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霍英东病逝，10个大佬为其扶灵，一个资本家凭什么国旗盖棺

2006年10月，在与癌症抗争了许久之后，84岁的霍英东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

覆盖上鲜红的国旗，经过国家领导人外访专用的北京机场南停机坪，霍英东的灵柩由专机送抵香港。

在随后举行的葬礼上，许多超重量级的大人物都为霍英东献上了花圈，香港、澳门等地为霍英东下了半旗。

为霍英东扶灵的，是董建华（政协副主席）、郑万通（政协秘书长）、高祀仁（中联办主任）、何鸿燊（政协常委）、曾宪梓（人大常委）、朱维群（统战部副部长）、陈佐洱（港澳办副主任）、徐仕仁（署理行政长官）、朱经（港科大校长）、李兆基（恒基主席）。

如此高规格的葬礼，实属罕见，也是名副其实的国葬。

作为一个资本家，霍英东凭什么国旗盖棺？

这是因为，霍英东与绝大多数资本家不同，他是一个真正的“红色资本家”，他为中国作出了超凡的贡献。

1923年，霍英东出生于香港，与其他后来成名的富豪相比，霍英东的出身是最穷的。

人们向来常以“家徒四壁”来形容一个家庭的贫穷，但这词语用在霍英东身上显然是不合适的，因为在他出生的时候，一条不到3米长的舢板，就是一家7口人唯一的家，就连“四壁”都算不上有。

霍家的所有财产，就是舢板上的捕鱼器具，全家人靠着打渔为生。由于太过贫穷，霍英东一直到长到6岁，也都没有穿过鞋。

1930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台风掀翻了舢板，不仅吞没了霍英东的2个哥哥，也让霍家人彻底无家可归。

霍英东的父亲本就患有淋巴癌，经此家破人亡的沉重打击之后，病情不断转重，也于数个月后撒手人寰。

生活所迫，霍英东的母亲只能带着3个年幼的孩子开始了流浪，靠着做零工，赚点生活费艰辛度日。

由于霍英东的母亲做事认真、负责可靠，霍家也迎来了贵人。

同情于霍家的遭遇，银行家林子丰为霍英东的母亲安排了一份差事，使她能够领取到固定的薪水，一家人总算初步安定了下来，不用再过颠沛流离、吃完上顿没下顿的流浪生活。

在舢板上的时候，霍英东曾经接受过水上人家办的免费启蒙教育。到了贫民窟之后，霍英东考入了敦梅小学的免费班。

1936年，勤奋好学的霍英东考入了香港著名的皇仁书院。母亲砸锅卖铁供他念书，他也极为珍惜如此得来不易的机会，并且十分争气，几乎每次都能考到第一名回家。

然而没过几年，战火烧至香港，皇仁书院先后被英军、日军征用，18岁的霍英东被迫失学。

为了养家糊口，霍英东选择以打工为生，干过苦力，做过汽修厂的学徒，也卖过杂货，前前后后换了几份工作，为了生计焦头烂额。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遗留下了许多物资、废旧机器，英国政府将许多“破铜烂铁”的水泵、小船只等物资进行拍卖。

由于拍卖告示以英文书写，许多人也看不懂，精通英文的霍英东可算“捡了个漏”，和妹妹借了100元钱作为保证金，参加了拍卖会的投标。

成功以18000元的价钱拍下一批船舶、机器之后，霍英东却没钱缴纳了，因为他根本就没有这么多钱，甚至连保证金的100元钱都是向妹妹借的。

向母亲借，霍英东的母亲觉得他是疯了，一方面她不看好这一笔生意，一方面也压根没有这么多钱。

在母亲、亲戚处都筹不出这笔钱，正当霍英东一筹莫展的时候，恰好有人对霍英东拍到的那些机器设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就与霍英东说：“我出40000元，买你这批机器。”

