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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法派和理财派是忽必烈时期两个重要的政治派别，两派的争斗几乎贯穿忽必烈朝始终，时常演变成激烈的流血冲突。
汉法派以汉族儒臣为主，也包括倾向汉法的蒙古高官和回回儒臣。
理财派先后以擅长敛财的回回人阿合马、汉人卢世荣、藏族人桑哥为主，其中附炎趋势、希求仕进的汉人官僚也不少。
忽必烈即位之初，任用汉族儒臣，采行汉法，初步建立起一套适应中原内地经济基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
中统三年(1262年)李璮叛乱，王文统受牵连被处死，忽必烈开始疏远汉人，转而任用回回商人阿合马总领财政经济事务。阿合马用垄断铁治、增加课税、滥发纸币和理算等竭泽而渔式的手段聚敛财赋。
王著杀阿合马后，忽必烈又先后任用“好言财利事”的汉人卢世荣、藏族人桑哥理财。
两派斗争的根源在于忽必烈“嗜利黩武”的天性和政治权谋。阿合马、卢世荣、桑哥们不过是忽必烈“嗜利”的工具，而“嗜利”则是满足其“黩武”的需要。
任用理财派官员也是忽必烈保持蒙古贵族特权、压制汉人的政治手段。
忽必烈由积极推行汉法转向消极保守后，皇太子真金以其儒学修养及其自身的政治利益，成为汉法派官员的支持者。真金在维护汉法上，在汉法派反对理财派的斗争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阿合马执政中统三年，掌握中书省实权、总管财政经济事务的平章政事王文统因李璮之乱牵连被处死，汉人儒臣商挺、张文谦、刘秉忠等忽必烈的“潜邸旧侣”，和汉人世侯史天泽及回回儒士廉希宪也因此受到忽必烈的猜忌疑虑，在政治上的地位大受打击。
忽必烈既不敢过分信任汉人官僚，转而任用擅长理财的回回人阿合马以聚敛财赋，且以回回官僚制衡汉人官僚。
阿合马出生于花剌子模费纳喀忒（今乌兹别克共和国塔什干西南锡尔河右岸)，他在花剌子模国的身份是平民，多半是个商人。
蒙古弘吉刺部按陈那颜随成吉思汗西征时，将他俘掠，后带回大蒙古国。
按陈之女察必出嫁忽必烈，阿合马作为察必的陪嫁人随侍宫帐，因有机会接近忽必烈，遂逐渐得势。
中统二年(1261年)，阿合马被任命为开平府同知兼太仓使。同年五月，忽必烈派他统计清点燕京万亿库诸色货物。阿合马立和籴所以充实仓粮，中书省派曹州(今山东菏泽)人李亨管理和籴事务，改和籴所为规措所。
李亨用心经营，使粮仓充实，保证了军民食粮的需要。由此也显示了阿合马的组织管理才能。
翌年，忽必烈命阿合马领中书左右部，兼诸路都转运使。中书左右部综理中书省内政务，诸路都转运使是各路转运使的总长官，管领各路钱谷、盐铁等事务。阿合马实际上已代替了王文统总管中央和地方的财赋事务。
中统四年(1263年)忽必烈升开平府为上都，又以阿合马同知开平府事，仍然领左右部。
阿合马足智多谋，喜欢自夸，他巧妙地炫耀自己在财政经济方面的成效，博得一些朝臣的称誉。
至元元年(1264年)八月，忽必烈超拜阿合马为中书平章政事，位列宰执。
两年后，朝廷设立专领财赋的制国用使司，以阿合马为使。
至元七年，罢制国用使司，立尚书省，专事理财，与中书省并立，又以阿合马平章尚书省事，总揽理财大权。
同在尚书省任职的参知尚书省事麦术丁也是回回人，善于理财，不过他不像阿合马那样刻剥聚敛。
参知尚书省事张惠是四川汉人，伯颜统率元军伐宋期间，他领江淮钱谷，擅启亡宋府库封钥，被伯颜告发。他还曾请求为阿合马的长子忽辛复官，是个附炎趋势的人物。
