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耿飚被派往阿尔巴尼亚，成为党的“九大”后派出的第一位大使。在出发前，毛主席特别叮嘱他，阿尔巴尼亚是“欧洲的社会主义明灯”，并强调要加强和发展中阿友好关系。
然而，耿飚到达阿尔巴尼亚后，做出了一个非同寻常的举动——他直接给外交部长乔冠华写了一封信，提出调整对阿援助政策的建议。
身为一个外交官对国家的外交政策提出否定，是非常冒险的。然而，毛主席看到耿飚的信件，大加赞赏：“耿飚敢说真话，反映真实情况，是个好大使。”
究竟发生了什么，耿飚为什么做？
中共元老耿飚耿飚不仅是我军一位战功赫赫的将领，他更是一名技艺非凡的武术高手，精通骑术与武艺，被誉为“耿猛子”。
他的父亲耿楚南曾是慈禧太后的大内侍卫，因武功卓越而成为她的贴身护卫，被光绪帝赐予“虎头双钩”的称号，江湖上尊称其为“双钩大侠”。
耿飚自小受父亲影响，耳濡目染地学习武术，尤其擅长双钩，甚至在年少时便在家乡小有名气，凭借武艺屡获佳绩，成为当地的“武术小英雄”。
辛亥革命后，耿飚家境变故，父亲失去职位，他13岁便离家打工。1925年，他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并加入共青团，1928年入党。
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他组建了水口山工农赤卫队，凭借武艺成功潜入军火库获取了16支枪，正式开启了他的军旅生涯。他后来指挥游击队作战，1930年参与了浏阳文家市之战后登上井冈山，成为红军一员。
在南雄水口战役中，担任红9师参谋长的耿飚，在战况危急时接替受伤的师长，带领幸存官兵手持马刀突入敌阵，浴血奋战，硬是扭转了战局，成功等来了陈毅的增援部队。
1934年10月，红军被迫踏上长征，耿飚时任红一军团红二师红四团团长。在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时，他总是冲锋在前，带领部队多次突出重围，屡建奇功。
湘江战役中，他一战成名。这一战不仅是红军的军事对抗，更是生死攸关的考验。耿飚毫不犹豫地请缨率领突击队，并激励战士们道：“同志们，湘江对岸是我们的生路！只有冲过去才有生机，退回去就是死路！跟我一起冲！”
简单有力的话语激励了全军。激战之后，红军冲破了封锁，成功渡江，赢得了这场艰难的胜利。毛主席对此高度赞扬，称耿飚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这是耿飚军事生涯中的光辉时刻。
在飞夺泸定桥之战中，耿飚率领红四团在24小时内急行120公里，创造了惊人的行军速度，并成功夺取泸定桥，令毛主席赞叹“了不起”，并特地写信称赞他的勇武。
1946年，在国共军调期间，耿飚在北平与敌方特务斗智斗勇，展现出过人的应变与外交才能。1950年，他正式转入外交工作，历任中国驻瑞典王国大使兼驻丹麦、芬兰公使，驻巴基斯坦大使，外交部副部长，驻缅甸、阿尔巴尼亚等地大使。
在任期间，他始终秉持求真务实的态度，敢讲真话，妥善处理外交事务，赢得了“将军大使”的美誉。
从战场到外交，他的角色数次转换，曾任外交部副部长、中联部长、国防部长、国务院副总理，但始终不变的是他作为革命者的初心和军人的本色。
在他外交生涯的最后一站——驻阿尔巴尼亚期间，他甚至大胆提出调整援助方略的建议，真实反映了当地情况。这一“说了阿尔巴尼亚‘坏话’”的勇气，再次展现了他敢讲真话的品格。
中国外交历史上最奇葩的一个国家在中国之前，阿尔巴尼亚最密切的盟友是苏联，这个巴尔干半岛上地理位置重要的国家，借助苏联的慷慨援助，迅速改善了经济和军事条件，摆脱了欧洲最贫穷落后的局面，迈入小康状态。
然而，1953年苏联领导人更换后，阿尔巴尼亚与苏联关系恶化，援助被中断，专家撤离，阿尔巴尼亚又跌回了贫困。随后，中苏关系开始紧张，阿尔巴尼亚便向中国示好，迅速建立起友好关系。
中国作为新盟友，尽管当时国内物资紧缺，依然开始向阿尔巴尼亚提供了大量的经济和军事援助。
从1954年起，中国的援助总额折合人民币达100多亿元，阿尔巴尼亚的人均援助数额达到4000多元，而当时中国农民一天的收入仅几分钱。
60年代初，中国将苏联的援助项目接手，进一步扩大对阿尔巴尼亚的支持，甚至在国内面临饥荒的1960年，紧急调拨了5万吨粮食支援阿尔巴尼亚，此外还提供了2100万美元的自由外汇。
1969年，中国副总理李先念访问阿尔巴尼亚时，阿总理谢胡一路随行，却在长达6个小时的谈话中不断提出援助需求。
当李先念询问何时归还时，谢胡毫不掩饰地表示根本没考虑过偿还。