就这样，霍英东凭着“捡漏”，凭着向妹妹借来的100元钱，凭空赚到了22000元，这是他的人生第一桶金。

之后，霍英东将目光瞄向海人草。海人草是一种中药，可以用来驱蛔，也可用来合成胃药，当时正有澳门的一家大公司大量收购着。

霍英东从中嗅到商机，买了机帆船、招募了工人，前往东沙岛进行打捞采集。

辛苦了大半年，霍英东总算满载而归，而他的买家正是何鸿燊。

霍英东要将海人草出售，何鸿燊却是不紧不慢，要求工人将海人草再次清洗一遍然后晒干。

这么一算下来，海人草的重量就轻了一大半，霍英东是做了赔本买卖了。

因此多年之后，霍英东仍不忘调侃何鸿燊说：“人常说我靠着沙发迹，而何鸿燊就扽晒我的沙。”对此，何鸿燊则是笑哈哈地回道：“都是为了生活嘛。”

这则小插曲过后，霍英东也渐渐地组建起一家船运公司，并拥有了属于自己的4条船。

几年之后，霍英东也即将迎来他的“走私生涯”。

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等43个国家联合宣布，将对中国实施全方位的封锁禁运，港英政府也下了禁令，禁止香港人向内地运送物资。

对于这样的禁令，霍英东却是嗤之以鼻，他已经作出了决定：拼尽全力，支持大陆！

晚年的时候，霍英东曾经坦言，当初作出这样的决定是在商言商，并没有想到更多的政治信仰，只是出于对洋人抱团封锁中国、封锁同胞的行径而感到反感。

也正是霍英东这样的“偷运物资”，切切实实地为新中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使他走上了“红色资本家”的道路。

事实上，当时向大陆走私的人并不在少数，甚至包括了许多港英政府的高官，然而绝大部分都是无利不起早，就是发“国难财”。

很多人在走私的过程中，都会夹带着许多假货，哪怕是一些用之以救命的物资，也被奸商们弄虚作伪。

但霍英东与这些人都不一样，霍英东的供货种类繁多，数量极大，并且质量全都有所保证。

最开始，霍英东“走私”的是柴油，在商路走通了之后，他也开始转运起铁皮、五金、胶管等物资，更有着对志愿军战士们极其重要的各类药品。

在当时，被誉为“救命神药”的盘尼西林对于志愿军弥足珍贵。由于封锁严实，绝大部分“走私”渠道只能运送掺了葡萄糖的盘尼西林，虽然并不会影响药效，但其保质期非常短。

为了能够给战士们提供最好的药物，霍英东想尽了办法，花了大量钱财疏通各方关系，终于成功拿到了没有掺着葡萄糖的盘尼西林，并大量地运往大陆。

在当时来说，能够“走私”掺了葡萄糖的盘尼西林，已经是对大陆提供了非常大的帮助，但霍英东依旧要选择尽善尽美，要找到最好的药品送给志愿军，这样的性质就很不一样了，这就是“红色”！

在价格方面，霍英东也只在成本上边稍加一点运费，让自己不至于亏本就行了。因此，霍英东被新中国视为了亲密朋友，被认定为“无私支援”。

为此，解放军出版社曾经还专门出过一本书，名为《霍英东与抗美援朝战争》。

而朋友与敌人往往都是同时存在的，霍英东大量地向内地“走私”，也被香港残余的国民党特务以及港英政府盯上。

在整个朝鲜战争期间，霍英东的船只被特务炸沉，被港英水警撞翻，霍英东也曾被港英水警告上了法庭。

在后来，谈及朝鲜战争期间的运输情况时，霍英东曾说：“我们几乎每晚都开工，没有一天停止过。白天联络拉货，晚上开船，每天睡个三、四小时。6000吨的黑铁皮，大船每次能装300吨，小船能装100吨，我们2个星期就能全部运到蛇口。”

1954年，港英政府终于放宽了禁运，霍英东经历了3年时间的冒险与忙碌，虽然没能赚到什么钱，但他切实帮助到了祖国同胞，这让他感到很是畅快。

朝鲜战争结束之后，霍英东决定结束航运生意，拿出120万元港币，又向银行贷款了160万元港币，全部投入了地产生意。

进军地产之后，霍英东打破了传统惯例，将“整体买地建楼出售”、“分层出售”改为了“分割出售”，将一栋楼分割成许多小房子，并将公共区域进行“公摊”，引爆了地产革命。

同时霍英东还发明了“预售制”，通过“楼盘说明书”的宣传手段进行推广，加之当时的香港楼市极为火爆，霍英东迅速积累下了巨量财富，资金流转率更是提升了数倍、十数倍。

进军地产仅仅3年时间，霍英东就被人们称为“香港地王”。

事实上，霍英东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香港地产“鼻祖宗师”，开创了许多的地产制度，其成就更在李嘉诚等人之上。

