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金的权力运行是完全相反的两套逻辑。
在大金，国家的大政方针由将军决定，具体就是自家的左右副元帅。底层逻辑是权在地方。甚至，连北齐这种附属国，都比大金庙堂的决策权重更重。
在大宋，国家的大政方针由庙堂决定，具体就是以皇帝、宰相和副宰相为核心的执政班子。底层逻辑是权在中央。地方封疆无论多重要，也只是执行层。
所以，南宋要不要北伐，只能问皇帝的意见、宰相的意见和南宋执政班子的意见。岳飞、韩世忠这些封疆大吏虽然重要，但都没有决定权。
其中，最具政策指向意义的，是宰相。
宰相主战，那基本就要打仗；宰相主和，那基本就要求和。宰相犹豫不定，那就忽战忽和、战和不定。
绍兴四年到六年这段时间里，南宋宰相主要是赵鼎和张浚这两个人。
赵鼎是保守主战派，打肯定要打，但要慢慢打；张浚是激进主战派，打必须要打，而且马上就打。
绍兴四年金齐举国南侵之时，南宋大臣们竟倡言“散百司而他幸”。简单说就是朝廷不要了、皇帝不管了。这就是早已怂到灵魂里的南宋大臣们。
但宰相是主战派赵鼎，之后又来了一个主战派张浚。这两个宰相起到了定盘星的作用。所以，南宋不仅没有“散百司而他幸”，而且还组织了江淮大决战。甚至，皇帝赵构御驾亲征，干了一件相当有骨气的事情。
转过年是绍兴五年，即公元1135年。这一年的工作主线是岳飞洞庭湖剿匪，辅线是逐渐收复江淮失地。
洞庭湖剿匪之战，岳飞打得精彩、胜得圆满。此战之后，南宋基本完成内部整合。接下来的大政走向，自然转向外部，也就是瞄准伪齐和大金。
外部大政，无外乎求和、主战两种。既然宰相还是主战派，那具体的大政走向便是主战，直白点儿说是北伐。特别是伪齐，俨然成了一条疯狗，咬起南宋来比女真还凶，已经到了非收拾不可的地步。
所以，第二次北伐也就成了南宋在公元1136年的工作主线，接下来就看庙堂如何决策、宋军如何行动。
一、决策保守主战派赵鼎仍然建议再等等，但激进主战派张浚一刻都不能等。皇帝赵构站了张浚。最后，南宋庙堂以二比一的投票结果，定下了北伐大计。
公元1135年，绍兴五年十二月，身为右相、知枢密院事、都督诸路军马的张浚，对南宋所有军队进行整编。整编之后形成了三衙军和五大主力的基本架构。
三衙军由殿前司、马军司、步军司组成，但主要是杨沂中的原神武中军，负责守卫国都。
张俊所部改称行营中护军，驻建康府；刘光世所部改称行营左护军，驻太平州；韩世忠所部改称行营前护军，驻承、楚二州。
张、刘、韩三大将共同负责江淮地区防务。
岳飞所部改称行营后护军，驻鄂州；王彦所部八字军改称行营前副护军，驻荆南；岳、王两军，以岳为主，负责长江中游防御。
吴玠所部，本不在神武军序列，也就是说不属于中央军，整编后给了编制、归建中央，改称行营右护军，负责川陕防御。
这次整编，表面是换个番号，由原来的神武军改称行营护军，而实质则是张浚的都督府掌控了南宋所有军队。而且，一向多疑的赵构也非常信任张浚，承认了他这个宰相对南宋军队的掌控。
同时，张浚巡视沿江军队，并在绍兴六年正月会同东南诸将在镇江召开军事会议，确定了北伐方案：
一是韩世忠所部行营前护军出淮东，进攻京东东路的淮阳军，今江苏邳州；同时，刘光世所部行营左护军进屯合肥、张俊所部行营中护军进屯盱眙、杨沂中所部殿前司的军队作为张俊的后援。
二是岳飞所部行营后护军出鄂州，进驻襄阳、挺进中原；同时，王彦所部行营前护军划归岳飞指挥。
三是吴玠所部行营右护军不参与此次北伐。
这个方案肯定有问题。
最关键的问题是北伐的目标。目标是消灭伪齐。但这个目标太模糊。最起码的一点：到底打到什么地方，是开封还是燕京？
作为先锋的岳、韩两军，还要分别明确作战目标。你不能让他俩随便打，打到哪里完全看自己本事。因为要牵涉到两军互相策应的问题。
还有，后勤供应能否保障到位。岳飞打穿南襄隘道、打到洛阳，韩世忠突破淮河、打到开封，南宋能不能把粮草输送过去？
如果做不到，那打下来也没用，最后还得还撤回来。此次北伐之所以没能扩大战果，就是因为后勤出了问题。
再有，就是配合的问题。韩世忠和岳飞发起进攻的时间，即便不能同时，但也不能相差太多。否则，就无法发挥两路钳形攻势的效果。
但张浚这个人善于抓权，却昧于战事。跟富平之战一样，他不仅做不到临战指挥，更做不到运筹帷幄。
二、淮南北伐刚刚行动，就出了问题。
公元1136年，绍兴六年二月，韩世忠所部率先发动进攻，兵锋直指淮阳军。
但伪齐的主力大军，就在淮阳军这个地方等着韩世忠。也就是说，南宋北伐这么大的事情，已经被人家提前获悉。