至元九年(1272年)，并尚书省入中书省，阿合马又迁中书平章政事，参知尚书省事张惠为中书左丞，参知尚书省事李尧咨、麦术丁并为参知中书政事。
阿合马既掌握了财权，又进而掌握了政权。
阿合马在元初任宰职十三年，若从他领中书左右部理财时算起，执政近二十多年，他的主要任务是为忽必烈聚敛财赋，他都使用了哪些聚敛手段呢？
2、阿合马的敛财手段阿合马的理财手段首先是垄断盐、铁业。
他专任财赋之事伊始，首先垄断河南钧、徐等州冶铁，以兴鼓铸之利。又以礼部尚书马月合乃兼领已括三千户，兴煽冶铁，每年输铁一百零三万七千斤，铸造农器二十万件，高价卖给农民，以此输入官府的粟就达四万石。
《元史·阿合马传》说：“世祖急于富国，试以行事，颇有成绩。”
可能就是指阿合马垄断河南钧、徐等州冶铁所取得的“成绩”，暂时满足了他对财赋的需求。这既显示出阿合马理财本领，也使阿合马博得了忽必烈的信任。
他先在东平（今山东东平)等路设立稽查私盐的巡逻队，禁止私盐走私，不久又奏请垄断太原（今山西太原）路盐的专卖。
灭宋战争开始后，为扩充军费，他奏请在南京（今河南开封）、卫辉（今属河南)等路籍括药材；蔡州（今河南汝南）发盐十二万斤，禁止私相贸易。
阿合马特别热心的是增加课税。增加课税的内容之一是增加盐课。
忽必烈即位初期，盐价每引值钞十四贯，至元八年(1271年)，升为钞十七贯。
至元元年(1264年)正月，阿合马认为太原百姓煮小盐贩卖，使得官府在解州专营的盐的销售额减少，奏请将太原路每年收入的课银，由七千五百两增至一万二千五百两，由僧、道、军、匠等户均摊。
而按原来元朝规定，这些户计是不纳盐赋的。至元八年，阿合马又奏请增加太原盐课，以一千锭为常额，仍令本路兼领。
增加课税的第二项内容是增加商税。
中统四年（1263年)，阿合马奏请：
凡在京权势之家经商的，以官银做买卖的，必须交税。七年后，又制定三十分取一的税制，以银四万五千锭为额。禁止典卖田宅不纳税。
增加税粮也包括在增加课税的内容之内。忽必烈初年，核验诸路民户成丁的数额，规定每丁每年征粟一石，驱丁征粟五升，新户丁驱各半之。至元十七年(1280年)，改丁税为：全科户，每丁粟二石，驱丁粟一石。每丁缴纳税粮较前增长一倍。
元朝发动全面灭宋战争后，财政耗费骤然加大，以致国用不足，国家财政不能满足战争需求。
阿合马却将国用不足归咎于减免编民征税、罢转运司官，应该令各路总管府兼领课程。
他向忽必烈提出“验户数多寡，远以就近，立都转运司，量增旧额，选廉干官分理其事”，复立诸路转运司十一所，以亦必烈金、札马剌丁、张暠、富珪、蔡德润、纥石烈亨、阿里和者、完颜迪、姜毅、阿老瓦丁、倒剌沙等为使，分理地方财赋，量增课程元额。
他选的这些转运使，大都是横征暴敛、贪污中饱之辈，并非廉干之官。
元朝灭宋后，阿合马又奏立江西榷茶运司、诸路转运盐使司、宣课提举司，以增敛赋税。
他还在征税机构中滥设官吏，仅一年的时间内，宣课提举司官吏冗员就增加至五百多。江西行省左丞陈岩、范文虎等向中书省告发宣课提举司官吏扰害百姓，且侵盗官钱，请求罢除宣课提举司等机构。
阿合马还用扑买的手段暴敛财赋，扑买就是包税。
至元十八年(1281年)九月，西安王相府官赵炳向阿合马献策说：陕西行省课程岁办一万九千锭，官府若果尽心措办，可得四万锭。
阿合马得到忽必烈允许后，命赵炳承包陕西税课。两年之后，京兆等路岁办课额，自一万九千锭增至五万四千锭，将近原来课额的三倍老百姓的负担自然也将近增加至原来的三倍！
阿合马尚以为未实，还想复查核实。阿合马为了取悦忽必烈，也为了他自己从中牟利，真是贪心不足！