到了上世纪60年代初期，霍英东已经拥有了超过60家的企业，员工人数超过10万人。

1964年，时逢新中国成立15周年，霍英东在香港收到了一封来自北京的请柬，邀请他出席新中国成立15周年庆典，请柬的落款是毛泽东、刘少奇等一众国家领导人。

这一年，霍英东以香港同胞国庆观礼团副团长的身份赶赴北京，为了避开港英政府的耳目，霍英东绕道澳门，这才辗转抵达大陆，北上京城。

霍英东在天安门城楼观礼的照片一经传出，瞬时在香港引起巨大轰动，港英政府对此极为震怒，从此开始了对霍英东的一系列“封杀”。

1965年，港英政府拍卖一块27英亩的地皮，看到即将被霍英东竞买成功，港英政府直接宣布取消拍卖，其中的意思很明显：“不管怎样，不能让霍英东拍到。”

1966年，霍英东投建的星光行商业中心建成，美国驻香港领事馆直接将星光行列入黑名单，并要求星光行所有的商户都不能买卖美国货，港英政府更是切断了所有商户的电话，迫使商户退租，使星光行一度门可罗雀。

在这样的打压下，霍英东只能被迫退出地产行业，所有地皮与地产资产都进行了变卖。

与此同时，李嘉诚、李兆基、郭得胜、郑裕彤等人大量买入土地，迅速填补了香港地产在霍英东离开之后所留下的巨大空缺，成就了日后的“四大家族”。

退出地产行业之后，霍英东的眼光又瞄向了远航货运，但又一次被港英政府拒之门外。

在当时，香港所有码头一年都不到20万个货柜，但港英政府却要求霍英东的码头一年要达到20万个货柜，这摆明了属于刁难。

就在霍英东咬着牙即将签署协议之后，港英政府又再次拒绝了他，连签都不让签了。

到了上世纪70年代，香港果然成为了世界海运中心，这也证明了霍英东的战略眼光是超前的、卓越的，只是他一早就被港英政府排斥在了门外。

在港英政府一连串的打压下，霍英东将眼光投向了利民工程。这些工程属于“脏活累活”，必须是要做的，但却没啥赚头，如果霍英东肯做，港英政府是乐意的。

而霍英东在这些利民工程上所播下的种子，也在民众心里发了芽，尽管没赚到几个钱，《文汇报》却对霍英东作出了高度评价，赞他为“香港最具影响力的实业家”。

霍英东喜欢体育，这是众所周知的，最热爱的就是足球。

1954年的时候，霍英东就曾组织起“友荣”、“卓然”两支足球队。

1964年的时候，霍英东身为“东升班主”，代表着球队参加比赛。

1973年的时候，霍英东以团长的身份，率领39人的香港体育界参加团，到北京、上海、广州等地比赛，这是内地与香港体育界的首次交往。

出于对体育的热爱，出于对祖国的热爱，霍英东开始利用他在香港体育界的影响力，为中国大陆取缔台北在国际奥委会的位置而奔走。

霍英东与其长子霍震霆，频频活跃在各类国际会议上，只要一有机会，就提议着中国应该要被纳入国际奥委会。

1984年，是中国重返奥运之后参加的第一届奥运会，霍英东极为兴奋，亲自带着家人一同前往洛杉矶观赛。

在那一届奥运会上，霍英东亲眼目睹了许海峰、李宁等人的夺冠瞬间，滚烫的热泪不自禁地流满面颊，他后来曾回忆说：“那些时刻，是我一生中最难望的。”

