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南京红砖小院到北京中南海，从芦沟桥下的枪声到长江两岸的和平钟声，一位开国上将的故事，不仅是个人传奇，更是一段革命征程。

1926年王平投身革命，1930年加入中国工农红军，在血与火的考验中逐渐成长。五次反围剿、长征路上的四渡赤水、保卫遵义，每一次战斗都让这位年轻的军人更加成熟。他率部清剿延南地区匪患，保卫了陕甘宁边区这片红色热土，为革命根据地的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

1937年的秋天王平带着三名同志，翻山越岭二百余里，肩负着在太行山下的阜平县这片土地上开辟抗日根据地的重任。

临行前朱德总司令特意叮嘱，让他遇到困难可以寻求一一五师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的帮助。这个仅有九万多人口的穷乡僻壤，糠菜半年粮，却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军事价值，成为了八路军建立根据地的理想选择。

阜平虽地处偏僻，但山岭连绵，沟壑纵横，远离铁路和公路干线，这样的地形对于装备和人数都不占优势的八路军来说，正是理想的根据地。

更重要的是，这里曾是军阀混战的战场，不少枪支弹药流落民间，为武装抗日提供了物质基础。当地群众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早在1931年就建立过"中华阜平苏维埃政府"，这些都是有利条件。

王平以战地动员委员会为抓手，他取消苛捐杂税，减租减息，停付高额债务，短短一个多月内，就发展抗日义勇军四千余人。动员会成立的头几天，从一间简陋的校舍起步，从街头买馒头充饥到建立伙房分批就餐，义勇军的队伍如滚雪球般壮大。

为解决义勇军的经费问题，王平召集全县士绅开会筹款。在了解了共产党的抗日政策和八路军的胜利战绩后，这些士绅当场表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募集了四万余元法币。

在当时一斤小米三分一厘、一尺棉布五六分的物价水平下，这笔款项解决了义勇军的燃眉之急。在他的领导下，阜平最终成为晋察冀边区唯一没有敌占点的县份，被誉为"模范根据地的模范县"。

革命形势风起云涌，1948年12月24日，随着张家口的解放，中央军委向王平发出指令：采取"围而不打"的策略包围大同。这座晋北重镇，平绥、同蒲铁路交汇处的军事要塞，煤都大同，成为了王平面临的新考验。大同不仅是山西北部的军事要塞，更是重要的煤炭基地，战略地位举足轻重。

面对城内近两万守军，城外加宽加深的壕沟，错综复杂的防御工事，王平没有选择硬碰硬的强攻。

他在小白登召开会议，决定用政治攻势与必要的军事行动相结合的策略，既要让敌人"四面楚歌"，又要适时出击挫其锐气。这种指挥艺术，充分体现了他不拘泥于经验、从实际出发的领导风格。

数千万份传单如雪花般飘入大同城内，守军士气日渐低落。12月29日一场被战士们称为"向1949年元旋的献礼"的战斗，歼敌三百余人，俘虏五百余人，进一步动摇了守军的意志。

从此到第二年三月，大同城内局势每况愈下，敌军多次外出抢粮均被击退，市面上金圆券暴跌，百姓纷纷外逃。1949年4月29日守敌接受无条件改编，5月1日大同和平解放，标志着王平又一次完美地执行了党中央的战略意图。

新中国成立后，王平继续参加抗美援朝，成为志愿军最后一任政委，与杨勇共同完成了撤军的重任。1958年他出任军事学院政委，两年后担任该院党委第一书记，为培养高素质军事指挥人才做出了重要贡献。

然而在1966年，这位战功赫赫的开国上将被关进了军事学院，面对七八十条"莫须有"的罪名，他始终坚持一个原则：不讲假话，不写假材料。五年的牢狱生活，即便是在最困难的时期，他依然保持着对党和人民的赤诚之心。

1971年林彪事件后，政治风向开始转变。王平敏锐地从一系列细节中察觉到变化：外宾访华报道的特殊，国宴上周总理的措辞，以及那些消失的领导人画像。在得知蒙古大漠坠机事件后，他终于确认了自己的判断。当年军区保卫部通知他回家等待结论时，这位将军才真正感受到重获自由的轻松。

1973年王平通过女儿向叶剑英递信求助，很快就得到了总政的通知。叶帅指示李德生负责安排工作，但由于各种复杂原因，这项工作一直未能落实。

直到1975年在叶剑英的过问下，王平终于重获重任，出任军委炮兵政委，随后调任武汉军区政委。

在新的岗位上，他坚决贯彻叶剑英、邓小平的指示，致力于落实干部政策、调整组织机构，为加强党的领导和部队建设做出了新的贡献。

七十余年的革命生涯中，王平始终保持着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即便在最艰难的岁月里也不改初心。他文武兼优，既是杰出的军事指挥员，又是优秀的政治工作者。从投身革命的热血青年，到战功赫赫的开国上将，再到政治风暴中的坚守者，他的人生轨迹映射着一个特殊年代的光影。

当历史的尘埃渐渐落定，留下的是一位军人对信念的坚守，对使命的担当，以及对国家的无限忠诚。

参考文献

[1]王平著. 王平将军自述[M].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8.06.

[2]鱼汲胜,李越.健在的十位开国上将[J].党的建设,1995,0(12):41-41.

[3] 王平著. 王平回忆录[M].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199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