倒是忽必烈尚有些怜悯百姓的心情，不屑地说：阿合马知道什么。事情才算了结。
扑买是西域回回商人典型的理财方法。
在增税的同时，阿合马有时也根据具体情况，减免税课。
如至元七年(1270年)，山东益都（今山东青州）、登(今山东蓬莱)、莱（今山东掖县）等路和南京、河南两路发生蝗旱，大名、东平等路蚕桑皆灾，适当减免这些路的包银或差赋，禁止官府多取于民。
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距内地路程遥远，商旅往来不便，特免收税。
阿合马聚敛财赋的第三种手段是滥发纸币。
中统元年十月，元廷发行中统宝钞，以银为本，每两贯同白银一两通行，各种赋税都收中统钞。初期的发行量有限，物价大体上是平稳的。
元朝发动灭宋战争后，为换发南宋的交子、会子，阿合马于至元十三年(1276年)六月在大名府设置行户部，掌印造交钞，以通江南贸易。
随着战争的进展，军费支出也越来越浩大，阿合马便以大量印造纸币作为解决财政困难的办法，他甚至“私家盗印，奸贪无厌，遍行诸路，回易物货”。
每年的印发数，由原来的数十万激增至一百九十万。钞币的滥发，使得物重钞虚，钞法日坏，以致钞价贬值至十分之一。
阿合马最突出的理财手段是理算。
理算也叫“打勘”、“拘刷”，原义是检查和清理官府钱财的欺瞒和逋欠。
阿合马以“理算”的名义向各级官吏额外诛求财赋。忽必烈朝中期，吏治已相当腐败，官吏贪赃纳贿，敲剥民财。
阿合马通过理算向地方官吏勒索钱物；地方官吏被勒索后，再去敲剥百姓。
如果还不明白“理算”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理财手段，那么，南宋遗民郑思肖在其《心史》中所说的一个比喻，可使您对这种骗财之术有一个形象的了解。
他说：
“此为鞑（蒙古）之勾当(公务，事情)者，人以鸬鹚为譬：鸬鹚得鱼满颌，即为人抖取；鸬鹚更取鱼，人又抖取。”
以鸬鹚喻地方贪官污吏，以渔人喻阿合马的理算之徒。元朝灭宋之后仅十年，阿合马对江南钱粮进行了八次理算。
他奏遣不鲁合答儿、刘思愈等往检核江淮行省立省以来一切钱谷，发现行省平章阿里伯、右丞燕帖木儿擅易命官八百员，擅自设左右司官，及铸造铜印等违法行为。
报告朝廷后，忽必烈问阿合马：“阿里伯等何以为辞？”
阿合马回答：“(阿里伯)擅支粮四十七万石，奏罢宣课提举司及中书遣官理算，征钞万二千锭有奇。”
阿里伯、燕帖木儿竟因此被杀。根据《元史·刘正传》记载，阿里伯并没有偷盗官粮，而是与阿合马不和，阿合马趁机诬陷他。阿合马通过这种手段，不仅搜括了财赋，还排斥了异己，可谓一石两鸟。
3、忽必烈为何宠幸他？阿合马的理财政绩解决了忽必烈国用不足的问题，使得忽必烈对他非常信任。
忽必烈曾对淮西宣慰使昂吉儿说：
夫宰相者，明天道，察地理，尽人事，兼此三者，乃为称职。阿里海牙、麦术丁等，亦未可为相，回回人中，阿合马才任宰相。
阿里海牙是元朝攻宋战争中的主帅之一，功勋卓著，官至湖广行省左丞相。
麦术丁是回回人，也有理财之能，官至参知中书省事，但他不像阿合马那样肆意盘剥，忽必烈反而不欣赏他。由此不仅可知忽必烈对阿合马的赏识、称道，也可知阿合马是政治、经济、人事方面的“全才”。
至元九年(1272年)，阿合马进入中书省后，逐渐夺取选官用人权，大立亲党。
他以其长子忽辛为大都路总管兼大兴府尹，也就是都城周围地区最高长官。
中书右丞相安童奏告忽辛等阿合马党羽多不称职，请求选人替代。忽必烈却不予理会。
不久枢密院官奏请以忽辛同佥枢密院事，阿合马试图将他们家族的触角深入到最高军事机构枢密院。