从洛杉矶归来之后，霍英东宣布捐赠1亿港币，成立“霍英东体育基金”，用来奖励中国大陆每一届的奥运会奖牌得主。

其中，金牌得主会得到一枚1000g的纯金金牌与8万美元；银牌得主会得到250g的纯金金牌与4万美元；铜牌得主会得到150g的纯金金牌与2万美元。

1990年，霍英东再次为了中国申奥而奔走，并于当年出资1亿港币在北京修建了当时亚洲最大的游泳馆“英东馆”，并修建了北京贵宾楼。

霍英东所做的这一切，既是为了满足北京举办亚运会的需要，也是为了能让北京拥有更多底气申办奥运。

霍英东邀请萨马兰奇等奥委会成员进行洽谈，并热情邀请他们前来中国参观，并作出了承诺：“如果中国申奥成功，我个人将出资10亿元修建奥运主体育馆。”

可以说，只要奥委会提出的要求，霍英东都力尽所能地满足。奈何，北京最终还是以一票之差输给了悉尼，霍英东为此极为失落。

2001年，北京再次申办奥运，年近八旬的霍英东为了中国申奥再次奔走。

得知中国申奥成功，霍英东不顾自己的身体，在凌晨的时候冲出家门，跑到街上兴奋庆祝。那一夜，这个老人一直难以入眠，最后还是跃到了泳池里，才让自己得以冷静下来。

中国申奥成功之后，各项基础设施也在着手进行，著名的“水立方”是唯一接受港澳同胞与海外华人捐赠的场馆，而这其中最大的一笔捐赠就来自于霍英东。

霍英东的一大心愿，就是要等到2008年看一看北京奥运会，然而，他终究还是没能等到整个北京城成为全世界焦点的那一刻。

从一个穿不起鞋的穷孩子，到香港的“土地爷”，霍英东始终都保持着低调的本色与极其朴素的生活。

全国政协常委陈永棋曾说：“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又一次我到霍先生家里办事，他正在吃两根玉米，那就是他的晚饭。”

人大常委曾宪梓也曾说：“没看到霍英东穿过什么好料子，他也从来没有保镖，他的司机就开着一辆旧车接送他。”

不讲究吃、穿，然而，霍英东对于回馈祖国的各项大事上却是极为在乎。

1978年，改革开放的号角吹响，霍英东先后多次抵达北京与邓小平见面，他也成为了在大陆投资的“港澳第一人”。

1979年，霍英东在中山投资兴建了中山温泉宾馆，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外商投资项目。

也正是这一年，霍英东来到了广州，发现广州连一个上档次的、能够接待外宾的宾馆都没有，霍英东当即决定，要耗资2亿港元，兴建34层高的广州白天鹅宾馆。

在当时，全国的外汇储备也不过1.67亿，霍英东如此手笔究竟有多惊人，自是不言而喻。

尽管要顶着“资本主义走狗”的骂名，但霍英东依旧坚定选择了属于自己的报国之路。

白天鹅宾馆是中国的第一家中外合资酒店，也是中国的第一家五星级酒店，开业之后即成为了广州的地标建筑，也成为了外国领导人访华的一处必选之地，美国总统尼克松曾经说过：“我住过美国和全世界许多酒店，我认为没有一间能超过白天鹅宾馆。”

1984年，霍英东宣布出资10亿港元，成立“霍英东基金会”，通过投资、捐赠的方式，参与中国内地的经济建设与社会福利事业。

这一年，时逢新中国成立35周年庆典，霍英东再次受邀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眼看着新中国第一次亮相的洲际核导弹，霍英东激动到说不出话，他后来回忆说：“有个记者经过我身边，她问我有什么感想，我激动到说不出来，眼泪却流了出来。”

建桥、修路、兴建学校，这是霍英东最喜欢的几件事情。

在与内地合资修建洛溪大桥的时候，由于最大跨度达到180米，这超过了国内以往的工程样板，但霍英东依然坚定选择由中国团队进行修建，霍英东说：“不会造，我们就慢慢造，这个桥能修起来很重要，中国人能够自己修这座桥，更重要！”

什么叫“红色资本家”？就是祖国哪里有需要，他的钱就会砸向哪里！社会哪里有需求，他的慈善心就会行到哪里！

2000年，在抗美援朝50周年的纪念会上，霍英东成为唯一受邀的香港人，坐到了主席台上观礼。

这，就是“红色资本家”应有的殊荣。

国旗盖棺、大佬扶灵，霍英东当然有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