韩世忠的确是猛将。虽然在符离之北掉入伪齐的包围圈，但硬是突破包围，而且“为贼所围，奋戈一跃，溃围而出，不遗一镞”。简单说就是连个箭头都没丢，大军全身而出。
同时，他也没有因为这次包围而放弃北伐，而是继续执行既定方案，继续前进，攻击淮阳军。
但金兀术和伪齐太子刘猊也赶到了淮阳军。之前的符离之围是战斗被包围，现在的淮阳军之战则可能是战略被包围。
于是，韩世忠向后方求援，让距离自己最近的张俊所部派出军队支援自己。
但问题是：张、刘、韩三大将的关系太差，而且韩世忠的名声比他们仨人的关系还差。
张俊不是不想救援友军，而是不敢救援韩世忠。他担心自己一旦派出军队支援，那韩世忠就会趁机兼并自己的军队，甚至还可能杀了主将、打散士卒，然后上报朝廷说主将战死、军队归他。
于是，张俊所部按兵不动，韩世忠也只能撤出战场。前有重兵、后无援军，韩世忠已经陷入危局。
但韩世忠毕竟是硬汉。他不仅再次冲破金齐联军的包围，而且还带走了一万多淮阳百姓回到驻地。这种抢不到地就抢百姓的事情，以前都是金军的专利，而现在宋军也能干。
南宋第二次北伐，韩世忠的江淮一路就算失败。
那岳飞一路呢？
三、荆襄岳飞一路也应该在绍兴六年二月份出兵。但三月份的时候，岳飞母亲突然病逝。然后，岳飞就要回家守孝。
这件事上，解释再多也是岳飞的问题。北伐箭在弦上，甚至韩世忠一路已成离弦之箭，就是天大的事情，岳飞也得出兵。
然而，又是张浚写信、又是赵鼎寄信、又是李纲劝勉，岳飞还是非要守孝。甚至，皇帝赵构发了三次诏书，也没能劝动。
最后，赵构发了严重警告：如果岳飞再做推辞，那就“重宪”岳飞全部僚属。到这时候，岳飞才“移孝作忠”，举兵北伐。
这么一拖延，就拖到了绍兴六年七月份。这时候发生了两件事：
一是宰相张浚准备放弃北伐，即“先图自守，以致其师，而后乘机击之”，简单说就是改攻为守。
二是王彦所部的前营副后军离开荆南跑到建康，王彦拒绝把军队交给岳飞，而是直接交给朝廷，给了张浚的都督府。
虽然出了这个两个变故，但岳家军还是发动了北伐。
绍兴六年七月，岳家军先锋牛皋率先攻破伪齐镇汝军，活捉伪齐猛将薛亨；接着向颍昌、蔡州一线发动佯攻，逼迫伪齐向东线调集军队。
绍兴六年八月，岳飞亲率主力发起进攻。但进攻方向与牛皋背道而驰，以西北方向为攻击重点。王贵、董先等人攻入虢州，今河南灵宝，并快速攻破虢州州治卢氏县，完成了最初的作战目标。
因为卢氏县存有伪齐的十五万石粮食，这是岳家军最为急需的物资。
有了粮食之后，岳家军主力开启横扫模式，先后攻占虢略、朱阳、栾川等县，随后迅速向西突入商州，今陕西商洛，以最快的速度占领商州全境。
虢州、商州属陕西路，是吴玠防区。所以，岳飞发信给吴玠，让他派人接手两州防务。
负责川陕防御的吴玠一直惦记着商、虢两州，但一直没能拿下来。所以，岳飞这个战果不仅让赵构开心，更让吴玠开心。
之后，岳飞主力突然由西北转向东北，向顺州方向发动进攻。
顺州在河南。
这种大转向再一次让伪齐措手不及。伪齐赶紧调集军队迎战。但岳家军势如破竹，迅速占领伊阳，并继续开启横扫模式，先后攻占长水、永宁、福宁等县。
这时候，岳飞的目标已经再清晰不过了，就是大宋曾经的西京洛阳，他要长驱伊洛。
但张浚北伐方案的战略弊端，也终于暴露出来。
那就是后勤跟不上。
从荆襄到陕西，又从陕西到河南，这种长途奔袭，首先考验军队、其次考验后勤。岳家军的后勤已经无法维续。
所以，南宋第二次北伐到此为止。
此次北伐的最大战果是收复虢、商二州，包括虢州大部、商州全境。
“遂复商於之地，尽收虢略之城”。在吴玠部将邵隆的经营下，商州不仅成为南宋对抗金军的前沿重地，而且打造成关键要塞和后勤基地。直到公元1141年绍兴和议，这片地方才被南宋割让给女真。
另一个战果是一举扭转宋军被动挨打的局面，即如李纲所言“十余年所未曾有，良用欣快”。
西线和尚原、仙人关之战，东线江淮诸战役，统统都是防御战。即便岳飞第一次北伐也仅是收复失地而已。但这一次，宋军结结实实地从伪齐身上撕下了两个州。
张浚志大才疏。他组织的北伐，也漏洞百出。但岳飞的战绩足以补足其种种短板，让北伐从无功变得成功。
除了这些战果之外，还有一件事是必须要注意的，那就是：在南宋的三衙军和五大主力中，仅有岳飞一支进攻型部队。其他主力军队，包括次强的韩世忠所部，都是防御型部队，不能用来进攻、只能用来防守。
同时，三衙军和五大主力的全部将领中，只有岳飞能够打出这种声东击西、长奔突袭的进攻型战役。其他将领的最佳状态也仅是防守有余而进攻不足。比如韩世忠，他是令女真闻风丧胆的猛将，足以做到胜难以胜、困不可得，但韩世忠没能打赢过一场进攻型战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