底层人民的处境也相差无几，他们均负担名目繁多的税收。穆尔克土地所有者上缴哈拉吉税。

哈拉吉分为两种：一种按照土地收获量征收比例税，根据每年收获多少确定，以实物支付，大体抽取收获量的一半；另一种是对面积相对固定、收成无法轻易衡量的土地征收定额税。

除哈拉吉税外还有塔纳普税，塔纳普原为一种计量单位，后成为税收名，一塔纳普相当于六分之一俄亩，大约半英亩。在希瓦，对没有土地的家庭也征收一种税。

手工业、经商、贸易均征收商业税，税率为所有牲畜、制成品、贸易额和资本价值的四十分之一，这是针对流动货物的一种税收，在商业中心收取。

另一项根据集市上出售货物的价值征收集市税。

对羊毛、绳索、毛毡、茶叶、服装、丝绸、细棉布、棉制品、皮革制品、油漆、食用油、书籍、毛皮、糖果、木器、木炭和盐制品征收7%或以上的税。

其他征税项目包括谷物、丝绸、蚕茧、棉花、芝麻油、棉籽、绵羊、马、骆驼、牛、干草、木材、稻草、瓜类和葡萄。

甚至还对斗鸡和鹌鹑征税。遗产分割后，按所有财产或资本的百分比向可汗缴纳遗产税。没有继承人的财产被可汗占有。

除此之外，为维护灌溉系统，需要缴纳科什普尔税，并且承担各种徭役。大多数税收是针对个人的，但有些是针对团体征收的。

企业家、工匠和商人组成了各种行会，通过行会长老缴纳税款。除了税收，国家还从关税和一些垄断经营中获得收入。

在浩罕，可汗是集市中大部分店铺的拥有者，以高额租金租赁给经营者使用，并且禁止转租。

可汗还拥有工厂和作坊，他垄断了音乐合唱团，在特殊场合，他把合唱团租给他的臣民。在布哈拉，埃米尔垄断了“跳舞男孩”的雇佣。

除了中央政府的苛求，还有巴依征收的地方税。另外中亚还实行包税制，即阿姆拉克土地和其他土地上的包税人，他们向汗或伯克支付一笔固定金额以获得征税权。

这些职位都是人们梦寐以求的，因为被任命为这些职位的人通常至少保留了所收款项的一半。游牧地区的人口几乎不缴纳任何税款。

一部分人声称自己是独立的，另一部分则不时游介于两个汗国之间。居住在远离人口中心的牧民通常会想方设法逃避税收。这种税制给国家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即使在风调雨顺的和平年代，税收的多重性和税农的苛求负担也使经济瘫痪，扼杀了百姓的生产积极性，使广大人民陷入贫困。

在紧急情况下，当政府采取强制征用私有财产时，负担就变得更沉重。在布哈拉和浩罕的内讧期间，以及俄罗斯征服的动荡岁月里，这些征用使任何人都无法保障个人财产安全。

税收整体处于混乱无序状态，充塞着过去的沉渣，地方统治占主导地位，中央政府无能为力。

税收改革和土地改革一样充满艰难，但在这方面，考夫曼代表俄国政府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原来的税收数额得以减轻、程序都得以简化。

哈拉吉税，继续要求本地定居人口缴纳，但税额由原来收成的一半减轻到了十分之一。塔纳普税继续按土地面积征收。

本地商人参照贸易数额缴纳商业税。和以前一样，征收工作仍通过本地人进行。

地方财政厅根据耕地的数量、前五年的平均收成以及过去十年当地主要农作物的价格确定每年征收数额，接着县长向纳税人发出税收要求。

通常以行政村作为一个纳税单位，村委根据每户的财产状况进行调整分配，并将最终评估结果提交县长批准。具体征税工作由村里长老负责，他必须为所有纳税户开出收据。

如果发生拖欠税款的事情则可以通过强制出售拖欠者的财产来收取，如果当地官员不愿意的话，可以由县长强制执行。

但是，一般村民拖欠税款的情况较少，个别地主经常拖欠税款，强制出售其部分财产的情况也相当普遍。

地主根本不承认俄国政府被迫依靠的本地乡村官员对他们有任何权力。

新税收流程最大的弊端在于大多数户主是文盲而导致的所开收据数额比实际缴纳的少，这样产生的纳税纠纷大大降低了本地人民对新政权的好感。

而政府打击这种不良行为的成果收效甚微。

总体而言，整个税收分配和征收环节都缺乏监督，与其说是由于效率低下或用人不力，毋宁说是由于俄国政府中职业官员数量严重不足造成的。

游牧人口以帐篷为标准，统一每帐每年缴税4卢布。缴纳的税额由村长计算，村委会根据每个纳税户的财富状况进行评估。

每三年计算一次纳税户。户主名单由村里的长老起草，村委会审查，然后交给县长。从他那里，通过州行政委员会，地方财政局列出各乡各村应纳税款。

各村长老负责具体税收，并交由村长，村长负责把税款交到县财政局。因此，该系统几乎完全依赖本地人员，由于缺乏监督，他们往往从中作梗谋取私利。

他们故意低报实际纳税额，对文盲纳税人的剥削甚至比定居人口地区更明显。

征税工作在每年的最后三个月进行，如果到第二年年初还没有缴纳，则强制出售违约者的财产以偿还债务。如果无力支付，他所在村庄就要负责。

实际上，强制出售财产的情况几乎没有发生过，拖欠的情况非常少，有记录的通常只是暂时性的，例如，由于天气原因，村长无法在规定时间内到达纳税点。

虽然现在与以前的税制相比得以简化，但即使是新税制也需要调整。在哈萨克人开始定居和从事农业的地区，一些当地人不得不同时缴纳土地税和帐篷税。

哈拉吉税额固定，依旧是收获量的十分之一，这在作物歉收时造成困难。因此，当考夫曼成立一个委员会重组当地政府时，其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改革税收结构。

由于委员会的不懈努力，政府规定已经定居从事农业的哈萨克人不再缴纳帐篷税，只需缴纳哈拉吉税和塔纳普税。

这样做不仅改变了以前制度诸多不公平状况，而且也对地方财政更有利。然而，评估的困难和滥用当地税务人员又造成了其他问题。

于是，在1870年初，考夫曼用土地税取代了哈拉吉税和塔纳普税。该税率是根据1869年税收总额计算的。

各乡镇缴纳税款总金额，由于乡镇内部的分配是由人口本身决定的，因此本地征税人被淘汰。新制度在降低税收成本的同时，也大大减轻了本地农民的负担。

另外，1874年5月3日部长委员会决定于来年废除商业税。综上所述，帝国政府试图解决影响中亚经济发展的两大问题。

在土地所用权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将土地所有权转移到实际耕种者手中。

这无疑给当地居民带来了好处，尽管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在后来当地农业的转型过程中，为保护这些成果而采取的保障措施被证明是不够的。

税收，这个在任何地方都很棘手的问题，已经摆脱了本土统治下的混乱局面，并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缓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