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娃娃鱼

戴宗的神行术其实并非凭空捏造，而是通过宋朝的邮驿制度想象而成。总体上来说，戴宗比马好使多了，智商又不高，完全可以当牲口使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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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里的神行太保戴宗有种一等惊人的道术——神行法，他把四个甲马拴在腿上的话，能够日行八百里。

虽然从行走的距离上看，他比“日行千里”的千里马好像差了那么一丢丢，但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戴院长其实牛掰得多了！

神行太保戴宗

张墨一作品

如果我们以每天奔跑8小时计算，那么戴宗的时速是50km/h。

再来看马的速度，极端情况下，其实可以能达到60km/h，但这样的速度马是坚持不了多久的。

另外，马如果在一天之内高速、长途奔跑200公里以上，第二天基本上就废了，需要休息；如果以极限高速冲刺300公里，可能直接就挂掉，属于不可持续使用的交通工具。

但戴院长不存在这个问题，他只需要吃点素酒素饭，第二天照样能够跑长途。

相比起来，戴宗更厉害的地方在于，他的“神行法”还能带人一起走——分两个甲马给同伴，对方就能够和他一样，日行四百里。

而马在负重两人+行李的情况下，速度还要再打折扣。

按《水浒传》中的描述，戴宗“神行法”的原理和表现方式，类似于神仙的腾云驾雾，区别只在于他是贴地飞行而已。

而且，小说默认在这种状态下，施法者的体力不会有多少损失，行走过程中，不仅可以说话聊天、边走边吃，还能够观赏风景，有一种道家的洒脱风骨。

（戴宗）当时取两个甲马，替杨林缚在腿上。戴宗也只缚了两个。

作用了神行法，吹口气在上面，两个轻轻地走了去，要紧要慢，都随着戴宗行。

两个于路闲说些江湖上的事。虽只见缓缓而行，正不知走了多少路。

（《水浒传》第四十四回）

总之，除了必需要吃素这一点以外，“神行法”可比现代人开车方便多了，要行便行、要住便住，不用买车、不用保养、不用花汽油费，不用找停车位，既无堵车之烦恼，又无车祸之危险。

《宋史·卷一百五十四·舆服六》

《水浒传》写戴宗，也并非完全于史无据。

在宋代，确实有一种日行四百里加急送信的邮差。

他们手持内侍省发放的“红漆金字”木制檄牌，专送皇帝的赦书和军事机密文件。

《宋史·卷一百五十四·舆服六》中记载：

又有檄牌，其制有金字牌、青字牌、红字牌。

金字牌者，日行四百里，邮置之最速递也；凡赦书及军机要切则用之，由内侍省发遣焉。

岳飞就曾经在一天之日，收到了十二道这样的金牌。

这里所说的“金牌”并非用黄金制成，而是一种镀了金字的木牌。

手持金牌、日行四百里的信使，是当时快递界的顶流，是人力和马力最极限的存在。

如此强健的军校和快马想必很少，于是宋孝宗的时候，枢密院又制作了一种“雌黄青字”牌，持牌的信使只要日行三百五十里。

乾道末，枢密院置雌黄青字牌，日行三百五十里，军期急速则用之。（出处同上）

但就算这样，速度还是保证不了，于是淳熙末间，又增加了“黑漆红字”牌，并且让沿途的官员一路监督，迟到太久的信使要受罚。

这招刚开始还管点用，时间一长，大家照样迟到，“久之，稽缓复如故”（出处同上）。

无奈之下，朝廷只能在绍熙末年，在各地设置“摆铺”（一种官方公文邮递站），改一个人全程送为一站站接力送，中途要换人、换马。

神行太保戴宗

戴敦邦作品

戴宗身上也有一块“宣牌”（即檄牌）。

他从江州去东京的太师府送信，在朱贵的酒店被麻翻，眼看就要扛去杀人作坊里开剥了，关键时刻，朱贵看到他腰上挂着朱红绿漆的宣牌，上面雕着银字，写着“江州两院押牢节级戴宗”。

这一特征还进入了他的赞诗：“黄旗书令字，红串映宣牌”。

不过，这里《水浒》是写错了，宋代的檄牌只有金字、青字、红字，没有银字的。

银字的符牌是在唐代和元代使用。

唐代的银牌由门下省发放，制式是“阔一寸半，长五寸，面刻隶字曰‘敕走马银牌’，凡五字。首为窍，贯以韦带。

”

元代的银牌是是铁制的圆型。

《元史·刑法志二》中说：

诸朝廷军情大事，奉旨遣使者，佩以金字圆符给驿。

诸王公附马，亦为军情急务遣使者，佩以银字圆符给驿。

虽然字的颜色搞错了，但也说明戴宗日行四百里、八百里的“神行术”，并非凭空杜撰，其来源是宋代的军事传信制度。

元代八思巴文银字符牌

甘肃博物馆藏

然而，戴宗这么厉害的法术在大宋朝也没派什么用场，蔡九知府只是让他给自己老爹送个信、送点生日礼物。

倒是在梁山泊，他成了“总探声息头领”，“神行术”真正发挥了传递军事情报的作用。

张恨水先生评曰：

此戴宗在浔阳当节级，不过为走卒，而入水泊则为头领也，以是论今居要踞津高位者，可以悟矣。

《水浒人物论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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