猜出哪个国家现在在美国舆论中好感降低是很容易的。答案似乎很明显。如果最近的美民意调查可以说明问题的话，对中国的好感度已经降到了历史最低点。然而，中国在一个领域的表现超过了其他国家，成为美国的最爱：华盛顿的评估。在2020年的总统选举中，不少于四位民主党候选人称中国是美国的“最大地缘威胁”。2021年10月，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伯恩斯宣布成立中国任务中心，以应对“我们在21世纪面临的最重要的地缘威胁”。在一个激烈分裂和疫情肆虐的美国，华盛顿在中国威胁方面呈现出罕见的共识。对许多人来说，这并不令人惊讶。中国符合一个明确和现实的的所有条件。一个崛起的中国肯定会带来许多挑战，包括可持续发展以及区域权力平衡。
但是，一长串中国的真实或感知的本身并不能解释为什么中国是美国最喜欢的威胁。在国际关系中，威胁很少是一个由可衡量的能力明确表示的透明现象。它取决于不断变化的相互意图，而这些意图往往不能以足够的确定性先验地客观了解。因此，真正的威胁和潜在的威胁之间的不确定差距往往由威胁感知来填补。与所有的感知一样，威胁感知与感知者和被感知者都有很大关系。大多数感知都在不同程度上与现实的各个方面有关。然而，鉴于人类的感觉器官从现实世界中接收到的每一个信息都会成为我们意识的一部分，人类的感知不可避免地是不完整的、有选择性的，而且必然是通过文化和政治上接受的叙述来调解的。否则，一个特定的现实将为每个人投射出相同的形象和感知，而这很少发生。
这也表明，感知，包括威胁感知，虽然与现实相关并由其形成，但并不完全与之对应。根据社会认同理论，威胁感知受到一般社会认同的影响，特别是内部群体和外部群体之间的划分的影响。就像“陌生人的危险”一样，对他人的恐惧，不管其能力或意图如何，本身就能使自我相信该他人的危险。在这方面，我们对自己是谁的概念以及自我和他者间的相关区分在未来的社会建构中扮演着一个经常被忽视但关键的角色。美国将中国视为最受欢迎的威胁也不例外；它与美国如何看待自己联系在一起。美国自我想象的一种主导形式的特点是，美国是一个具有领导世界的自我形象，因为正如伍德罗·威尔逊所说，美国的原则“不是一个省或一个大陆的原则，而是一个解放人类的原则”。
根据亨利·基辛格的说法，“如果美国不坚持自由理念的普适性，就不能忠于自己。”界定美国是什么和它代表什么，它的民主、自由、人权和法治的价值观同时有助于界定美国。以美国这种特殊的自我认同来衡量。《金融时报》专栏作家将中国描述为“美国团结的最佳希望”，没有中国，“美国就会自相残杀”。事实上，在苏联解体几年后，塞缪尔·亨廷顿思考“如果作为一个美国人意味着致力于自由、西式民主、个人主义和私有财产的原则，如果外面没有威胁着这些原则，那么作为一个美国人究竟意味着什么，美国的国家利益又会变成什么？”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一个他者，美国的自我可能无法像我们所知的那样生存。美国并不是唯一容易受到威胁影响的国家。“对敌人的恐惧”，帮助保持了罗马的统一。
法国政治哲学家让·博丹指出，“维护一个国家，保证它不被内战的最好方法是 找到一个他们可以共同对付的敌人。”然而，美国想象自己的方式需要一个特定的敌人。在许多美国人眼中，美国拥有普遍适用的道德原则和全球军事优势。作为自由世界的领导者，美国的敌人就是世界的敌人。一些威胁，如地区不稳定，可以在当地得到控制，或外包给“副警长”来管理。其他威胁，如全球贫困、饥饿和气候变化，似乎并没有引起善与恶之间的人类史诗般的战斗。还有一些威胁，如恐怖主义网络和大流行病，被证明是难以捉摸的，无法轻易在地图上锁定一个明确目标。虽然俄罗斯仍然是一个严重的候选敌人，但就能力而言，俄罗斯现在的实力已经今非昔比。伊朗和朝鲜可能有资格成为传统的地缘政治刺激物，但它们没有必要的分量来吸引美国社会的想象力，更不用说世界的注意力了。