忽必烈认为忽辛只是个不懂事的“贾胡”，没有答应。
但到了至元十六年(1279年)六月，阿合马将忽辛提升为潭州行省左丞，后来又升至江淮行省平章。江淮行省是元朝最富庶的地区之一，忽辛去任职，当然是个肥差。
次子抹速忽任杭州路达鲁花赤，侄子别都鲁丁曾为河南行省参政，阿合马另外的儿子或侄子有的担任礼部尚书、将作院（掌管宫廷制作冠佩首饰、器皿、织造等造作的机构)达鲁花赤、领会同馆。
礼部尚书是职掌礼乐、祭祀、朝会、燕享、贡举等政令的正三品官，阿合马的子侄们只知收括财赋，反对汉法，对儒家礼仪根本不通，由他们来做礼部尚书，实在是很滑稽的事。中书左丞崔斌指责阿合马“溺于私爱，一门子弟，并为要官”。
甚至阿合马的家奴忽都答儿等也把持兵权。
4、荒淫无度的理财派集团至元十七年(1280年)，阿合马把他的党羽郝祯、耿仁由中书参知政事提升为中书左丞，在朝廷中形成了一个理财派集团。
在这个集团中，汉人占相当比重，除郝桢、耿仁外，还有像安西王府官赵炳那样附炎趋势、希求仕进的汉人官僚，与回回人理财派大臣因缘为奸，专以聚敛财赋、破坏汉法为能事。
阿合马依仗权势，卖官囊爵，连商贾贱役，都可以行贿入官，甚至有以妻女姊妹献阿合马得官的。
有一个叫张庸的汉人曾献其妹于阿合马而官至转运使，另一个叫蔡仲英的汉人献其女于阿合马而官至尚书，其寡廉鲜耻竟至于此。
关于阿合马有多少妻妾儿子，中西史籍记载可以相互参证，明朝初年修的《元史》只提到他被处死的四个儿子。
忽必烈时来华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则明言，凡有美夫人为阿合马所欲要的，无一人得免。妇未婚，则强娶为妻，已婚，则强之从己。
其手段则以官职诱惑美女的父兄，或因他人盼得高官显职，或因他人畏惧权势，阿合马尽得美妇为其妻妾。他有子二十五人，皆居显要。
波斯史家拉施特的《史集》说他有妻四十，妾四百。
南宋遗民郑思肖的《心史》也说阿合马“多夺人之美妻艳女”，有子四十余人，其中一半有权职。他的“窟宅”达七十余所，分置子女妻妾。
后二书得自传闻，数字或有夸大，而马可波罗时在大都，说他有子二十五人，当系确数。除了记述阿合马妻妾、儿子的数目不同外，中外史书对阿合马的贪淫恶毒竟是异口同声！
据《元史·世祖本纪》记载，阿合马党羽竟达七百一十四人。阿合马卖官鬻爵，致使官吏特别冗滥，如西川行省起初只设置四个路级行政区，因阿合马滥用官，增为九路，以安插阿合马的党羽。
参加平宋的万户昂吉儿回到大都后向忽必烈汇报：
江左初平，官制草创，权臣阿合马纳赂鬻爵，江南官僚冗滥为甚，郡守而下佩金符者多至三四人，由行省官举荐超授宣慰使者甚众，民不堪命。
官吏冗滥，肆意搜括，势必加重百姓的负担，特别在刚刚经过战争蹂躏的江南地区，更是雪上加霜。
阿合马执掌理财大权，以权谋私，中饱私囊。
他的长子忽辛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时，贪污钞八十一万锭。他和他的家人又依仗权势经商，置总库于其家，以收四方之利，号曰“和市”，以网罗财赋，是名副其实的“官商”、“官倒”。
阿合马还强取豪夺百姓田产，京师周围的良田，多被阿合马父子霸为己有。他家的马、驼、牛、羊、驴就达到三千七百五十八头。
阿合马自知作恶多端、树敌太多，平时极为谨慎小心和警惕，身边经常有卫士守护，而且他卧室无定所。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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