阿尔巴尼亚领导人霍查甚至直言：“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我们向你们要帮助，就像弟弟向哥哥要一样。”谢胡则表示：“我们不找你们要，找谁要？”
阿尔巴尼亚的要求极为具体，涉及方方面面，他们希望拥有自己的“鞍钢”，建立像样的机械工业，还希望中国帮助开发海上油田，并要求中国全面支持其五年计划所需的设备和材料，甚至包括全国实现电力普及后的电视台项目，计划使每个农业社都能拥有电视。
到1978年6月底，中国帮助阿尔巴尼亚建设了大量工业项目。包括钢铁、化肥、制碱、制酸、玻璃、铜加工、造纸、塑料和军工等全新的工业部门，还增建了电力、煤炭、石油、机械、轻工纺织、建材等行业的企业。
此外还建设了通信、广播、电视等设施，共计142个项目，其中92个已建成，23个已基本建成或正在建设中。
为完成这些项目，中国派遣了近6000名专家，并培养了阿尔巴尼亚几千名技术骨干。中国援建的化肥厂年产20万吨，其使用量每公顷地可达400公斤，远超当时中国农村的化肥使用水平。军事援助的规模也超过了阿尔巴尼亚的实际需求。
然而，阿尔巴尼亚对此视为理所当然，认为自己是因为支持中国才失去了苏联的援助，所以理应获得中国的全面支持。面对阿尔巴尼亚源源不断的需求，中国几乎是“有求必应”。
例如，中国援建纺织厂，阿尔巴尼亚却没有棉花，便要求中国用外汇替它采购；织成的布料制成衣物后，销往中国，利润也落入阿尔巴尼亚手中。
中国援建化肥厂时，阿尔巴尼亚指定使用意大利设备，中国不得不动用外汇从意大利购买设备安装，而设备损坏后，阿尔巴尼亚又要求中国再次从意大利采购新设备更换。
1970年起，中阿关系逐渐冷却，但阿尔巴尼亚仍向中国提出32亿元人民币的援助需求，中国最终提供了19.5亿元人民币的长期低息贷款。
此后，阿尔巴尼亚要求中国购买其香烟、烟叶和成衣等商品，尽管中国并不急需这些产品，但仍然予以接受。
阿尔巴尼亚在这段时期的行为将“软饭硬吃”发挥到了极致。
耿飚建议削减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在20世纪60年代，中国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来自阿尔巴尼亚的产品：电影院里放映着阿尔巴尼亚电影，街头小店里售卖阿尔巴尼亚的画报和香烟，人们穿着阿尔巴尼亚生产的服装。
然而，耿飚作为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在当地却没有感受到丝毫的感恩，反而发现阿尔巴尼亚人将中国的援助视为理所当然，甚至毫不珍惜。
他亲眼看到阿尔巴尼亚在马路边用中国援助的优质钢管作为电线杆，而中国国内多用木杆或水泥杆，优质钢管电线杆极为罕见。
中国援助的水泥和钢筋被阿方用来在全国建造烈士纪念碑——在仅2.8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竟建了超过1万座。此外，援助的化肥被随意堆放在露天，日晒雨淋中严重浪费。
阿尔巴尼亚人甚至宣称这些物资损坏了可以再向中国索要。
耿飚看到这种肆意挥霍的情景，感到十分痛心，该不该勒紧中国人裤腰带，去援助阿尔巴尼亚？
于是给外交部长乔冠华写了一封信，直接建议调整对阿方的援助政策。乔冠华为耿飚的直言不讳感到震惊和钦佩，随后将情况如实上报给中央。
毛主席读后对耿飚的坦率表达了赞赏，称他“敢说真话，反映真实情况，是个好大使”。
当耿飚回国述职时，李先念还幽默地对他说：“你胆子真不小，敢说阿尔巴尼亚的‘坏话’，你是第一个提出这种意见的人。”
最终，中央采纳了耿飚的建议，逐步调整了中国的援外策略。
1976年11月，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七大召开后，开始公开批评中国，翻脸不认人。1978年7月，中国被迫终止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双方关系逐渐冷淡下来。
1981年，耿飚从外交岗位再次回归军队，成为新中国唯一一位没有军衔的国防部长，为新时代的解放军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任职期间，他创立了特种警察部队，以应对复杂的国际安全形势及国内的紧急安全需求。
退休后，耿飚选择返回革命老区陕北，继续服务人民，用自己的丰富经验帮助和指导新一代的成长。
耿飚常说：“我虽然从工作岗位退下来了，但我要和千百万人民战士在一起，为人民军队的建设和国家的建设尽一份绵薄之力。我永远是人民的战士。”
2000年6月23日，耿飚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