中国，就成了一个全球范围内的一站式。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在20世纪90年代这样写道。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对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并不仅仅是一个想象中的虚构。在某种程度上，中国的崛起不是对西式自由主义秩序威胁。只是为经济发展和政治治理提供了一个替代方案，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发现越来越难以对世界其他国家进行说教、控制和惩戒。而美国全球首要地位的削弱对其国家安全机构的安全构成了挑战，其主要目的是维持这种首要地位。因此，虽然中国不是美国全球主导地位的唯一挑战，但可以说是继续支持军事工业综合体的最方便和最有说服力的理由。正如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所说的：“世界是一个危险的地方，而且正变得越来越危险：通过国防]预算”。为了完成这项工作，中国是典型的大国，而军事工业综合体首先就是为之而生的。
如果没有像中国这样一个几乎是大陆规模，那么美国就不需要大型核潜艇、航空母舰或隐形战斗机了。这并不是说美国军火库中所有昂贵的武器都是以一些想象中的大国敌人为目标的。即使没有明确且可识别的威胁，一些基本水平的国防军事准备也是必要的。然而，对于美国来说，要想维持几乎相当于后面11个国家总和的军费开支水平，其全球工业规模的军事力量投射需要持续存在一个同等规模的敌人。如果这样的敌人不存在，那就需要发明出来。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国家就派上用场了，因为不需要去重新发明。在美国人的想象中已经牢牢占据了一个位置。同样，对当代中国的认识也不是纯粹的历史成见。
中国在南海的存在越来越多，对该地区，在台海展示武力的目的显然是为了震慑台独。但是，要把这些挑战推断为对美国的直接军事和道德威胁，就需要不加批判地接受以价值观为基础的美国自我认同的普遍性，以及美国全球主导地位的合法、良性和非威胁性，它把任何崛起的大国都视为威胁。人们还需要忽视威胁的动态性几乎总是双向的；不仅中国能够对美国构成威胁，而且美国也能对中国构成威胁。美国的威胁感与中国自2010年代初以来的行为有什么关系吗？当然有。但如前所述，将中国视为一种威胁的看法在2010年代之前就已经存在。中国最近的威胁性行为是否也会促成美国长期以来的威胁认知及其相应的对华政策？当然。
在所有认知中，威胁认知可以说是最容易自我实现的。至少可以追溯到2011年奥巴马总统的亚洲支点，美国经常提出的反击中国威胁的口号和政策，可以而且已经被中国视为对其自身利益的威胁，中国的一些行为应该在这种互动的背景下看待。威胁不仅推动了大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于中国和许多美籍华人（以及其他亚洲血统的美国人）面临着反亚裔仇恨犯罪激增的实际威胁。在美国司法部发起的“中国倡议”（现更名为“打击国家威胁战略”）下，他们可能会遇到来自毫无根据和出于种族动机和知识产权指控，威胁认知的自我实现后果以及美中敌对关系中的基本互惠动态应促使我们反思这样一个事实：无论是来自中国还是美国的威胁，
都是社会构建的，而且往往基于对身份的假设以及自我和他者的不容置疑的二元对立。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作为美国最喜欢的威胁，并不一定意味着中国是最相关或最严重的威胁，而是意味着中国是一个诱人的威胁，容易被理解。然而，对自己最喜欢的的迷恋本身就可能成为一种威胁，因为这不仅会导致涉及两个核超级大国的危险安全困境，而且还会导致未能应对真正和更紧迫的挑战的机会成本。如果中国已经成为现实呢？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但值得记住的是，作为社会建构，大多数基于身份的可以通过新的观念、新的话语以及新的身份和差异建构方式来解除。在冷战高峰期，美中关系正常化，当时的中国更加共产主义，而资本主义则少得多，证明了这种可能性。如果美国不能从自己过去的经验教训中吸取教训，继续将自己对中国的威胁认识与中国本身混为一谈，那将是悲剧性的，也可能是灾难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